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和缫丝业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一 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时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及美洲和西欧，在很早已见诸文献记载。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达到2000担的水平，最高到过3000担。[1]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500—600担。[2]西班牙殖民者占据菲律宾以后，通过西班牙商人每年运到美洲的中国生丝，有的估计为3000—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担至1万担。[3]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4]，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中国生丝也开始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的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5]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开始的。从17世纪70年代末期起，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生丝对欧洲的出口，逐渐有了历年前后可以比较的统计。在1679—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920担。[6]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5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中国出口生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生丝出口曾经到过19万担，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7]尽管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生丝出口经历着不同的起伏变动，但是，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着年增长3.5%的上升趋势。

单凭这一项数量的变动，是不是就能确定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呢？显然，这是不够的。

首先要考察的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生丝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世所公认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却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了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遍”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8]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以达到成本的10倍。[9]中国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的白银流入中国，曾经颁发了几十道命令，限制墨西哥和秘鲁对中国丝绸的消费，限制中国丝绸对美洲的销量。[10]然而，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说明中国的生丝贸易，不是一纸命令所能禁止的。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反映。

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在鸦片战争以后，仍能维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经历了重大的转折。

法国是一个以丝织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自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是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11]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从此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为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12]正是这一点，才使中国出口生丝，特别是质地优良的七里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生丝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在。

美国作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的。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纽约和法国的里昂，已并列为世界生丝的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13]，而中国出口的生丝在美国的生丝贸易中，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000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000多担，占20%以上。[14]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生丝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传统地位，已经开始受到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除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生丝增长速度，特别是后起者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年代上半期至90年代上半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15]中国生丝没有可用的生产统计，无法直接比较。但出口数量在同一时期内，只增长37%。大大落后于日本生丝生产增长的速度，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日本和意大利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原有的传统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刚刚开始起步，1870年生丝出口不过6800担，只相当中国出口生丝的1/7。33年以后（1903），便以75650担第一次超过中国。[16]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占美国生丝进口的90%，中国只占10%。[17]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75%。[18]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在数量上虽然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在国际生丝市场中的地位，却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比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生丝贸易自主权的变化。这是需要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当时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拉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19]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当局的规定，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都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贸易的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等方面的变化，都在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处于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20]

但是，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曾经写过1834—1881年这一段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英国人班思德（T.R.Banister）说过这样一段话：“《天津条约》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70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的分布，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陆路或自有帆船的运输改为外国轮船在内河及沿海的运输以及外国商人和船只在条约规定及领事保护下享有的特权，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21]这一段话中，有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是应该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按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则是丝号的丝通事和洋行的买办。从表面上看，交易是公平的，双方是平等的。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22]洋行的买办、丝号和它的丝通事以及丝栈，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以达到包揽厂丝出口的目的，这在上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非常流行。[23]在这种条件之下，交易的一方实际上处于债主的地位，要使中国丝厂在贸易上不受制于外国洋行，那是不可想象的。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来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24]然而，它又不能不承认：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买卖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25]究竟谁“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这是一望而知的。退一步讲，即使承认买办握有全权，人们不禁要问：丝号的丝通事和洋行的买办是生丝贸易中外双方的具体执行者，为什么握有全权的人，只有买办而没有丝通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买办的后台是真正握有全权的外国洋行，而丝通事的后台，仍不过是附属于外国洋行的丝号。事实上，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径。他们上而仰仗洋行，下而控制丝厂，常常通过资金通融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26]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丝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事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27]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得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撇开这一点不论，在生丝出口贸易中，中外双方，也毫无公平、平等可言。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纠纷，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这一年4月，一家有影响的中文报纸报道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订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订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28]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报纸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29]16年以后，另一份有关广东生丝贸易的报道提出同样的问题，报道中写道：“从前吾粤尚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30]两份报道，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所，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致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中国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中国丝厂和丝商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上海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13%以上[31]，这是任何华商所望尘莫及的。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撤退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不取消他们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操纵，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曾有过试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试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32]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大量囤积生丝，企图操纵生丝市场[33]，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以破产告终，祸及自身，牵累整个商界。[34]

个人的力量不济，团体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丝厂主为主体的中国实业家组成的生丝贸易公司，试图取代外国洋行在中国生丝出口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广州也有类似的组织。有的丝厂老板，还试图撇开外国洋行，直接推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实际的结果是：有的仍离不开国外的公司，有的则根本落空，无法实现。[35]一直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36]组织外贸公司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到1929年为止，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37]，而当时上海一地经营生丝出口的外国洋行则有41家。[38]广州的华行，虽然多一些，但都无法维持久远。进入30年代以后，能够继续存在的，上海只有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一家[39]，广州也处境凋零，都无起色。[40]由此可见，这种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一本反映20世纪30年代中国生丝生产和贸易的专门著作写道：江浙和广东是中国两大产丝区，但是，“生丝的市场价格不是在上海和广州而是在纽约和里昂决定的”。“因此中国新茧的市价和蚕农育蚕的成本几乎没有联系，而是和纽约、里昂的现场价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价格，中国的蚕农是一无所知晓，二无所操心，三无所作为。”[41]也就是说，完全受制于人。在此40年前，有人描述中西贸易的局面说：华商“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42]“中国政府幻想中国生丝的生产，控制着外国市场的价格，恰恰相反，外国在华商人所能支付给中国蚕茧的价格，是受外国市场的节制”。[43]生丝贸易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特权和垄断地位一天不撤除，中国丝业的这个局面是一天不会改变的。即使出现了像“通运”那样专业的生丝贸易公司，即使它能继续存在下去，基本局面也是不会改变的。

结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