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敦煌文学的特质新议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这些文书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上起五世纪，下至十一世纪。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最早为英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最晚的为俄藏 Дх1696“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五月十五日记”的写经经卷，从东晋十六国迄至宋初，前后长达五六百年。这批敦煌遗书的发现，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宗教、艺术、考古、历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学术发展。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 为此呼吁国人投身于敦煌学的研究。21 世纪伊始，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曾引用上述陈先生的话，对 21 世纪的敦煌学作展望时说：“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在不断公布新材料，敦煌学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 21 世纪持续下去，而且相信会做得越来越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课题值得开拓。”[2] 这是继陈寅恪先生之后，再次对国人投身于敦煌学研究的21 世纪呼吁。

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多年来，敦煌学呈现出一片繁荣盛况，但其具有广阔而丰富的研究前景，期待我们去努力。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以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试以钩沉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创作的原貌，希冀进一步丰富敦煌文学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