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成果颇丰，对“甲”1855部队、“荣”164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却很薄弱。

战后日本国内一些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有良知的学者先后出版了许多关于日军细菌战的著作，但主要是关于731部队的，却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波”8604部队（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著述。中国国内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成果更是稀少。

“8604部队组织庞大、严密，其保密性特强，档案、报刊、史书上均没记载，中国人不知道，日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故不仅一般人（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波”8604部队，甚至连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对此也不甚了了。[1]

只知有“波”8604部队而不知其详细情况，这成为中国、日本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笔者不揣浅陋，试探其形成原因：

第一，美国为了战后同苏联争霸，在东京审判中主观上有意掩盖日军的细菌战罪行、包庇细菌战罪犯。1947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以“绝密电”指示驻日美国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于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有很大的价值。（2）从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来看，获得731部队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超过以战犯罪责去审判石井等人。（3）……（4）获得的日本细菌战情报须存留于谍报系统，禁止用于追究战争罪责的证据……”[2]

结果不仅石井四郎未受到惩罚，其他的一些细菌战罪犯如华北的“甲”1855部队、华中的“荣”1644部队、华南的“波”8604部队（佐藤俊二的继任者）和新加坡的“冈”9420部队的首脑均逃避了正义的审判。如果美国主持的东京审判能严厉追究日本的细菌战罪行，相信很多细菌战事实不会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被揭露，像“波”8604部队这样踪迹难觅的情形也不会出现。

第二，伯力审判存在失误，对731部队以外的其他细菌战部队罪行竟未予深究。苏联主持的伯力审判的重点在于追究日军（主要是东北的731部队、100部队）对苏联、蒙古的细菌战进攻，忽略了其他细菌战部队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重大罪行。甚至连华北的“甲”1855部队和新加坡的“冈”9420部队也未曾提及（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个细菌战部队的存在）。中国学者郭成周等指出，曾任“波”8604部队部队长的佐藤俊二“在伯力受审时，只字不谈在广州的事，只谈了初到南京的事，而法庭也未追究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此广州的细菌战问题是一空白”。[3]佐藤俊二军医少将，这个曾先后担任“波”8604部队和“荣”1644部队部队长的细菌战元凶之一，隐瞒了大量细菌战罪行。判决书上说：“佐藤在先后主持这两个部队时，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4]佐藤俊二作为曾先后担任日军五大细菌战部队中两个部队部队长的罪犯，仅此一个罪名而已，最后只判刑20年。伯力审判未能深究“波”8604部队的罪行，错过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机。

伯力审判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与法庭是由苏联单方面设立的有关，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一个主要当事方中国（包括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的延安政府）并未参与。抗战结束后，苏联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中国东北把包括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资料和全部的细菌战罪犯，作为战利品悉数带回苏联。而当时在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双方谁也无暇甚至无力顾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党当局虽然派员参加了当时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但这种参与毕竟是有限的）”。[5]

苏联政府主持的伯力审判，还体现出其企图独自获取日军细菌战资料和技术的一面，在“二战”后很快形成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背景下，这种企图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同美国一样。同时，伯力审判撇开了主要的受害国和当事国——中国，单方面进行审判，应当说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漠视。

第三，日本在战败前对有关细菌战罪行的资料和证据高度销毁，并在战后刻意隐瞒。虽然没有“波”8604部队销毁文件等罪证的直接资料，但原“荣”1644部队机要美术兵石田甚太郎的证词却把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怎样销毁细菌战罪证的情况真实地描述出来：“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 1644部队在上级指示下，有组织地销毁了所有文件资料，杀死了所有剩下的‘圆木’（活人体）。当听说中国重庆政府要来接收该部队时，又将可能暴露秘密的所有痕迹清除掉，包括挖出院内的尸骨焚烧后抛入长江。”[6]作为性质一样的细菌战部队，“波”8604部队应当与“荣”1644部队的情形相似，同样销毁了一切可能销毁的有关细菌战的罪证，这才造成了有关“波”8604部队的资料一页难求的状况。

除此之外，战后日本政府有关机构也刻意隐瞒。日本学者近藤昭二说，在日本国内“虽然会有留存下来的情报，但是几乎都不会被公开。防卫省的工作人员每次都会巧妙地岔开我们的请求，比如‘正在调查中’，或者是说‘这份情报目前还没有找到’等等这类的借口”。[7]

