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纯净高远的文学理想

文学，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远去，面对日益世俗化的生活，面对被蒙蔽、被轻漠的这个尘世和我们自身，如何能够做到在文学的世界里，保持理想主义情怀和气息，如何在文字的世界里，获得精神和心灵的自由?王方晨选择了自己的方式。不妥协的批判只是一个视角，他爱这个世界，并且从容，在最现实的白描里饱含诗意的飞翔。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和另外一位山东作家聊文学时，说起音乐，我说，不同的年龄段，听同一首歌的感触，可能完全不同。年轻时候觉得情怀是山，虽是高远，但稍显仓促;过了年少，觉得情怀是水，少了起伏，多了静穆。年轻时候，梨花带雨，各种情感都浮现于万事万物之上，过了年少，无需打马江南西出阳关，生命本身就是万事万物，当然，随着年华老去，就是慢慢把自己从这个世界抽离，和年轻时代热切渴求的保持一点距离，才真正理解了世界的存在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一)沉默的呼喊

给沉默的世界标记出声音。文学，对于每一个写作者，肯定有着不同的意义。如何领悟存在，如何在关于存在的哲学思索和存在的具象生活之间建构起语言的桥梁，每一个写作者都会首先确立自己站立的位置。生活，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作家的笔墨是静水流深。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始终在归家的路上流浪。写作者在语言中寻找、探索和感受存在的意义，烛照世界，在诗与思之间，追问存在的真理。王方晨怀抱诗意栖居在大地上的理想，以独异的才情，绘制了属于自己，或者不仅仅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风景。他说:我曾把文学喻为“沉默的声音”。其实，创作也是在大声地说话，有人在麦克风里嘶喊，有人在各种人群里叫嚷，而我只是对着一张纸或一面电脑屏幕，我的形体是多么安静，神情是多么专注，内心却是风起云涌，山呼海啸。我此时的嗓门即使够大，够抑扬顿挫，够委曲婉转，够慷慨激昂，你也仍然不可能用耳朵听到。[6]的确是这样，有一些声音是清晰的，有一些是模糊的，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那些向往清水的孩子，那些在原野上奔跑的脚步，那些压抑到哽咽的哭泣，反复呈现在他的笔下，其中，只有一种声音能够一再地照亮心灵，那是来自王方晨内心对光的祈祷和对爱的呼喊。每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都有自己对时间和生命的感知方式，这种独特的感知转换成独特的表达，就形构出一个独具神韵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

把混沌的世界澄澈地表达出来。在生活的河流与语言的河流之间，作家的思维是桥梁，连接无限遥远的河岸，相对应的是生活两岸无限广阔的景观。大地和人始终都是邻里，王方晨却告知我们，人，时刻都在逃离。是什么在指引生活穿过大地，引领人和大地相爱与别离?当我们的根深深扎进泥土，却感受到了来自大地内心的疼痛，那种浸泡在盐碱里的焦灼和刺痛，要如何才能逃避?这个世界无声无息而又无比喧嚣地矗立在我们面前，逃离，是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写作，对于王方晨，就是要让内心的世界敞现出来，如其所示，与大地的共鸣，来自各种细微的声响，他倾听它们，描述它们，为那些沉默的存在者呼喊。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短暂的，而世界的神秘则是永远的。存在的真相是残忍的，而存在本身是诗意的。各种生存景观和文化景观同时出现，彼此关联，就如同“塔镇之塔”，于他，寓示着家园的方向，家园又给出世界和人生的方位。王方晨的小说充满着理性之美和智性光彩。他不仅思考人的存在，而且努力探究存在背后的所有。他既能以简洁的方式呈现出世界的复杂，又能以纯真的善对抗现实的恶。

(二)寂寞的美丽

发掘被声浪覆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无疑是一个喧嚣的时代。沉静的心灵难得一见，浮躁的社会生活让太多人被裹挟而下，包括文学自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尚化写作甚嚣尘上，大众狂欢的话语模式，掩盖了生存的艰辛，乡村的凋敝，世事的残酷，欲望的泛滥，湮没了现实的沟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方晨选择了与时代逆风奔跑，让理想的光芒在风里闪耀。他的塔镇，他的樱桃园，他的小城春秋，有一种用尽全力去奔跑的坚持，这种坚持里面有多少疼痛和倔强，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说:这“沉默的声音”发自心灵的喉咙。要听到它，是要生出一对心灵的耳朵来呢。这必须用心灵才能倾听到的声音，在尘世的烦扰中寂寞地存在着的声音，又怎能不叫美丽?唯其滤去了人世的高分贝，压下了红尘的浮躁，才愈显其美。[7]对强权的不妥协的批判，对精神暴政的犀利揭穿，让我们看到了王方晨平和外表下的锋芒，拥抱世界宽厚悲悯，质疑生活毫不留情。

