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 选题缘由

自20世纪中叶历史地理学兴起之后，历史城市地理学作为该学科的重要分支，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城市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等方面。[1]近年来，关于近代以来城市的转型问题日益被学者重视，尤其是沿海、沿江开埠城市的近代化转型研究，涵盖城市政治变革、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商贸金融、市政建设、城市规划等各方面，俨然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阵地。然而从历史城市地理学角度对近代城市转型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对于民国西安城市地理的研究更是不尽如人意。

与当前学界关于民国西安城市地理研究相对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安在民国时期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一·二八”事变上海遭受蹂躏；从伪满洲国沐猴而冠，到华北事变平津门户洞开，中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局部抗战此起彼伏。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爱国人士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2]。面对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南京国民政府遂将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而西安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区域中心城市，自然得到国民党中央的特别重视。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西安为陪都，并组建“西京筹备委员会”，西安进入了13年的陪都建设时期，掀开了近代西安城市演变的新篇章。[3]

1932年以后，作为陪都建设的西安，社会政治地位有了较大提升。随着西京筹备委员会和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的成立，西安在民国开发西北和陪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承担了西北地区经济组织、管理和领导的职能。尤其是陪都计划，更是将西安视为国家政治中心来进行规划建设，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对西北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民国西安城市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学术界对唐以后西安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陪都时代”西安对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意义；其次，对民国问题的研究一般较为敏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民国城市研究似乎是一个禁区，偶有提及也多持否定、批判态度[5]；最后，民国西安城市史料收集、整理、利用困难。这些原因共同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国西安城市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此外，近代城市发展的主线乃是城市近代化转型的过程。现有民国西安城市地理的研究著作，多从历史地理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出发，注重探讨城市各物质要素的发展演变及空间布局。而对于城市近代化转型发展的特征及相关人文层面的变迁，缺乏足够的讨论。

因此，本书立足于民国西安城市地理研究的现状，从城市近代转型视角出发，以道路这一城市变革的先导性物质要素为切入点，通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复原民国西安城市道路系统的演变过程，结合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探讨与城市道路系统演变相关的市政管理变迁和道路利用冲突及管理问题。以从物质建设到上层制度演变，再到社会变迁的研究思路，探索近代转型视角下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同时也积极推动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地理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