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美国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置身于美国后现代社会，但一生怀着文学济世的情怀醉心于文学创作。他主张通过直觉和想象力，使艺术秩序独立，并超越于物质的现实，以拯救混乱无序、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使其呈现出一种内在秩序，揭示出其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构建整体性秩序的乌托邦倾向。在创作中，贝娄秉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传统，真实地再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困境，持续地言说美国公众的精神需求，展现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求索。贝娄批判后现代社会道德沦丧、主体丧失和异化现象，试图通过小说进行道德教谕，用精神追求来救赎道德崩溃、价值真空的后现代社会。贝娄的小说对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等超验主义者所提出的关于愿景、启示和生命价值等方面的观念的探讨，对物质对精神世界的摧残、主人公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和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表征，使得其小说满溢超验主义色彩。“他的资源明显地深入到美国文学——可以追溯到他经常在作品中提及的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及他所赞赏的德莱塞等自然主义者，同时，他也汲取了欧洲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中的养分。”[1]

虽然索尔·贝娄的创作始于20世纪40—50年代，与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相隔近百年之久，但贝娄是爱默生式的精神探索者。作为犹太移民的后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排犹运动、精神流亡和身份危机等遭遇使贝娄的境界高出消费社会中的普遍大众，更加贴近爱默生等美国思想先驱的超验观，即崇尚先验、膜拜自然、追寻自由、力主社会和谐、价值中庸以及道德救赎。贝娄长达60年的文学创作就是一条漫长的精神探索之旅，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注重精神追求，依靠自己的道德直觉和善良本性超脱尘世的俗念，从异化走向归化，重新融入社会。可以说，贝娄继承了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者未竟的启蒙事业，通过小说创作，以精神追求和人的善良本性为依托，启迪行走在“荒原”上的人们如何自我拯救。菲利普·罗斯在《重读索尔·贝娄》一文中赞叹贝娄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2]

爱默生等超验主义思想家活跃于美国民主大革命时期，在杰弗逊时代的农业理想的土壤中孕育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的整体，上帝就在人的心中，将神性赋予人类。爱默生主张，人应该独立思考，追求独立自主之精神。而梭罗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物质极简主义思想，要求人们简化物质生活，回归自然。这无疑给当时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人们当头棒喝。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爱默生只关注精神，不在意头脑以外的社会现实；梭罗号召人们归隐山林，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消极的遁世色彩。

贝娄的创作背景是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巨大革命销蚀了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美国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以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符号化和象征化为表现形式的消费社会。符号和商品逻辑一统天下，致使物欲横流，自我丧失和人的物化，甚至是人际关系也被物化为一种伪关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断裂、突变和无规范的异质性，使得一切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丧失了其合法性，历史感失落了，中心消解了，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生活原有的、确定的意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非线性、无政府主义、价值空白、不确定性、断裂和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道德崩溃和价值真空使得贝娄这位追求精神、以艺术拯救世界的作家回眸启蒙时期的爱默生思想，将积极入世的犹太文化因素融入超验主义思想，为后现代社会勾勒田园式、超验的乌托邦愿景。可见，贝娄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想象与道德重构，寄寓了其道德济世的情怀。

在贝娄创作时期，美国文学已经处于反经典、反阐释、反文化、反精英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开始对小说创作形式和技巧进行探索、试验和创新。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用各种幻象、超小说、体裁杂糅、戏仿、拼贴、语言游戏、蒙太奇等形式，来表现不确定性、零散叙事、零度写作、语言主体等特征，以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打通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壁垒。但是以当一名“社会历史学家”为己任的贝娄却偏离了当时的创作主流，他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手法，而是继承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来展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况，既保持了其小说的独特性，又对后现代社会的自我迷失、道德沦丧、价值真空进行了批判。由于其小说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贝娄于197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在物质至上的后现代社会的创作背景下，重提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的思想要旨，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主人公的精神追求，批判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物化现象和精神暗淡化。由此，贝娄将自己的创作置于一个很大的文学传统中，兼收并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技巧（内心独白、象征主义、自由联想、时空错位等），想象出童话般的、田园式的乌托邦愿景，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批判。

本书以贝娄缘何坚持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以启蒙思想为指导，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创作以浪漫主义为主调、具有乌托邦倾向的小说这个问题为出发点，选取贝娄创作中期的五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集中探究贝娄小说中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及其在小说主题和形式层面的表现方式，从历史语境的差异性角度辨析这一思想主题与传统的超验主义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阐述贝娄小说中的社会伦理维度，以期揭示贝娄的文学济世情怀，以及作为哲学和文化思想的超验主义在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文学作品中的展现方式。本书用后现代语境中的超验主义来指称贝娄作品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目的在于辨析、理清超验主义思想在贝娄小说中的特殊性，辨析贝娄的文艺思想与传统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历史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