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吴越国的宗教与外交

吴越国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吴越国号称东南佛国，这是基于吴越国时期大量高僧活动的存在，以及吴越国统治者与僧侣的密切关系所产生的印象。事实上，在禅宗发展史上，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吴越国确曾有其重要的地位。近二十年来，相关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从单纯的泛泛而论，逐渐进入佛教史本身的奥堂。

对吴越国佛教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

一是从整体上对晚唐五代时期东南地区佛教的研究，其中就包含了吴越国境内的禅宗、天台宗、律宗。成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52]、景文科技大学赖建成《晚唐暨五代禅宗的发展——以与会昌法难有关的僧侣和禅门五宗为重心》[53]、澳门大学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54]、厦门大学吴洲《中晚唐禅宗地理考释》[55]等著作以及大量论文。

二是对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及其所著《宗镜录》的研究。主要有前文已提及的对包括《宗镜录》在内的永明延寿著作的整理，台湾元智大学胡顺萍《永明延寿“一心”思想之内涵要义与理论建构》[56]、杭州师范大学黄公元《一代巨匠，两宗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及其影响研究》[57]、军事经济学院田青青《永明延寿心学研究》[58]、铜陵学院杨文斌《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59]、湖北医药学院陈全新《永明延寿圆融观研究》[60]、辽宁大学郭延成《永明延寿“一心”与中观思想的交涉》[61]、武汉大学孙劲松《永明延寿佛学思想研究》[62]、日本花园大学柳幹康『永明延寿と「宗鏡録」の研究：一心による中国仏教の再編』[63]等书对永明延寿佛学思想研究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撰写的相关论文。

专门梳理吴越国佛教的，大陆地区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李辉《吴越国佛教史》[64]，梳理了吴越国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吴越国的各宗派情况，以及吴越国境内佛寺、石刻和僧人。台湾学者对吴越国的佛教也有专门关注，最集中的是景文科技大学赖建成的《吴越佛教之发展》[65]、义守大学周的《吴越释氏考》[66]两书。前者是作者修改1986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而成，作者可谓台湾地区吴越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全书主要梳理了吴越国之宗教政策、佛教宗派与寺院情况和吴越佛教对文化的贡献，但不免数据整理的价值多于分析论证的创见。后者是作者学术兴趣驱使下的著作[67]，主要考察了钱镠世系、钱氏家谱、吴越国地域、吴越国释氏传略，以及寺院编年、各宗派法系等，依然以数据梳理为主。此外有黄绎勋《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等文章。[68]整体而言，对吴越国佛教的专门研究，资料整理有功而深入不足。

至于吴越国的道教，主要集中于对历代吴越国王投龙简的关注，目前已有王士伦、赵幼强等人对吴越国历代国王已知投龙简的全面梳理。[69]在此基础上，则有罗争鸣等人进一步讨论吴越国统治者的崇道现象[70]，孙亦平讨论杜光庭与天台山道教[71]，曾国富讨论道教、道士与吴越国历史[72]等文章。

笔者将宗教与外交放在一起梳理，主要是基于吴越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天台教典回流问题。于此，便涉及吴越国与高丽、日本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忠懿王钱俶时期，鉴于天台宗教典在中土的失传，钱俶派人前往高丽、日本求回天台教典。对此事件，佛教史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阿部肇一、桥村爱子、畑中净园等日本学者，方广锠、池丽梅、王心喜、沈海波、邵灿园、宋道发、张风雷等中国学者都有具体的关注，可参见笔者在本书所附的论著目录，此不赘述。

由天台教典回流事件而引发的吴越国与日本、高丽等国之间的交通，则可以进一步延伸为10世纪东亚地区诸政权之间的交往研究。对此，学界早期多从中外关系史角度入手，近年多从海上丝绸之路角度入手，相关论著无论是从史料考辨还是从历史本身而言，都有其存在价值，但更有意思的研究并不太多。日本佛教大学山崎觉士的研究，则突破了传统的中外交流史的视角。身为日本学者，除了具备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外，因受知于京都府立大学渡边信一郎的理路而对王权与天下秩序更感兴趣，在其著作『中国五代国家論』[73]中撰文「呉越国王と『真王』概念——五代天下の形成、其の一」，探讨了吴越国的王号与天下秩序的关系。[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