第四，当时的国民政府因种种原因，无法完全确证日军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学者廖文认为，国民政府在抵御生化战方面暴露了许多缺陷，如人才不足、资源缺乏等。在广东多次发现日军投放生化武器，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无从研究，也导致我们难以掌握波字8604部队生化战的第一手证据。[8]

第五，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一度松懈了对日军（包括“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窃以为主要原因还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即在国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但又面对着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虎视眈眈，同时苏联也对中国施以政治压力；在国内，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和国计民生的发展任重道远，国家经济建设是急迫的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深究被忽视也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

二

1951年4月8日，《南方日报》登载陈顺旃文章：《日寇用细菌残杀华南同胞，我就是证人！》。揭露日寇在广东阳江及其他地方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导致上千人死亡。这应当是中国最早揭露“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文章，与当时中国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掀起第一波热潮有关。

伯力审判结束后，苏联曾正式照会美国，提议由苏、美、中等国合作成立一个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罪犯，但美国政府避而不答。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苏联提议，在国内形成一个调查和声讨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高潮。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发行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1951年3月，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出版，1952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遗憾的是这一波研究热潮因种种原因迅速降温，包括对“波”8604部队的细菌战罪行的研究亦戛然而止。

对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进行研究的第二波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出版《恶魔の饱食》一书，以采访二三十名原731部队老兵所得资料揭露了731部队的罪恶。此书反响强烈，日本国内出现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著述，据统计整个8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的这类著述高达90种。[9]

此前，1970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其前身为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编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由东京芙蓉书房出版，其中涉及“波”8604部队的有关细菌战活动，尽管对当年的细菌战罪行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但毕竟揭开了笼罩在迷雾中的“波”8604部队的神秘面纱。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涉及“波”8604部队进行细菌战问题的著述相继问世。如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的《日本军の细菌战》面世，刊载在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冬季号）上，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可以说是研究“波”8604部队细菌战活动的基本学术著述，对日本和中国后来研究日军细菌战（包括“波”8604部队）罪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篇重要文章的面世，其资料来源还有个小插曲：1993年6月为了调查“随军慰安妇”问题，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对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资料进行查阅。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详细记载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第一手资料，那就是陆军中央干部写下的业务日志，包含：①从1940年9月至1942年12月参谋本部作战科员井本熊男中佐的业务日志（包括其任支那派遣军参谋时期共23册）; ②从1937年8月起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科员、从1941年11月起任医事课长的金原节三军医大佐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共35册）; ③作为金原大佐的继任，于1943年9月任医事课长的大塚文郎大佐撰写的《大塚备忘录》（共13册）; ④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的业务日志（含其任作战课长时期等的在内，共40册）。将以上四人的资料分别简称为《井本日记》《金原摘录》《大塚备忘录》和《真田日记》。吉见义明认为，“这次发现的资料是陆军中央干部的记录，这样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是日本政府保存的资料，从这一点来说，是绝对不可否认的证据，相当重要”。[10]

对日军在华细菌战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受害国即中国获得的资料，包括政府档案馆档案、学者著述、民间田野调查、遗址遗物、审讯记录、口述历史等；二是从加害国即日本获得的资料，包括回忆录、亲历者个人证言、官方档案、学术著述、遗物等；三是从第三国获得的资料，如苏联、美国的官方解密档案、审讯记录、学术著述等。如果说一些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回忆、证言带有倾向性（如左翼、右翼）和片面性（如个人、局部）的话，那么保存在政府档案馆中的日军前高层军官的相关资料，则从另一个方面弥补了前述缺陷，也是对前者可靠性的证实。这就是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此文的重要学术意义。

此外，对研究“波”8604部队较为重要的著述还有：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由东京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731研究会编的《细菌战部队》，1996年由东京晚声社出版；藤井志津枝的《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由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出版；森正孝、糟川良谷撰写的《侵略中国和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本军队的细菌战攻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由东京明石书店1995年出版；等等。其中，对“波”8604部队落笔较多的是森正孝、糟川良谷撰写的《侵略中国和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本军队的细菌战攻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一书。该书涉及了“波”8604部队的组建、虐杀香港难民、生产鼠疫跳蚤、对华南地区的细菌战进攻等。

