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反右派斗争后，东湖师范学院党委的组成基本没变。原党委书记莫文林，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闹得声名狼藉，无法继续留在师范学院，被调到内蒙古某高校任党委书记。有些人说他这是升了，感到愤愤不平。也有人说他是降了，感到解气。而熟悉中国党政官员等级制度的秦中州却说，莫文林是平调，说莫文林有生活作风方面点点滴滴错误，但是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表现好。古全和相信秦中州的说法儿，不过心里也觉得纳闷儿。他想，像莫文林这样无视党纪国法，破坏别人家庭，败坏党风政风，影响恶劣的人，就是开除党籍也不为过，为什么只是给他换个地方儿工作就算了事呢？古全和认为，共产党员犯有以下四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第一种是叛变投敌；第二种是乱搞男女关系；第三种是贪污受贿；第四种是蓄意诬陷他人。他的理由是：犯有这四种错误的人，都是明知故犯，必须重办，直到开除党籍。但是对于古全和的这番高论，秦中州笑而不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含糊其辞地说，生活作风问题很复杂。

新任党委书记步行健原本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整风“反右”前在师院蹲点，运动后就留任师范学院。秦中州每次说到步行健都眉飞色舞，说步行健行政上相当于正厅级，四川人，资格比莫文林老，文武双全。他只念过小学，是自学成才，16岁开始在老家的地方报刊上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抨击国民党，去延安前已经很有名气，21岁到延安就享受特殊待遇。他当过抗大的理论教员，做过战地记者，写过政治评论，还带兵打过仗。

步行健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教育大革命，而改变师范学院面貌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校园里大种蔬菜，实行校园环境革命化。紧接着，就在全院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为主题的第三次大字报高潮。批判旧教育的保守落后、少慢差费，这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年前反右派、年初“双反交心”和“红专大辩论”时贴满校园的大字报残迹统统被呼唤教育大革命的大字报盖起来。贯通办公大楼前后的宽阔的柏油路面儿也都贴满了大字报，只有大路中间一米多宽的地方可以过人。包括13个系和总务、教务等院内的二十几个单位的教育革命誓师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喧闹的锣鼓声，激昂的口号声，嘹亮的歌声，不时从这里那里响起来。在批判会上，“大破资产阶级的陈旧落后，大树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提倡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红青年一定胜过白专家”，“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等口号震天响。“一天等于二十年”，跃进年代喜事多，向党委报喜的锣鼓声日夜不断。

校园里大种蔬菜的高潮刚刚过去，工业建设的热潮又接踵而来。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学院西南部偏远地方原本满目蒿莱的那片空地就各有所属了。政教系在办人造石棉厂，物理系在办磁铁厂，俄语系在办油毡厂……

中文系原党总支书记杨一臣同志因反右派斗争表现坚决而被上调江城市委机关，接替他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是来自老解放区的吴月英。吴月英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伪满时国民高等学校毕业，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市某小学校长，工作积极，上进心强，事事不甘落后，来师范学院进修时被留校，人送外号“拼命三郎”。她在前天召开的全院师生员工教育革命誓师大会上，代表中文系全体师生员工表态，要白手起家，大干一个月，创建上规模的红旗耐火砖厂。全系师生员工表示坚决支持。会后总支连夜开会研究建厂规划，天一亮她又带领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们到学校划给他们的建厂地段上去丈量土地、清除杂草，放线打桩。紧接着，高年级的同学就来到工地，开挖厂房地基的沟槽。

吴月英眼看着政教、历史、物理、俄语等单位走到自己的前面，而中文系的耐火砖厂却八字刚刚有了半撇儿，心中着急，几乎日夜泡在工地上或是研究办厂问题的会议上。事情卡在建厂资金上。吴月英因此而大上其火，满嘴燎泡不断，虽然连连服用维生素B₂和黄连上清片，仍然不见好转。

“白手起家，大办工厂！”是院党委提出的口号儿。对于这个口号，惯于独立思考的古全和不以为然。他想，办工厂和在战场上去夺取敌人的武器不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没有材料，只凭空空两手，怎么能办起工厂呢？实际上只有政教系的人造石棉厂多少有点儿“白手起家”的意思。他们生产人造石棉用的主要原料是江城红旗钢铁厂的炉渣，是同学们分文不花用排子车从30里外的钢厂拉回来的。不过他们建厂用的木材、砖石和生产用的煤炭以及鼓风机等材料和设备也还是从学校锅炉房等单位借来的，或是抄来的。其他像俄语、物理等系办厂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是校产，都不能算是“白手起家”。所以他发牢骚说：“这哪是‘白手起家’，明明是‘黑手起家’嘛！”吴月英听他这样说，先是吃惊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严肃地批评他，说他不该对于“新生事物”指手画脚。古全和知道吴月英批评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仍然怪她胆小怕事，不敢说真话，不以为然。这时古全和还不懂，反对新生事物是一大政治忌讳，不管什么东西，即使是一件旧货，一个荒唐的倡议，一旦在某种风潮中被定性为“新生事物”，它就和革命挂上了钩，就摸不得，碰不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有谁胆敢冲撞它，就难免撞个头破血流。

院广播站整天反复播送着《社会主义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歌唱二郎山》等革命歌曲。被称为“九头鸟”的那个由九个扬声器组成的功率过五百瓦的大扩音器，就安放在学院自由大楼的楼顶上。它把歌声和乐曲声传遍整个儿的东湖地区，即使远在东湖对岸的小村庄，也听得清清楚楚。广播站除了每天早中晚三餐全院连线播送院内外新闻外，还常常随时打开喇叭报告种种振奋人心的喜讯。如某系某班在某乡或某厂办起了农民红专学校或工人红旗大学；某专业科研放了“卫星”；学院里的某厂出了新产品；某某人连续奋战几昼夜，完成了什么特殊任务；某系师生和他们所在农业生产高级社的革命群众一起制定了1959年亩产小麦百万斤的跃进计划……此刻正在一遍遍播送的热门儿话题是公共政治课教研室青年女教师共产党员靳湘柳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在政教系人造石棉厂连续奋战两昼夜，最后晕倒在炉前的英雄事迹。

一些精神亢奋的大学生早已忘记了寒暑假、周末舞会和星期天。他们的心思全在革命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激奋，也有一些人仍然在暗暗地留恋着往日平静温馨的学习生活，盼望着眼前这种动荡狂热的生活早早结束，幻想着能像过去那样按时放寒暑假，参加周末舞会，歇礼拜天儿，度节假日，外出探亲访友，花前月下，林间湖畔，谈情说爱。不过谁都羞于把自己的这类愿望当众说出来，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惧怕艰苦，政治上不求进步，留恋小资产阶级情调儿，只要上级不说放假，谁都不会去提放假的话题。“打破常规干革命”嘛！从1957年夏天至今，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取消了。

校园里已经没有昼与夜的区别。学生食堂日夜供应饮食，汤面，馄饨应有尽有，有谁饿了，随时可以去吃。夜也已不再宁静。教室、宿舍，到处彻夜灯火通明。一些由激进的学生刚刚组织起来的“《红旗》学习小组”，大多从午夜零点开始活动，直到深夜两点结束。每天都有人在午夜或是黎明前，为通过“劳卫制”的考核而在大操场上练长跑。有些有头脑的学生，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明明知道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知道长时间地“连轴转”，连续开夜车，不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知道超负荷的体育锻炼有害健康，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会半醒半睡地陪着那些激进的同学，喊着他们的口号，和他们一起耗时间。没有人愿意被人说成政治上落后或是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