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西安城市道路系统演变的社会经济背景

辛亥革命后，随着满城的拆除，东大街、北大街的先后兴筑，民国西安城市道路系统演变自此开始。至1949年5月，城市道路系统演变大致经历了民国前期的初步变革（1912—1930）、筹建陪都西京前期碎石马路道路系统的建立（1931—1938）、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对城市道路系统建设的勉力维持（1938—1941）及民国后期西安市政处——西安市政府治下的道路系统演变尾声（1942—1949）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城市道路系统的发展变迁，无不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民国西安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前期的地方自治发展、中期陪都筹建以及后期西安市政府省会建设等三个阶段。

清代西安城作为实际上的重城形态，城区东北隅为八旗兵驻扎之满城所在，东南隅为汉军驻守的南城，南城在清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废弃。[2]辛亥革命期间，满城内住房被毁一空，满城城墙因为有碍交通，在1912年9月，由陕西都督张凤翙下令拆除。[3]到这年12月，又拓展了从钟楼到东门的满城南墙原顺城巷，命名为东大街，并沿街修盖房屋，力求在高度及南北间距上划一。各房檐下都有走廊，门面以九间为一组，整齐划一，蔚为壮观。[4]东大街所新修店铺，主要用于出租和出售，作为当时市内最宽敞的街道，东大街成为新兴的商业街，为以后西安城区商业区的转移奠定了交通基础。

东大街的开辟及其与东关交通的畅通，使西大街、南院门一带的传统商业重心与东关的商业贸易中心之间有了沿东大街发展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安城市东西轴向商业的繁荣。但这一发展趋势因“围城之役”而中断，“围城之役”西安死难军民四万多人，人口骤减，经济被破坏，西安城市社会经济衰败到极点。[5]至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归国民政府管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才步入正轨。

“围城之役”后，为促进西安城市发展，以冯玉祥为代表的陕西军政机关对西安城市建置及建设进行了初步设计。1927年11月25日，西安开始设市，初名西安市政厅，同年12月7日改名西安市政委员会。1928年1月16日陕西省政府颁布《西安市暂行条例》，规定“本市为陕西特别行政区域，定名为西安市”,“在本市市政府成立之前，为办理本市行政及筹备市政府与市民自治等事宜起见，设西安市政委员会”,“直隶于陕西省政府”。是年9月22日，西安市政府成立，驻地为五味什字中州会馆西侧，辖区以原属长安县之西安城内及四关为范围，面积约15.5平方千米。[6]

民国前期西安的首次设市，使城市管理和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在此期间形成了第一部城市建设规划文件《陕西长安市市政建设计划》，这是城市建设职能逐渐独立并纳入近代管理机制的开始。[7]1926年年末，冯玉祥在西安东城门北侧开辟了中山门，又于1927年在西城墙北侧开辟玉祥门，使城市道路发展具有向外趋势。1927年7月，陕西省政府由北院门迁往红城办公并改名为新城，并于1928年将原满城区划定为新市区，西安市政府在新市区规划道路，拍卖荒地，促进了原满城区域的开发。

虽然民国前期以新市区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西安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制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开发力度有限，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西安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不过满城的拆除和新市区的初步开发，也是日后民国西安城市近代化转型的前奏。以1927年新城设立政府机构为开始，自清初以来的以西半城为政治、商业中心和人口密集区的城市格局正在悄然改变，东半城尤其是原满城区域的大片空地随着陪都西京的建设以及陇海铁路修抵西安，而成为新兴工商业、安置移民以及规划建筑的最佳选择。

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市组织法》，提高了设市标准，其中规定：“凡人口不满二十万之都市，得依所属省政府之呈请暨民国政府之特许建为市。”[8]西安因“围城之役”人口锐减，不满二十万的设市标准，故而是年11月8日陕西省政府通令撤销西安市建制，辖区仍归长安县管理。11月9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即向行政院报裁撤西安市理由，认为西安“僻处西北，交通阻滞”,“连年荒旱，户口减少，商业萧条，原无设市政府的必要”等，行政院对此予以备案。[9]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应对时局的突变，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10]西安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陪都西京的筹建阶段。是年4月7日，西京筹备委员会于西安训政楼开始办公，并于6月4日迁至东木头市2号。该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37次会议议决：“西京市直隶于行政院之市”,“西京之区域，东至灞桥，南至终南山，西至沣水，北至渭水”,“西京筹备委员会为设计机关，西京市为执行机关”。至1934年8月，西京筹备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成西京市建设委员会，统筹管辖西京市内市政建设。

西京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西安近代大规模市政建设的序幕。至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行将胜利，奉令裁撤，陪都西京建设的13年，由于国民党中央政策的倾斜、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内迁以及陇海铁路修抵西安的影响等，这一时期西安城市社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近代工业全面起步，工业布局在城市中体现出由分散向集中，以交通为导向的空间过程。[11]