其他著述也或多或少地披露了关于“波”860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这些著述，显然对中国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以极大推动，如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解学诗、松村高夫的《战争与恶疫》，由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值得指出的是，当事人的证言也是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某些时候如文字资料缺失时，甚至是重要的史料，如原“波”8604部队士兵丸山茂的证言。1993年7月由日本民间的“日本731全国展执行委员会”在日本举办“731部队（罪行）巡回展”，在全国64处展出，吸引了22万人参观。此次巡回展震撼和感动了丸山茂，说出了有关广州细菌战实情（录音），写了《不管以什么名义，走向战争都是罪恶》一文。该文章由日本731全国展执行委员会主席渡边登寄给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郭成周研究员，而郭成周据此委托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沙东迅教授进行复查和核实。此外，原“波”8604部队士兵井上睦雄的证言（1995年7月糟川良谷采访了井上睦雄，并将采访内容于1995年8月13日刊登在日本《东奥日报》上，揭露了“波”8604部队第4课的一些黑暗内幕）也十分重要，作为当年“波”8604部队第4课的成员，井上睦雄的证言揭露了该部队进行鼠疫试验并用活人解剖等大量细菌战罪行。可见，在其他方面的史料匮乏（如“波”8604部队自己记载的关于虐杀粤港难民和研究生产鼠疫跳蚤等直接的史料已被彻底销毁等）的情况下，这些亲历者的证言极为关键。

三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研究资料是中央档案馆等单位于1989年选编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该书资料翔实、选编合理、覆盖广泛、可圈可点，在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方面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没有关于“波”8604部队的资料。

进入90年代以后，在日本掀起的对日军在华细菌战研究热影响了中国，上述日本学者对“波”8604部队的研究成果迅速被中国学者借鉴和参考。如日本学者糟川良谷先生（见图0-1）的文章《日军在广东的细菌战》就影响颇大。该文是糟川良谷先生于1995年8月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提交的论文，源于1995年9月日本东京明石书店刊行的森正孝、糟川良谷著《侵略中国和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本军队的细菌战攻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一书。

在这之后，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沙东迅的《揭开“8604”之谜》，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谭元亨的《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由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其中郭成周和杨玉林的著述中关于“波”8604部队的内容大部分引自森正孝、糟川良谷著《侵略中国和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本军队的细菌战攻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一书中有关“波”8604部队的内容，而沙东迅的著作中也有引自郭成周但源自森正孝、糟川良谷著作的内容。此外，丸山茂的证言揭露了“波”8604部队利用副伤寒菌虐杀粤港难民的罪恶，成为郭成周、廖应昌所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的一个小的章节的全部内容。沙东迅也由此在广州等地进行了广泛调查，将丸山茂的证言和在广州的民间调查结合，写出纪实性著述《揭开“8604”之谜》一书。《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揭开“8604”之谜》等著述中，均大量采用了丸山茂、井上睦雄的证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客观地说，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在此影响下开始了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的研究，结合其他中外资料和大量民间田野调查写出了更为扎实、更有说服力的关于“波”8604部队的著述。

进入21世纪后，伴随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活动的不断高涨，中国各地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其中也包括对“波”8604部队的研究。常德师范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前身）在2001年成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这是国内高校中唯一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在名誉所长杨万柱教授、所长陈致远教授带领下，研究所的成员展开了对日军侵华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初期的研究是配合常德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活动，展开日军在常德的细菌战调查研究为主。后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全国范围（主要是南方地区）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2002年、2006年和2015年，先后三次主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参加者均有50— 60人，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者、相关研究人员等。该研究所2007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研究”，2014年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湖南及周边地区）”。至此，该研究所的研究区域已逐步从湖南扩展至全国，重点在中国南方地区。其中对“波”8604部队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陈致远教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其中第八章是关于华南“波”8604部队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波”8604部队的主要著述有以下一些：

（1）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

（2）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姜力：《伯力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4）沙东迅：《揭开“8604”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5）谭元亨：《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

（6）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8）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毒气战揭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

笔者对以上著述不敢谬评，简单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应当说，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是对“波”8604部队进行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该书出版于1997年，也是国内正式出现对“波”8604部队加以研究的开始。该著述有关“波”8604部队的内容，广泛涉及了该部队的机构、研究内容、虐杀粤港难民、对华南地区的细菌战进攻、广东的民间调查等方面。为中国学者后来对“波”8604部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著述属于“纪实”形式，是把丸山茂、井上睦雄的证言、糟川良谷的文章、沙东迅的文章以及该书作者的广州调查等经过简单处理连缀起来，这就使文章整个逻辑联系不够缜密，不少地方出现重复内容等不足。当然，属瑕不掩瑜。

