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华传统文化以“仁”为核心，以“孝”为根本，孝道伦理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维系的基础，故中华民族崇尚孝道久成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巅峰时期，经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儒学名家辈出，耀若星河。与宋代思想文化盛况相比，元明清三朝逐渐走向衰落，故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云：“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1]陈寅恪亦评价宋代文化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同时，因政治背景、时代背景之故，宋代亦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朝代，倡导以孝治国。太祖以“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3]奠国祚之基，宋高宗以推崇《孝经》和推行孝治续国之中兴，宋代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跃，热衷学术，倡导忠孝合一，心怀天下。

人杰地灵的巴蜀大地，忠臣孝子、文人雅士、乡绅名贤和节妇烈女不胜枚举，造就了巴蜀浓厚的崇尚忠孝之风。周代巴蔓子割头以践诺，汉代严君平常卜筮于市教人以忠、孝、悌之道。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4]，又称蜀地“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5]，又言巴蜀先贤士女“其耽怀道术，服膺六艺，弓车之招，旃旌之命，征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蘩者，奕世载美”[6]，等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巴蜀德孝之风可谓久矣！迨至清代，巴蜀地区忠义、节烈、友爱“代不乏人，是蜀中风俗原非浇漓者比也”[7]，此种风俗，沿至于今。

终宋一代，土风敦厚、钟灵毓秀的巴蜀孕育了一大批名儒、名吏，其中代表人物有北宋的苏舜钦、王珪、苏轼、范镇、范祖禹，南宋的张浚、张栻、魏了翁、度正、李心传等。他们发挥各自所学、所思，纷纷在孝经学的阐释、孝道思想的阐发及践履方面“立德”“立言”，成为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

巴蜀独特的地理特征、思想文化特点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宋代巴蜀学术、思想乃至文化既具有宋代的共性，又具有其不可忽视的风格特色。有鉴于此，《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研究》一书选取三十余名宋代巴蜀名儒，对其孝道思想及孝行展开细致的考察，并对其中的十几名名儒（名吏、名贤）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人物选取面广，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文献搜集翔实，研究充分，值得肯定。在对宋代巴蜀名儒思想研究、孝文化全面性研究上，该书称得上是一部不错的学术著作。

综览全书，无论是在选题方面，还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是书都呈现出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学术特色。

首先，在选题方面，《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研究》一书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一，社会价值。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和国家一贯把文化自信自强作为持久的精神力量，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川渝两地也在大力推动巴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战略的实施，全面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而该书的研究主题，不仅涉及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又涉及对巴蜀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对巴蜀文化精神的弘扬，显而易见是紧密契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其二，学术价值。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孝经》乃至孝道思想、孝文化的相关研究着力较多，且多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经学文献的角度对《孝经》开展研究；二是对某个历史阶段（如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清代等）开展孝道思想、孝文化、孝道伦理研究；三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阐述伦理思想及孝道思想，不立足于某个具体研究对象；四是从孝的某个方面（如家庭伦理、移孝作忠、现代价值或当代意义等）着重进行阐述；五是对某个具体地点的孝道传承、孝文化进行一般性、通俗性的研究；六是对某个名儒、家族及其孝道思想进行研究。因此，目前学术界关于孝道思想、孝文化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处于大量个案研究（某部经典、某人、某家族、某地域、某朝代）或通论性研究（如学术史、思想史）的层面，系统全面讨论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专门性论著尚付阙如。因而，从对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综合性研究角度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该书呈现鲜明的多角度交叉研究特色。在开展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研究时，延超博士注重对文献的考察、分析，并从名儒本身及家族群体两个维度展开，围绕学术思想（家学）、家教、家风等方面体现的孝道思想展开论述，对一些代表性强、影响力较大的宋代巴蜀名儒的孝道思想研究用力较多。同时，作者又兼顾对这些名儒的家庭背景、家族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梳理分析，以期多角度、全面地考察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延超博士注重对历史文献研究法的运用，从多方面搜集资料，如正史、文集、方志、族谱家谱、碑刻题记等，力求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孝道思想研究。从纵向上看，研究的时间范畴兼及北宋、南宋两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宋代学术思想、孝道思想与宋代之前学者的承继关系。从横向上看，既兼及对《孝经》、名儒思想和家族传承的考察，又兼及对部分宋代巴蜀名儒展开比较研究。通过各种方法的运用，力求做到历史实证与逻辑推理相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阐释相结合，从而较全面客观地归纳、概括出宋代巴蜀名儒学术特点及孝道思想诠释特征。

总之，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梳理、总结宋代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专著，在该领域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该书结构合理、内容翔实、材料丰富、论述允当，相信能为进一步挖掘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起到积极作用。虽然书中对个别名儒的选取标准还有待商榷，对个别巴蜀名儒孝道思想的诠释、理解还有深入发掘的空间，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该书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颇有益处的尝试之作。

刘延超博士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舒大刚问学，学养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对巴蜀文化亦素有研究。我和延超博士的师兄潘斌教授是礼学同道，并通过潘教授认识了延超博士，有数面之缘，其间曾言及早年编纂过《五德：忠孝节勇和》。承蒙延超博士的信任，其书稿完成后，即赐下让我先睹为快，并索序于余。辞不获命，遂写下以上感想，权作此书序言。

邓声国

2023年3月28日于井冈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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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第452页。

[2] 杜雅萍、时应禄：《中国用人史鉴》，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第185页。

[3] 余耀华：《文青皇帝宋徽宗》，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第1961页。

[4]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4，第223页。

[5]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4，第223页。

[6]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十（上），第699页。

[7] （清）常明、杨芳灿修《（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