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前巴蜀孝经学研究

一 宋前巴蜀《孝经》研习概貌

《孝经》在周秦时期就得以研究和传播。孔子及其门人，以及其他战国诸儒（如乐正子春、魏文侯、孟子、荀子）都与《孝经》有着密切关联。他们或对《孝经》经义及孝道思想进行阐发，或躬行践履孝悌之道。即使到了尚功利、薄仁爱、非孝慈的秦代，也有一些儒生和有识之士，如吕不韦等称引《孝经》，时常论孝。其中“《吕氏春秋》，保留了许多孝论言语，甚至还直接引称《孝经》，转录《孝经》传解一类的文献，为我们保留了《孝经》成于《先秦》最直接的证据”[1]。

秦亡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逐渐确立“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孝经》在汉代被政府奉为经典，得到高度肯定和支持，并在政治、教育、选举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随之，孝道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巴蜀民众学习《孝经》、研究《孝经》、倡导孝道也成为当时的热潮。西汉蜀人严君平（本名庄遵）卜筮，言“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2]，就提到孝悌之道。扬雄也奉“道德仁义礼”的五德之教，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3]显然，扬雄不赞成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观点，主张“仁义”“孝慈”。蜀郡成都人张霸被称为“张曾子”，其门下弟子众多，影响颇大。史载其“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4]，不仅博览儒家经典，而且在生活中躬行孝悌之道。广汉梓潼人景鸾撰有《礼记》专著——《礼内外记》（又称《礼略》），作《月令章句》。《礼记》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孝道思想。杨统作《家法章句》，《家法章句》早佚，但由书名可推测其必有家法、家教、家礼等涉及孝道的内容。汉代杨充“少好学，求师遂业……精究‘七经’”[5]。东汉时期的“七经”指《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关于两汉时期的《孝经》文献数量，据《中国孝经学史》一书统计，两汉（包括三国时期）《孝经》著述共有54种，其中近一半的著述不知作者名[6]。东汉翟酺著有《孝经钩命解诂》十二篇，是该时期难得的巴蜀《孝经》相关之作。《（嘉庆）四川通志》中“经籍”部分竟无一部宋前的《孝经》类文献。与“五经”文献相比，两汉（包括三国时期）的《孝经》文献数量较少，其原因在于《孝经》更多被视作启蒙励志的教科书，“在当时只属于中级读物，是比较普及的小经，故而无须繁乎著述”[7]。巴蜀地区亦如此。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各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断援引和利用儒家经典，《孝经》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朝廷设立《孝经》专门博士，《晋书》中多次记载“帝讲《孝经》”“皇太子讲《孝经》”，如“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8]。民间也传习《孝经》，践行孝道。南朝大儒皇侃“少好学，师事贺玚，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9]。据《中国孝经学史》统计，魏晋南北朝《孝经》著述共86部[10]。朱彝尊《经义考》和《（嘉庆）四川通志》均未收录这一时期巴蜀《孝经》文献。

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统治者提倡儒学。在官方的主持下，“五经”逐渐实现归一。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官方直接组织、干预古文献的修纂、整理，并设计经典教育的时限和考核标准。《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1]。《隋书》所载何妥撰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乐要》等经学专著。唐代将儒家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兼经”等几种，《论语》和《孝经》被归入“兼经”，并规定教育和考试“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12]。《经义考》和《（嘉庆）四川通志》收录的隋唐时期巴蜀《孝经》文献仅隋代何妥《孝经义疏》和唐代李阳冰《科斗书孝经》二部。据《中国孝经学史》统计，隋唐五代共有《孝经》文献27部[13]，其中还包括与巴蜀有关的李阳冰《科斗书孝经》和任奉古《孝经讲疏》。与两汉、两晋南北朝相比，隋唐五代时期的《孝经》文献数量大大减少。这与隋唐时期儒学经典逐渐实现统一，经学研究比较集中的政策直接相关。直到唐代灭亡四十余年后的后蜀时期镌刻完成的“蜀刻十经”（“广政石经”），以至宋代定型的“十三经”，皆有《孝经》，这对后世包括《孝经》的儒家经典格局的奠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巴蜀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史籍记载的宋前巴蜀《孝经》文献种类极少，但这并不影响这一时期民间浓厚的传播《孝经》、践行孝道之风。《华阳国志》就记载了两汉时期诸多巴蜀民间孝子故事。晋代武阳郡李密笃于孝行，撰写了《陈情表》，并流传于世，李密成为巴蜀孝德典范，被统治者大力宣扬。隋唐时期，巴蜀地区也涌现出很多践行孝悌之道的典型，被朝廷所旌表。唐代沈如琢“有孝行……天宝二年诏旌表”。[14]唐代费襄“至孝……母殁，负土成坟，庐墓终丧。产业多推其兄……”[15]即使在处于割据状态下的五代时期，前、后蜀统治下的蜀地依然有研习《孝经》、践行孝道的氛围。巴蜀学者中研习《孝经》的李建中、句中正所处年代就跨五代、宋初。“据《宣和画谱》所录，五代后蜀画家石恪有《女孝经像八》”[16]，该作品就是根据《女孝经》的内容而绘制的图画，其带有普及性质，五代时盛行于世。可见，宋代之前巴蜀地区已经具备研习《孝经》、践行孝道的良好群众基础。这为宋代巴蜀地区《孝经》的研究、孝道思想的践行创造了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