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一书，是继郭成周、廖应昌的著述之后，又一包含对“波”8604部队进行相关研究内容的著述。其“四、（三）广州‘波’8604部队”一节，就是专门论述“波”8604部队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即“（1）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2）日军在广东进行的细菌战”。该著述性质上还是属于“编”，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编著”。总的来说，在涉及“波”8604部队的内容上没有超过郭成周、廖应昌的著述，且具体的两部分内容实际上就分别是沙东迅和糟川良谷的两篇文章，几乎未作改动。当然，也有创新的地方，那就是辑录了原“波”8604部队的部分官兵的姓名（美中不足的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这个曾担任“波”8604部队部队长两年多的罪魁祸首竟然未被录入）。

姜力编的《伯力大审判》一书，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当年“伯力审判”中关于佐藤俊二的审讯、宣判资料，使我们看到了当年审判佐藤俊二等细菌战罪魁祸首的国际背景，看到了美国怎样为本国之私利而竭力庇护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看到了苏联侧重追究日军对苏蒙的细菌战罪行而忽略日军在中国尤其是在华南的细菌战罪行的失误。该书早在1950年即由苏联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发行，原书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有中文本发行。因年代久远，2005年时已历经60年，再次选编出版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沙东迅先生的《揭开“8604”之谜》，也出版于抗战胜利60周年（在此之前曾出版此书，1995年6月花城出版社出版，2005年为再版）之际。沙东迅早在1995年的中日哈尔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座谈会上就提交了其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文章，并被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以及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几乎全文收录，构成研究“波”8604部队的主要内容之一。此次以著述形式出版，不仅是为抗战胜利60周年而作，也是沙东迅先生学术成就的体现。此书是国内外专门研究“波”8604部队的第一本专著，其采用的史料来源于中日两国，日本的史料主要是前述日本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波”8604部队研究的内容，以及丸山茂、井上睦雄的证言。而国内的史料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作者大量的民间田野调查（访谈大量受害人及知情人、寻访遗址等），这构成了支撑研究“波”8604部队史料的一根支柱，就如同原“波”8604部队成员的证言的重要性一样（前提是日军在溃败前夕彻底销毁大量文件、证据，导致现在文字史料的匮乏）。二是从图书档案中艰难寻找当年国民政府和社会留下的不多的一些涉及“波”8604部队的史料。可以这么说，沙东迅先生（见图0-2）的这部著述，无论是在内容的翔实上，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上，都超过了郭成周、廖应昌的著述，是研究“波”8604部队的扛鼎之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波”8604部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既然是以纪实性的历史著述面世，除其明显的接“地气”和真实性的特征之外，作为学术著述，在全篇的布局、前后的呼应、阐述的开阔、逻辑的严谨、论证的扎实等方面，不免有所瑕疵。10年后，即2015年，沙东迅先生又出版了一本著述——《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毒气战揭秘》，其中关于细菌战的部分，与10年前的著述相比，除略作文字修改、增加插图（人物、资料、旧址等照片）外，并未添加更多的内容，故在此未予置评。

几乎与沙东迅先生的著述出版的同时，同样也是广东学者的谭元亨先生出版了《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这是一本图文报告。与沙东迅的著述相似，该著述以大量的图片解说当年“波”860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罪恶，其资料来源，主要是郭成周、廖应昌著述所引用的资料，以及沙东迅的民间田野调查，再加上作者组织其学生进行的调研。就其学术意义来说，不会超过前者。但该书却具有前者没有的特点：一是可读性，作者的文学功底可见一斑；二是提出了新的材料（尽管还不是很扎实），证明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的死难者有很大一部分被卡车运往广州其他偏僻山区抛尸荒野（如白云山、从化、增城等地）；三是提出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的死亡人数绝不是几千人，而是惊人的10万人以上；四是把南石头难民收容所与当年德国纳粹在波兰设立的屠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提并论，称其为“东方奥斯维辛”。谭元亨先生还有一本纪实文学著述《东方奥斯维辛纪事》，因其主要是作为文学作品未列入综述之列。

