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舆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

资料的整理、编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中国传统舆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始于民国初年。清朝宣统元年（1909）设立京师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在筹备之初，即议定以翰林院、国子监以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础典藏，其中从内阁大库红本中拾出明、清旧本舆图100余种，转交京师图书馆。这批明、清舆图自转交京师图书馆之始，就有统一的舆图编号，目录也先后编订过三次。其中在第三次舆图编目中，王庸将明、清舆图分成甲编“分类图”、乙编“区域图”两大类，总计184种，295件，编成《国立北平图书特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1]，同时将舆图部搜购的中外地图资料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地图目录》[2]。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庸、茅乃文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3]，民国二十六年（1937）又编辑出版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4]，这两本目录所收多属新购清代晚期至民国绘制的舆图，并不包括原清内阁大库的明、清旧本舆图。与此同时，原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一直在整理、编印和陈列清代宫中档案和舆图，民国二十五年（1936）5月出版了《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5]。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此后由于华北局势吃紧，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部分舆图，通过各种途径辗转运往南方，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运往台湾，这样一来，造成一些原本属于一个完整卷帙的舆图，被分别收藏在海峡两岸的不同机构中[6]。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关于中国古代舆图的编目和出版工作还有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收录当时外交部所藏地图的《外交部地图目录续编》[7]、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当时北平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所藏舆图目录《地图目录甲编》[8]，以及任乃强《西康地图谱》[9]、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10]、王以中《明代海防图籍录》[11]等。

地图出版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出版了《皇舆全览图》和《乾隆京城全图》。20世纪20年代曾在沈阳故宫发现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41块铜版，重印时由金梁题识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12]，共41幅。1925年5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点查故宫造办处存物时，发现乾隆《内府舆图》铜版104方，并于1932年1月出版[13]。193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故宫余存时，在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发现了《乾隆京城全图》。1940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分别出版了两种不同的缩印本，前者散页装为一函，命名为《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14]；后者以17册册页装订，总成一函，命名为《乾隆京城全图》[15]，函内并附《解说》一册，册内收日本清史学者今西春秋撰写的一篇解说和街巷、建筑物索引以及“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幅。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图书馆进行了馆藏中国传统舆图的编目整理工作，其中重要的有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16]，包含了该馆所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和提要。首都图书馆在网站“北京记忆”上整理公布了其馆藏的与北京有关的舆图[17]。

此外，国内一些学者通过访学搜集整理了海外一些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代地图，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李孝聪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18]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19]，此外还有文有仁、单樨《波兰收藏的明朝地图探访记》[20]等。

除了图目之外，为了便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还出版了一系列中文传统舆图的图录，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时间较早的当属曹婉如等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21]，该图集不仅公布了大量之前难得一见的舆图，而且在图版之后还附有一些相关研究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重要的图录还有以大连市图书馆所藏舆图为主的《中国古地图精选》[22]、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23]、喻沧主编的《中国古地图珍品选集》[24]、郑锡煌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25]、王自强主编的《中国古地图辑录》[26]、古道编委会主编的《清代地图集汇编》（6册）[27]等。

近年来一些图书馆逐渐将所藏的中国传统舆图整理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天津图书馆编《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28]；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图的《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29]；首都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北京古代舆图图录《北京历史舆图集》[30]；国家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北京古代舆图的图录《北京古地图集》[31]；孙靖国整理出版的收录科学院图书馆藏图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32]；还有《河岳藏珍——中国古地图展》[33]等。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的馆藏明清舆图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34]，同时还在进行“数位典藏与学习至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的“皇舆搜览—寻访清宫流散历史舆图连接数位计划”，意图复制、整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传统舆图，目前已经出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舆图的图录《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35]，按照计划还将出版大英图书馆等海外藏图机构收藏的中文舆图的图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了《近史所档案馆藏中外地图目录汇编》[36]。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出版了一些地图展览的图册，如《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37]《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38]《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39]《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40]。需要重点提到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该馆网站进行检索、查阅，并且可以下载高清晰度的图片，国内各藏图机构应当借鉴这种无偿开放研究资料的意识。

还出版过某一地区的古代舆图图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武汉历史地图集》[41]《广州历史地图精粹》[42]《东莞历代地图集》[43]《杭州古旧地图集》[44]《澳门历史地图精选》[45]，还有上文提到的《北京历史舆图集》和《北京古地图集》。

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是目前不多见的海外中文舆图的图录[46]，而且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应当将地图作为史料来运用。

此外还整理出版了一些传统认为在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舆图，如1996年燕山出版社以故宫本为底本，参校日本版加摹绘制出版了《加摹乾隆京城全图》[47]，附有地名表、地名笔画索引和地名分类索引；199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清代嘉庆年间刻本影印出版的《广舆图全书》[48]；汪前进、刘若芳主编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49]，即《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此外还有《清代京杭运河全图》[50]等。

不可否认，上述图录和图目的出版，极大地便利了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但某些最为重要的藏图机构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图录甚至目录，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重要、珍贵的明清舆图，但至今依然没有出版完整的目录，更不用说是图录。这种情况可能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将古代舆图看成是“自己”的藏品，而不是可以服务于研究甚至为广大民众所用的属于公共的资料。但实际上，如果这些地图不公开，无法进行研究和利用的话，那么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这些图书馆和博物馆也没有起到为“公众”服务的责任。当然，这一传统观念近年来已经大为改观，如国家图书馆已经将某些舆图进行了高精度的扫描并通过网络对外公开，但我们依然希望这些藏图机构能真正将舆图看成是服务于公众的属于全民的资产，早日将收藏的传统舆图公之于众[51]。

而且，除了几个主要的收藏地之外，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甚至私人或多或少地都收藏有中国传统舆图，但这些舆图的整理、编目工作依然不多，这也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不仅如此，虽然很多藏图机构已经出版了目录和图录，但正是由于李孝聪教授介绍的民国时期由宫廷散佚出的舆图所经历的流散过程，使得某些整套的舆图被分开存放在海内外不同的机构中，因此现在各个机构出版的目录和图录并不能展现这类舆图的全貌，甚至不经过研究，也难以识别出这些原本是一套的舆图。因此，今后应该在各大藏图机构进一步开放的基础上，进行藏图联合目录和图录的编辑整理工作。而且某些古代舆图或者有多种版本，或者后来有各种以该图为基础绘制的舆图传世，而这些地图通常也都散藏在国内外各个机构之中，这使得在比较基础上进行的这些舆图的版本、流传过程的研究变得极为困难，而且也使得学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从事搜集与整理工作，联合目录和图录的编制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清代有大量满文地图存世，但是本来人数不多的从事古地图研究的学者中懂得满文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关于满文舆图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少，甚至连最基本的目录和图录的整理工作都尚未开始进行[52]。

还需要提到的是，之前尤其是20世纪出版的图录，清晰度不高，图面上的文字大都难以识别，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工作，但对舆图的细致研究则难以进行。近年来，这一情况逐渐得到了改观，出版了一些非常清晰的图录，如《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满汉对照）》《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等。但是一方面现在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大量中文古籍已经被数字化，中国古代舆图的数字化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用纸本形式复制、出版地图，受到纸张大小的限制，不得不将原来大幅地图分切成小幅，这显然不利于地图的使用和阅读，也不便于地图之间的比照，因此今后是否可以考虑在采取一定版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复制和出版地图。

总体来看，今后中国传统舆图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的重点可以归结为“开放”“联合”与“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