这一时期西安近代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同陇海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陇海铁路修抵西安改变了制约西安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组织、原材料运输和产品销售等的条件，成为近代西安工商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也深刻地影响了西安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火车站的选址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工厂的内迁，使原本荒凉的原满城区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加快了新市区及西安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而西安得以在短时期出现繁荣的景象除交通因素外，还和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及沿江沿海城市大批技术人才内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此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1932.3—1945.6）和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1934.9—1942.1）为西安城市的近代化市政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3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拟定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西京市区计划决议。[12]至1941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又拟定了一份共四章十八节的西京规划，其中将城区道路等级定为五等，并对城市用地的功能进行规划，行政区定为新城区，日后则移至南郊新区；西南郊为工业区；未央宫遗址处定为中学区，东南郊地势起伏之处则设为大学区。各区域内根据需要设置小学、医院、运动场、广场、公园、水面等公共设施。[1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近代化的深化发展，城市规划受到西方规划思想的影响。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敌机的肆意轰炸，对西安城市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得一些工厂外迁，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安近代工业产生不良影响。在此期间，由于战时军需的刺激，西安城市手工纺织业有所发展，抗日战争初期，西安纺织工厂仅17家，纺织机100余台，到1940年则增加到109家，拥有纺织机1100余台。[14]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内部道路逐渐完善，民国西安道路系统的主体结构基本定型。

不过，从1930年西安撤销市建制，到1941年筹备西京市实际工作的停止，这期间西安城区的行政管理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虽然名义上西安城关在长安县行政区域以内，但实际上长安县已不再管理西安城关的各项事宜。这一时期西安城关的行政管理，除少数事项由省政府有关厅局直接办理外，多数事项则组成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如省民政厅直属的省会公安（警察）局、省会地政处、省建设厅直属的西安市政工程处、西安园林管理处、省卫生处直属的省会卫生事务所、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直属的西京市合指导处等，均是分管西安城关各项行政事宜的专门机构。[15]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原定陪都西京市改称西安市。1941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奉蒋介石令，为整顿西安市政建设，撤销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改设陕西省西安市政处，开始接管原由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进行的部分工作。西安城市建设开始进入西安市政处——西安市政府管辖的时代。西安市政处直隶于陕西省政府，行政区域以陕西省会城关为范围，包括飞机场区域和火车站，面积约20.5平方千米。市政处主管业务限于市政工程建设、自治财政稽征、园林管理及一部分公益事项，管辖范围较小，且不领导基层行政机构，这实际上是向正式成立西安市建制的准备和过渡。

1943年3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照准陕西省呈请“将西安市政处改组为西安市政府”，西安再次设市。1944年9月1日市政府正式成立，为陕西省辖市，陆翰芹任市长。直属于陕西省的西安市正式成立，实际上说明国民政府已经放弃初衷，中止陪都西京计划，转而专注于新陪都重庆的建设。[16]至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同年12月内政部核准西安市简称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设在西安的沿海沿江工厂陆续回迁，但仍有一些企业最后留在西安，成为这一时期西安工业发展的基础。此后数年间，由于国民党当局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西安作为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军事大本营，虽然工业、企业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但远不如抗日战争时期增长的程度。

根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西安城内商铺的增长幅度依然可观，各类新增商铺共225家。各类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场所，如劳动力市场即“人市”，在东大街端履门什字、东关老关庙什字、西城举院一带；买卖旧物的“鬼市”设在尚俭路一带，以新旧自行车交易为主；米面市场集中在西大街桥梓口、尚勤路、东关及粉巷；木料市场集中在崇孝路；煤厂多集中在北门外及北大街；骡马市场在崇悌路；木炭及柴市在革命公园东及大湘子庙街；布匹及日用品以尚仁路国民市场和民生市场为专卖；干果及纸烟市场位于社会路和北院门；商品批发市场则是位于北案板街的新安市场。从商业的分布格局来看，这一时期已经与抗日战争时期有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就是新市区商业市场的增加，这对于日后西安商业分布格局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17]

这一时期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城市重建的浪潮，在此影响下，西安城市管理者也拟订了新的都市计划、内容涵盖道路与用地分区发展计划、整修钟鼓楼及其周边马路计划等。1947年3月，西安市政府建设科基于城市道路开辟、房屋建筑无所遵循，不利于城市长远发展的考虑，在借鉴国外都市计划原则和吸取战时防空教训的基础上，并比较城市“向高空伸展”与“向广阔伸展”的利弊后，按照“防空第一，康乐第一，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原则，拟定了《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西安市道路暨分区草图》。这一时期，西安城市规划受到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强调城市绿化环境的建设，同时交通问题得到重视，也注意到古城的价值及保护等。但是这一时期西安工业化进程的停滞，阻碍了城市近代化发展的进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