让喧嚣的时代获得短暂的宁静。王方晨执着地表达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关联，当这个时代的指针不再精确，发条已经松弛，人心疲惫之际，王方晨用他的文字恢复我们对时代精准的认知，并且以锐利的对抗姿态，拧紧人与世界的开关。离乡—思乡—归乡向来是新文学乡土小说主要的叙事模式之一，王方晨在近一个世纪后，给出了新时代蛛网里孤独个体离去归来的疼痛与追问。笛卡尔认为，人在一生中，必得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加以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才能确证我在，由怀疑而不断追问和探索，与前面提及的无处皈依的感觉，在生存哲学层面是同一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个人生存如何体现?如何保有?如何不被时代的烟尘所覆盖?如何看待个人生存的缺席和精神的不在场?王方晨的小说克服了伪理想主义的虚弱，不回避伤痕，不粉饰人性，从铺天盖地的历史解构和犬儒主义中跳出来，回到存在的真实。不敷衍生活，不漠视痛苦，那些受难的灵魂，那些受伤的土地，在他爱的怀抱里得到了长久的慰藉。同时，他思索乡村社会的进程，既是地域性的，又是超越地域性的;既是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又是社会学和文化史学角度的;既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烛照，又有来自民间生存世态的体恤和关爱。这样就避免了精神透视上的盲点，让这个茫然混乱的时代，动荡不安的心灵，在他的文字里获得了短暂的宁静。

(三)从人性的深渊超越

不断超越自我的文学表达。王方晨的小说有种内在的深，反复阅读反复体会，才能明白他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故事多半就是乡村日常生活，或者小人物的遭际，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世骇俗，普普通通的人生，却是对当代中国清晰而冷峻的雕刻，如李敬泽所言:“在生存的最底部探索我们精神的极限。”王方晨的写作姿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深沉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执意超拔。在他的笔下，荒诞的人生，残酷的悲剧，幽暗的人心，纯净的理想，既层次分明，又错综交杂。他的语言风格、意象形态、审美表达，都有着自己的哲学和美学视野。在他的小说中，心理体验的深度既超出了情感体验的表达，也超出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他不仅一意孤行地探索那个幽暗的世界，而且能够在沉溺中，方向明确地出逃，跳出乡村、土地和存在的局限，从时代的最深处超越，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走向文学精神的纵深。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彰显的文化立场，对人性暗区毫不留情地揭穿和批判，的确，他的文学理想之一就是发现真实，呈现真实，警醒麻木的灵魂，探求真正的道路。然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式追求，同样决定了他的思考方向和选择，他从来没有把直观的现实看成文学简单的灵魂，而真正面对生活和世事，在时代的语境和思想的链条上，流淌着一以贯之的激情，找到一种文化的支点，不是在现实生活的纠缠中舍弃自己的立场，而是自己获得文化再生能力，要生活开口说话，要文学自动生成意义。在王方晨的小说中，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观察，对人生的关注，让他的思想获得了简约、流畅、凝练的美，这种对人性和生活的不懈探索和挖掘，构成了他文学世界的核心。他在文字铺就的人生长途上寂寞地向前，寂寞地美丽着。

(四)认真写作就是反抗

他乡感是王方晨生活的常态。幼年生活艰苦单调，并没有给予他童年乐园的眷怀，反而是那种痛苦和折磨，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并不眷恋泥土，而是始终渴望能在更广阔的天空飞翔。游走在他乡的大地上，他的心灵世界日渐丰富而生动。“这跟我后来渐渐长大时期望自己能够走得更远是一回事。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是文学在我心中的萌芽。”对于年少的他来说，文学，就是他飞翔的翅膀，或者就是那片无边际的天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无乡的慨叹，所以文学成了他生命的故乡，心灵的乐园。走出少年时代的村庄，去外面更遥远的世界，经历得越多，对文学的信念越坚定，他相信，只要不断地写下去，就可以不断接近自己的梦想，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我想完成的心愿是:这个世界少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错的;每个人都不要端着架子，我看到端架子的人，会感到很好笑。”对世俗生活的反抗，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是检验作家真先锋与伪先锋的试金石。王方晨始终坚持严肃写作，他认为，认真写作这就是一种反抗。“对我反抗的东西，我的宣言是，我不认可。”“我希望自己的创作，对自己的心灵更贴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