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贝娄与超验主义思想研究状况

贝娄的创作受到了超验主义作家的影响并非新鲜话题。贝娄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超验主义者，并在作品中经常引用他们的作品，表明美国超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娄的文学创作。有些论者曾提出贝娄作品与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传统之间存在联系，如蔡斯（Richard Chase）分析《雨王亨德森》和《奥吉·玛奇历险记》中的自我死亡、现实和想象主题时，指出贝娄具有朦胧的超验主义思想，贝娄一方面继承了自然主义作家的传统，把人物视为由遗传和环境所决定的产物；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相信人物是一个自主的自我，这样一个既定的先验事实是自然条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58] 一些重要的评论家，如坦纳（Tony Tanner）、俄普代尔（Keith Opdahl）、布拉德伯利（Malcolm Bradbury）、布鲁姆（Harold Bloom）、波特（M.Gilbert Porter）和哈桑（Ihab Hassan）等都曾指出，贝娄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与爱默生和惠特曼的超验主义传统有关系，但除波特曾撰文就此进行过探究外，其他人只是在其研究中附带提及，并没有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而且，波特的观点是通过一部专著和一篇文章体现出来的。他在《力量何在？索尔·贝娄的艺术性和人性》（1974）一书中，采用“新批评”的方法，细读了贝娄从《晃来晃去的人》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七部小说，在分析《赫索格》时，发现赫索格从异化走向归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变，并在该书结论中指出，贝娄是一位“新超验主义者”。[59] 波特在其分析“贝娄的超验观”的文章中指出，贝娄在民主、死亡、永生和艺术的功用等方面的见解与超验主义者相同。波特认为，贝娄的人物明白，“知识是超验的、直觉的，对永生的认识来自于自然和人类的内心，这样一种认识论是逻辑所不能分析的”。[60] 波特在其专著中对贝娄小说中的细节进行的解读，有助于读者很好地理解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但其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对贝娄的小说与超验主义者的作品中存在的共同主题（如民主、死亡、永生和艺术的功用）的解析并不深入。更令人遗憾的是，波特之后并没有发表就这些思想对贝娄小说主题的影响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此后，关于贝娄与超验主义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几乎归于沉寂。

贝娄与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渊源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印度学者归亚姆（M.A.Quayum）的博士学位论文。归亚姆在1989年到1996年发表的四篇文章中，分别探讨了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与爱默生的哲学联系（即两者均持有中庸之道的思想），《洪堡的礼物》中的人物“洪堡”（Von Humboldt Fleisher）与爱默生在随笔《洪堡》中描写的历史人物“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一位普鲁斯伯爵）之间的渊源关系，《洪堡的礼物》所表征的现代诗人的式微，以及《赫索格》中追求平衡的超验主义思想。归亚姆首先从爱默生的作品中抽取大量的段落、陈述和事件片段，并从中归纳出爱默生所倡导的节制、统一或平衡的超验主义思想，再从贝娄的小说中抽取相应的例证，表明贝娄在创作中继承了超验主义思想。后来，归亚姆以这几篇文章为基础，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索尔·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2004）。在该文中，归亚姆运用同样的研究思路，解析了贝娄的小说《雨王亨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和《院长的十二月》，论述了这几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所持有的生活观——即反对现代人对生活的极端化态度，提倡一种和解与团结或秩序与平衡的生活观——与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和惠特曼的道德哲学存在着一致性，并以此表明，贝娄继承了爱默生-惠特曼传统，是一位“新超验主义作家”。[61] 除此之外，鲜见从超验主义视角对贝娄作品进行的研究成果。

从以上可见，国外贝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中，只有归亚姆对贝娄作品与超验主义传统的渊源进行了系统分析，但是，他只侧重于分析这些作家作品在调和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的“双重意识”方面的一致性，而忽略了对贝娄小说中展现的超验主义思想的其他核心命题，例如：追求独立自主之人格，固守传统道德标准，对灵魂的信念，以及精神追求和人性诉求等的分析。而这些正是本研究的着力点。

虽然国内对贝娄作品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者的视野大多局限于对贝娄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存在主义思想、“父与子”主题、异化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技巧等方面，鲜见对贝娄小说与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渊源、贝娄的超验主义思想及其在小说中的文学展现方面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对贝娄小说中的主题思想与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渊源、贝娄的超验主义思想及其在小说中的文学展现方式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出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断裂、变异及其文学展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