金成民先生的《日本军细菌战》一书是2008年出版的，洋洋洒洒百万字，自是研究日军细菌战的大部头著述。从研究整个日军细菌战而言，该书较为全面，资料翔实，覆盖日军细菌战的方方面面。若从对“波”8604部队的研究而言，则在学术上未能超过郭成周、廖应昌、沙东迅等人，基本上是在郭成周、廖应昌、沙东迅等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简洁地予以叙说，以作为日军整体的细菌战研究的一个小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陈致远教授在2014年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时在书的封面上称“该书是目前国内最新、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日本侵华细菌战的著述”。该著述在重点论述以731部队为首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罪恶行径的同时，对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细菌战活动也作了较大篇幅的论述。其中对“波”8604部队也给予了有分量的论述，其主要资料依据的是日本学者和沙东迅先生的，但是，新增加了一些资料，如伯力审判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日本学者著述等。该书完全是以一本规矩的学术论著的形式出版的，这是不同于前述的一些著述之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波”8604部队的论述，从其建立的时间、机构系统开始，较为深入地阐述了“波”8604部队建立时间问题以及香港难民被虐杀问题、生产鼠疫跳蚤问题以及日军在广东、福建、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行的细菌战问题等。分析较为透彻，逻辑严谨，梳理清晰。该著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迄今为止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坐实了“波”8604部队利用副伤寒菌（肠沙门氏菌）虐杀大量粤港难民的事实。通过获得的受害方资料和加害方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当年“波”8604部队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怎样利用副伤寒菌虐杀大量粤港难民，这里有日军直接施害者的证言，有日本正式出版的著述的佐证，有日本的档案资料；有中国受害者的证言，学者的研究、收藏的档案等。“波”8604部队利用副伤寒菌虐杀大量粤港难民已无疑问，问题是究竟杀害了多少人？除了利用细菌战来杀害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方式？这些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波”8604部队进行了大量生产鼠疫跳蚤的细菌战活动。从许多资料证实，生产大量鼠疫跳蚤是当年“波”8604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从怎样接受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命令、怎样生产（场地、条件、人员等）、到怎样运送（运输工具、地点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与731部队和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一样，生产危害巨大的鼠疫跳蚤是他们相同的主要任务。那么，在广州生产的鼠疫跳蚤最终使用到哪些地方？除了生产鼠疫跳蚤外，“波”8604部队还进行了哪些细菌武器的研究和生产？答案还得继续进一步寻求。

第三，“波”8604部队参加过福州战役。虽然资料有限，但应当推测其实际参加作战是必然的，因为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都不同程度地参加过日军的实际战役，“波”8604部队不可能例外。问题是还得继续寻找相关的佐证资料，以证明其不仅参加了日军的福州战役，还在中国南方地区参加过其他的细菌战活动。

第四，“波”8604部队与陆军省、参谋本部，以及与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关系基本上厘清。其直接受陆军省、参谋本部的指挥，与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东北731部队、华北“甲”1855部队、华中“荣”1644部队、南方军“冈”9420部队）属于同级关系。同时，又隶属于华南派遣军（“波”集团军）指挥。当然不排除731部队对其的影响（石井四郎作为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创始人，不仅是731部队长，还是推动日本走向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资料中可以知道“波”8604部队本部驻扎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是其下属的支部（支队、小分队等）究竟有多少？具体的驻扎地在哪？有什么具体活动？其负责人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继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所述，既是目前中外学者在研究“波”8604部队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今后期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本书拟采用规范的学术论著的形式，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力图对以上一些问题加以补充、完善，形成一个关于“波”8604部队的较前更丰满的认知体系，在吸收其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观点，增加新的论述环节，加强理论阐述，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波”8604部队细菌战罪行作一铺路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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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玉林、辛培林：《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2]美国国家解密档案，转引自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的生化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

[3]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4]姜力：《伯力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5]姜力：《伯力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6][日]水谷尚子：《南京细菌战部队画兵：石田甚太郎的证词》，《文汇报》1995年11月29日，转引自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

[7][日]NPO法人731资料中心会报第20号，第6次学习会（2016年7月8日），近藤昭二：《丸山茂完整录音证言及解说》，第21页。

[8]廖文：《“井上睦雄证言”与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的生化战罪恶》，《武陵学刊》2013年第3期。

[9][日]近藤昭二：《日本731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湖南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10][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日本军的细菌战》，[日]《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冬季号），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