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爱玲的双语写作研究

张爱玲前期的英文长篇小说有三本——《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其中《秧歌》是先写成英文The Rice Sprout Song，后翻译成中文；第二本是中文《赤地之恋》在先，英文The Naked Earth在后；第三本是先写了英文的Pink Tears（《胭脂泪》，又译《粉泪》），然后翻译成中文的《怨女》，再翻译成英文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写了 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经》）,1961年，她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节译成英文，收进聂华苓编译的《中国女作家的八部短篇小说》。双语写作，在张爱玲还是中学生时即已开始。可以说，当张爱玲自觉以文学向公众表达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母语与英语，就成为两种平行的语言媒介。

对张爱玲的双语写作作系统研究的主要有李翠恩（Li,Tsui-Yan）[8]2007年的博士论文《张爱玲小说和自译中女性身体的重新书写》（Rewriting the Female Body in Eileen Chang's Fiction and Self-translation）。论文指出女性身体的跨文化表现在张爱玲的小说和自译中，通过隐含的再评价和明确的再次语境化得到体现。李翠恩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和自身有一种矛盾的关系。她的自译在情节和人物的翻译中“表现”了被翻译的文本，但是后一个版本并不完全是前一个版本的“再创作”。不同的版本之间是相互依赖，而不是互相孤立或独立的，因此产生互补的意义。张爱玲自译的最显著的好处就是她拥有进行再创作的特权，因此使她的自译成为她自己特定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地位的再阐释。根据版权法的授权或个人的权利，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享受法律和道德的自由。尽管在中文和英文的不同文本中有差异，但经过转化后的中国传统和输入中国社会的西方思想都得到了详细说明。

由于张爱玲的小说和它们的自译的版本挑战了女性身体表现方面多样的文化影响，根据中文对“身体”这一术语的理解，作者认为张爱玲作品中建构的女性身体表现并没有被限制在女性的外貌上，也指她们被人所欣赏的内在品质以及她们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西方对女性身体的表现通过具体化、反复和表演的形式受到社会规范和实践的影响，这些都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得到反映。通过对《金锁记》《北地胭脂》《怨女》以及《秧歌》《赤地之恋》等小说中两种不同语言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李翠恩指出，张爱玲早期的作品试图确定儒家女性品行的规范，她后期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了跨文化的女性力量的意象，以及为女性的反抗提供更多可能性。在张爱玲的自译中，对女性身体的同性的和可靠的意象取代了同性的但是动态的意象，因此将女性身体的重构作为意义的有价值的一点。毫不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改变与她自己移民到美国和她自己个人宽广的文化环境是一致的。[9]

谢俐丽（Hsieh,Lili）[10]《情感的政治性：伍尔芙和张爱玲笔下的愤怒、忧郁和跨国女性主义》（2005）（The Politics of Affect: Anger,Melancholy,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m in Virginia Woolf and Eileen Chang）的第六章，通过对《北地胭脂》一书中张爱玲自译的语言及文化的分析，提出在我们对张爱玲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或者理解张爱玲那“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吗？或者将这个问题变成两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者的痛苦吗？也就是说，情感可以被转移或者被翻译吗？谢俐丽指出，在英语世界里，这个张爱玲定居下来了，但从来没有成功地融入其中，她的作品会不会被喜欢和接受，就像她的中国读者一样呢？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对她的接受程度迥异，那么是什么阻碍了这种流动，造成了转移的障碍？

《北地胭脂》和它的前传《金锁记》被很多张爱玲的评论家看成是张爱玲女性寓言的终极版本。《金锁记》和《北地胭脂》的情节中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不同，例如女儿这个人物的删除，使故事更加专注于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故事被张爱玲自己写作和重写了很多次，就使重复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有趣的和引人关注的问题。因此谢俐丽通过对这两个文本的选择，从情感的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张爱玲的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问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