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断变化发展的艺术思维

普希金的艺术思维是随着现实生活和他的创作个性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不是停滞的、僵化的，而是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这也正是普希金的创作富有巨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别林斯基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我们如果评论普希金的作品，就必须严格按照写作年代的顺序来观察。普希金之所以和他以前的诗人不同，就在于从他作品的顺序不仅仅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他在任何一年中所写的诗，不只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和以后一年所写的必然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了普希金的巨大创作天才，并且指出了他的诗充满着有机的生命。这有机的生命的源泉是在于：普希金不仅推寻诗，他还以生活的现实和永远优美的思想作为诗的土壤。”[29]

如前所述，普希金的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普希金艺术思维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只要深入到诗人的创作过程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在浪漫主义时期，普希金虽然也是“现实的诗人”，但他创作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事物的质的确定性上，放在渲染强烈的激情上，而忽视事物和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多样性，忽视深入揭示人物性格和激情的根源，揭示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个时期的创作提纲总的看也都比较粗略，不注重分析和研究。这里以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高加索的俘虏》的创作为例。普希金在1822年给哥尔查科夫的信中谈到作品的创作动机时说：“我想在他身上描绘出对生活和生活享乐的这种冷漠态度，描绘出心灵的这种未老先衰，这些已经成了19世纪青年的特点。”[30]诗人在这里提出的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任务，然而他在创作中采用的却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结果遭到了失败。他说：“我的俘虏为何不追随契尔克斯姑娘投河自尽呢？作为一个人，他的行动是很有理智的，但在长诗主人公身上并不要求理智。俘虏的性格是不成功的；这证明，我不适于描写浪漫主义诗歌的英雄。”[31]显然，普希金的失败在于没有实现原有的构想——表现19世纪青年的典型特点：“对生活的冷漠”，在俘虏身上失望和淡漠同隐蔽的“抗议热情”和英雄主义激情混在一起了。这个缺点也表现在创作提纲和草稿上。普希金自己承认：“提纲的简单近于构思的贫乏。”[32]请看《高加索的俘虏》的最后提纲：

阿乌尔。

俘虏。

姑娘。

爱情

别什突

契尔克斯

盛宴

歌曲

回忆。

秘密——

袭击

深夜

逃脱。[33]

从这个提纲看不出情节的基本冲突，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和因果关系，以及主人公的面貌和主要性格特征。从草稿看也是如此，在《高加索的俘虏》的草稿中有揭示主人公生活体验的具体材料：他被俘了，他对家乡的怀念，他的痛苦。然而在诗文中这一切都被删去了，只留下了浪漫主义的抽象的形象：“他拥抱了高傲的苦痛”。

随着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普希金对创作提纲越来越重视，他往往为拟定提纲做了不少工作。同现实主义方法相适应，普希金通过提纲的拟定，深入研究了人物行动的动机，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普希金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力求深入思考和表现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重大转折时代人和人民的命运，这就使得创作过程中的分析和综合、思想和想象、性格真实和情感真实出现新的联系。这时，创作提纲成为在总的思想指导下将所获得的观察和印象加以条理化的结果，它不仅预示未来作品的面貌，而且直接参与创作过程。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了普希金艺术思维和谐统一的特点。

普希金创作提纲类型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以《鲍里斯·戈都诺夫》（1824—1825）为标志的。这部诗剧是俄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普希金在1825年写给小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说：“我边写边思索。大部分场面要求的只是议论；当我进行到要求灵感的那一场时，我就等它出现或者放过这一场。这种写作方法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现在我感到我的精神力量已得到充分发展，我能够进行创作了。”[3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边写边思索”，它意味着诗人对创作提纲采取全新的态度，它要求自己对悲剧的主题，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诗人在拟定提纲之前虽然曾经受到卡拉姆辛《俄罗斯国家史》的启发，但不受其宣扬维护专制制度的正统思想的局限。诗人独立研究了俄国历史，研读了俄国古代编年史以及历史学家谢尔巴托夫的《俄罗斯史》，他称剧本是“长期劳动和纯正研究的果实”。下面是话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提纲：

戈都诺夫在修道院。公爵们的议论——消息——广场，关于选举的消息。戈都诺夫。苦行僧——编年史家奥特烈比耶夫——奥特烈比耶夫逃亡。

戈都诺夫在修道院。他忏悔——逃亡的僧侣们。家族中的戈都〈诺夫〉——

戈都诺夫在议事。广场上议论纷纷。

关于叛变的消息，伊琳娜之死。——戈都诺夫和巫师们

战前的僭称王——

戈都诺夫之死——关于初战告捷的消息，宴会，僭称王的出现，大贵族宣誓，背叛。

普希金和普列谢耶夫在广场上——季米特里的信——市民会议——杀害沙皇——僭称王进莫斯科。[35]

这个创作提纲同浪漫主义时期的提纲有很大差别，它比较详细，同时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尽管后来的作品同提纲相比有不少变化，但基本上是遵循提纲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这个提纲特别突出地体现出普希金现实主义艺术思维的特征，它深入思考了人物和事件的关系，人物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分析性因素明显增强。其中安排了主要人物和用以揭示人物性格的主要情节，安排了主要历史事件以及事件的连贯性和内在因果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纲出现了情节的人民背景。例如三次提到“广场”，突出“市民会议”，剧本最后幕间还出现了老百姓活动的“隆礼台”，并有一个“站在台上的庄稼汉”发出号召：“老乡们！老乡们！到克里姆林宫去！到皇宫去！走！把鲍里斯的狗崽抓起来！”人民背景的出现是俄国戏剧的全新现象，也是剧本的重要支撑点，它表现了人民是决定皇位更替的重要力量。总之，在剧本中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内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思想和形象达到了和谐统一，它比较好地实现了普希金的艺术理想，同时也集中地体现了普希金现实主义艺术思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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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2] 《普希金全集》（16卷集）第6卷，俄文版，第54页。

[3] 转引自梅拉赫《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4] 《普希金全集》（16卷集）第11卷，俄文版，第181页。

[5]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6]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7]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10页。

[8] 《普希金全集》（16卷集）第11卷，俄文版，第67页。

[9]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10]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11]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12]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3]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6页。

[14]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74—75页。

[15]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6] 《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1953—1959年版，第311页。

[17] 《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苏联科学院1953—1959年版，第277页。

[18]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19]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20]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21]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2]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3]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

[24]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25] 《普希金全集》（16卷集）第11卷，俄文版，第77页。

[26]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27] 《叶甫盖尼·奥涅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94—95页。

[28]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29]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第四篇论文，见《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0—531页。

[30]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31] 《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32]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33]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34]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35] 转引自《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