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子

1891年12月，译成中文的幻想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1]抓住了不少中国人眼球，[2]它连载于《万国公报》，写得脑洞大开：一位波士顿年轻人1887年被催眠睡去，公元2000年9月10日醒来发现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书风行美利坚，“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以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赢得过如此多的读者”。[3]政治理想可以通过小说来倾诉，过不了多久，这种手段中国人也学会了。[4]

翻译它的人是李提摩太，[5]这一年10月，他刚被赫德推荐出任“同文书会”总干事，[6]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是该组织39个发起人之一，[7]它旨在传播基督教及一般常识。这些发起者认定士绅而非皇帝，才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个古老国家之所以反对西方的一切，“几乎完全是因为无知”。[8]上任后，李提摩太把目标瞄准读书人，赠书是老办法，却并不容易。他们有时也派送《万国公报》，[9]这是第一份提供新闻报道和背景文章（background essays）的中文杂志。[10]它别开生面，备受好评，但长期入不敷出，中国人也不习惯出钱购买西方人的出版物。[11]尽管如此，外来者批评的声音还是可以通过新式报纸放大，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关注，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这方面李提摩太很在行，1890年7月他受李鸿章邀请到天津主持《时报》，坚持每天撰写一则评论，一共写了200多篇，其中很多内容旨在讨论如何让中国进步。

李提摩太出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村庄，1870年由英国浸礼会差遣来华，之后很长时间待在华北。在太原，他和妻子住在一个中国人的房子里，穿中式衣服，吃中国饭菜。山西的风很大，他突发奇想，拿出一笔奖金，说要发给第一个发明飞行机器的中国人，可惜没有结果。[12]到1891年，他踏上这片土地已过去了20年，这位英国传教士成了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他发现，比起官员，士绅群体更保守，而且常常煽动排外。在1890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Missionary Conference），李提摩太提到新出版的一本《经世文》如何大肆攻击基督徒，[13]警告说：“我们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14]

另一位传教士，英国人秀耀春在大会宣读了一篇论文：《中国的秘密会社》（“Secret Sects of China”）。这位中国文学研究先驱者没想到，10年后他会死于一场很像秘密会社的骚乱（义和团）。[15]

这次大会结束没多久，一场迄今为止最猛烈的排外运动爆发了。

注释

[1]Looking Backward:2000—1887写于1888年，作者为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这篇著作在19世纪90年代曾风行一时，引出一批书来讨论它陈述的种种制度和原则。它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经过认真的经济分析的产物，对当代经济进退两难的窘境进行了独创性的、全面的论述。”（美）乔·奥·赫茨勒著，张兆麟等译：《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1页。

[2]1891年12月刊发于《万国公报》（第三十五期），题为《回头看纪略》（署名为“析津来稿”），该文一直连载到1892年4月（第三十九期）。见《万国公报期刊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9—303页。

[3]（美）沃浓·路易·帕灵顿著，陈永国等译：《美国思想史：1620—1920》，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7页。该书认为，爱德华·贝拉米很可能在德国学习期间接触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4]立于“新小说”潮头的代表人物是严复和梁启超。（可参阅张汉良译：《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夏志清：《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9—231页）值得一提的是，马丁·贝尔纳（Marti Bernal）在《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中提到，康有为《大同书》和贝拉米的Looking Bachard:2000—1887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尽管康有为从未提及贝著，但谭嗣同、梁启超都曾是该书1896年版的读者。康可能读过该书，不过真正激发他的是收录于十三经《礼记》中的《大同》。见（瑞典）马悦然著，唐海东译：《反思古代史，想象现代乌托邦》，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31），巴蜀书社，2020年，第6页。

[5]（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近代来华最著名传教士之一。李提摩太1870年到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赈灾，1891年到上海主持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翻译书籍，他主持的报纸和翻译的图书对晚清知识精英和开明官员影响很大。

[6]1887年11月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发起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意为“在中国人当中广泛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1888年成立时赫德被推举为董事会总理，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人任协理。总干事韦廉臣1890年去世后由慕维廉代理了一年后由李提摩太担任。在1891—1892年同文书会董事会名单上，李为名誉总干事和7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1891年10月，李提摩太正式上任，一直到1916年卸任。

[7]（英）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生于北爱尔兰，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王后学院。1854年来华，曾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1859年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11月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总税务署1865年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赫德居住北京四十多年。1896年清政府开办国家邮政，他兼任总邮政司，1908年告假归国，1911年9月病逝于英国。

[8]1887年同文书会计划书称：“我们对于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于无知。……因此，消除这种无知，在人民各阶层中推广学识，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发现往往是北京的大员和开明的官员们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文人士绅却进行阻挠，并且能有效地阻塞一切进程。这般文人士绅们遍于帝国各地并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所以很显然，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计划书和司库报告》，该计划书相关分析见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

[9]比如1889年发放了1004本《格物探源》和1200份《万国公报》到北京和几个省会城市。

[10]（美）贝奈特著，金莹译：《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该刊特色之一是刊发一些介绍西方国家社会、教育和政治发展背景信息的文章。《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主办人为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报纸1872年8月改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改周刊为月刊。1907年7月报纸因林乐知当年去世而终止。1895年，维新人士曾短暂使用《万国公报》的名字，后改为《中外纪闻》。

[11]1876年2月，主编林乐知曾发表唯一一份《万国公报》财务声明，他列举了经济困难的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买不起杂志”。其他理由还包括“以前传教士都是免费分发书籍和小册子，以致中国人不太习惯出钱购买西方人的出版物”，“负责发行的中国代理商也没有努力拓展渠道。这些代理商有时通过出租杂志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而不是努力去扩大订阅者的人群”。《教会新报》改名《万国公报》出版次年（1875年），报纸的订阅收入和广告总收入不超过2000美元。除了传教士团董事会500美元拨款，林乐知自己支付200美元。《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第141页。

[12]（英）苏慧廉著，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尽管并没有人发明飞行器，“然而，山西省的人们都记住了李提摩太的这笔奖金”。（同上）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英国偕我公会教士，1882年来华，在温州、宁波传教。1907年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20年任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讲座教授。

[13]传教士将之视为一种中国文件汇编书，李提摩太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的记录》里称，1889年出版的“这些书列入了天津的官书局的售书目录，可能各省官书局目录中也有。这本书的性质和它的恶劣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它断言“基督徒死后，他们的眼睛被牧师挖出来，这些眼睛用来与铅熔化在一起，这样就有百分之八的铅变成了银子，做成丸子用来蛊惑皈依者”。上述内容来自英国伦敦会鲍克思牧师所作的一篇评述（原载《字林西报》1898年7月23日），方富荫译：《广学会年报》（第十一次）1898年12月22日，宋原放、赵家壁主编：《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14]（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15]（英）秀耀春（F.Huberty James，1856—1900），英国浸礼会教士，1883年来华，在山东青州传教，1892年回国，1897年再次来华，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职翻译，1898年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选为教习，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失踪遇害。秀耀春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898年曾在亚洲文会上宣读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的长文，“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最早以西方的视角来概述中国文学的一篇专文”。（沈弘：《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先行者——记三位京师大学堂的西教习》，《中国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