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问题
戴逸同志的提法，是比较含蓄的。他说，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他说：“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同志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24]
什么是外铄论？吴承明同志说：“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25]
吴承明同志的论点是针对中国的托派所宣传的“理论”的。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做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反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来，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特点在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转化的阶段，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正常道路。
当然，也要注意到戴逸同志指出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是，谈到这一点，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它首先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提供了条件。早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之前几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毫无疑问，被外国资本主义截断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反过来为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准备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方面的条件。没有这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就没有那么顺手。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就其产生的条件而言，决定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国内市场的条件，与其说是导致它的产生，不如说制约它的发展。[26]戴逸同志说：手工业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因为它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条件。一般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结合到中国的具体历史，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戴逸同志举中国棉纺织业为例说：“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值得指出的是，机纺纱对手纺纱的破坏，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首先是进口洋纱而非中国纱厂的机制纱。而中国手工棉纺业所遭到的破坏，也远非彻底。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一家一户的手纺机，仍然转动在相当多的农村里。[27]至于手工棉织，那就更加值得分析推敲了。因为洋纱取代土纱，固然表示手工纺纱的破产，但手工业者“购买洋纱来织布”，并不能说明手工织布业的破产。应该说：“这个商品市场的形成，不但不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个体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它正是适应了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才得以建立起来的。”[28]至于说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手工织布者“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那也值得研究。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纱厂——上海织布局，是以纱锭3500枚、布机530台这样一个配置而开工生产的。[29]设计者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本厂生产的棉纱，完全用之于满足本厂织布的需要，并不投放市场。这种自给自足式的机锭配备，在接踵而来的武昌湖北织布局、上海华新和华盛及宁波的通久源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30]中国纱厂专门纺纱投放市场，到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才开始显著起来。这时离中国第一家纱厂的筹建，已经有二十年之久。
戴逸同志和吴承明同志还都认为，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提供了生产力方面的条件。他们都以矿场为例，证明这一论断。戴逸同志认为，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等等。这样，“旧企业在很多方面为新企业准备了条件，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31]吴承明同志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32]关于这一点，我以为，除他们两位谈的以外，还有一个人的关系问题。
就戴逸同志所说的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多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戴逸同志所引的开平煤矿来说，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筹办之时，那里的确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区。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唐廷枢所说的“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33]
戴逸同志认为，这是新式煤矿和旧煤窑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如果只看到矿场这个实物，两代矿场之间的确“明显地存在着联系”。但是，戴逸同志也认为，开平之于旧矿，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旧矿的出售，应是事实。如果见物又见人，那么原来的民业和官僚资本家之间，就不能不承认有一个中断。说它是“另起炉灶”，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开平和原有民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因为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原有土窑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销售。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陷入进一步的衰落。
戴逸和吴承明两位同志也都提出新旧矿场在资本上的联系。即“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有“一些土窑窑主也变成新矿股东”。戴逸同志还举了一个实例，那就是1882年开办的热河三山银矿。因为：“三山银矿原是一个土法采掘的旧矿场，后来被洋务派官僚并吞，改为机器开采。旧矿主所有的矿井、山场、房屋和木柴，折合白银一万两，作为旧矿主对新矿的投资。”这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开平煤矿的情形，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原来这个旧矿的矿主在新矿成立的前一年（1881）才接办这个银矿，第二年转卖给轮船招商局接办，主持其事的，仍然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只是其间插进了一个第三者，彼此相持不下，才改为三方合办。得利均分，“亦斡旋之一法”。[34]然而斡旋的结果，却是半途而废。这说明即使这种形式算作一个条件，它也是一个不成熟的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前曾经做了一点初步的探讨。[35]现在再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做一点补充。
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谈：
其一，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大机器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为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上面提到的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也时有所见。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工厂，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也由国外输入。[36]此外，在手工皂烛业、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37]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年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脚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8]这些只是见之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为他业所不及。
其二，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来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雇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煤矿，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都是开平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9]金属矿中的三山银矿，筹办的第一步就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40]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也是这样。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41]公司延聘的美国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亦复如此。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42]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43]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44]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赘述。
其三，除上面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业直接向土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45]还应该看到：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1864年的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9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这种情形，在手工业中也是存在的。作为手工织布业后起之秀的山东潍县织布，在20世纪之初，曾经盛极一时。其所以如此，直接的近因是所谓新势力的突起。由于出品趋于精细化，织布原料也趋于细纱，中国纱厂的细纱供应，力有不及，近在咫尺的青岛日厂细纱，遂源源而来，驯至占有整个市场，取代了旧日中国线庄的地位，而潍县织布反得繁荣于一时。[46]间接的远因则是1899年青岛开埠和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建，给这个地处青岛济南之间的潍县纺织以“决定性的影响”。[47]可以看出，潍县手工棉织业之兴盛于一时，和山东处于日本势力入侵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面是分不开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所以发展和所以不发展的根据之一。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3页。
[2] 参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25页。
[3] 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十二章。
[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386页。
[5]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48页。
[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48页。
[7] 《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26页。
[8] 《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26页。
[9] 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年，第8—9页；《天津织布工业》，1931年，第20页；《天津针织工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1年版，第22页。
[10] 方显廷：《天津针织工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1年版，第24页。
[11] 根据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附录三计算得出。机器工厂生产量不包括外国在华工厂的生产量。
[12] 例如河北农村中的手工棉纺织业，参见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1936年版，第426页。
[13] 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参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90页。
[14] 戴逸同志的论文发表于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985年收入黄逸平同志编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以下所引均根据《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所收的文本。
[15] 作者原文只是说“基础”，并没有明说是技术基础。但从全文看，这个基础指的应是技术基础。
[16]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1910年，第18页。
[17]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参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0页。
[18] 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六，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9页。
[19] 以上据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73—984页。
[20]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29—930页。
[21] 参见拙稿《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108页。
[22] 根据中国征信所调查原件，经济研究所藏。
[23]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85年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本文所引，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为据。
[2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载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版，第178页。
[2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载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年版，第176页。
[26] 参见拙著《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7] 如1929年前后，河北省129县中，有68县仍有手工纺纱（参见《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三期，第63页）1931年河北定县全县家庭手工业产品中，手纺纱、线占产值的14%（参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6年版，第397页）。
[28] 参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82页。
[29]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342页。
[30] 参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奏。
[31] 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第431—432页。
[3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81页。
[33] 《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9页。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36页。
[35] 《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6] 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4、999页；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31—333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713页。
[3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36、340、397页。
[3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二卷，第368页；第三卷，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42—45页。
[39]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668页。
[40]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83年7月27日。
[41]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42]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4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40页。
[4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36页。
[45]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99年版，第2页。
[46] 参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131—132页。
[47] 参见赵冈《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1977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