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重返大国政治带来的亚洲“悲剧”？

See Seng Tan[7]

原文标题：Asia's “Tragic” Return to Great-Power Politics？

文章框架：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既是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通过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连接大国的桥梁；冷战后的亚洲，与大国对其传统期望及其所谓的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和优势相反，成为新兴安全架构的东道主；“四方安全对话”的最新举措广泛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主题以及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表面上的目标；在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似乎不愿意继续扮演和担负自由世界领导者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和义务；仅仅将亚洲的不稳定归咎于特朗普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该地区目前的许多困境都出现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

观点摘要：

1.2001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出版发行了巨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其中主角们成为自己某些致命错误或误判的牺牲品。对于米尔斯海默来说，大国在它们对权力的无休止的追求中表现得很激进，常常伴随着悲剧性的后果。人们不必“欣赏”其对大国对抗的洞察力。在全球和地区交叉点，这种竞争往往会使较小的地区国家深陷其中，迫使它们成为这些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尽管其天生倾向于对冲。正如谢尔登·西蒙（Sheldon Simon）在30多年前撰写的有关强权运动对东南亚影响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大国谋求提高全球地位（相对于同等竞争对手的地位），这导致它们将小国视为地区制衡中的潜在伙伴，以对抗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国。

2.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既是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通过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连接大国的桥梁。然而，近年来，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紧张关系已使这些东南亚国家间出现裂痕，使东盟难以阻止他国干涉。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可能正走向一个充满挑战的不安全时期，甚至可能是冲突时期。

3.冷战结束后不久，一批学者就对亚洲的前景进行猜测，一位观察者认为，亚洲是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在内的众多新兴大国和潜在挑战者的家园，有可能成为“大国冲突的战场”。他们警告说，该地区即将进入无节制的竞争性权力争夺时期，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多边机构的情况下，多边机构可以通过限制和规范国家的行为来减少该地区大国竞争的不利影响。尽管亚洲地区不乏局部冲突和矛盾，但是并没有像现实政治预言家预言的那样陷入洲际战争的黑暗混乱之中。区域专家强调安全的多种“途径”和“支柱”，它们既反映了该地区的复杂性，又可能减少相关冲突。另一些人坚持认为，一个自信的中国并不（自然而然）是一个“扩张主义”的中国。

4.冷战后的亚洲，与大国对其传统期望及其所谓的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和优势相反，成为新兴安全架构的东道主，这种架构藐视人们对地区秩序、权力和影响力的传统认知。并非美国或它公认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说，一群强大和有实力的国家会重塑亚洲秩序和管理亚洲，东盟将最终在确定当代亚洲地区主义的内容和轮廓方面占据超过其相应份额的比例。这种事态发展在国际事务史上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有人称之为“结构性缺陷”。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形成该地区的外交安全议程和公约时自愿服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对传统认知的蔑视。

5.很明显，只有东盟领导的架构中的大国和其他区域外利益攸关方准备维持它们达成的“大协议”，以规范它们的行为，并把区域领导权交给东盟，才会持续这种反常现象。这一伟大架构的裂痕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出现。2008年，澳大利亚领导人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了一个新架构，以取代似乎停滞不前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据推测，这个架构建立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上，并未为东盟留下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二年，当时的日本领导人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在没有东盟和美国的情况下推行了排外的地区主义。虽然中产阶级利益攸关者提供的这些替代方案没有获得中国或美国的支持，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两个主要大国很可能会将东盟的多边安排变成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

6.今天的亚洲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大步迈进并驻留的地区：复杂且充满明显的和潜在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国日益展现其军事实力，分析人士就当代亚洲的安全状况是否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展开了辩论。“修昔底德陷阱”是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立的一个术语，指由于新兴大国所构成的威胁以及这种动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老牌大国感受到恐惧，开始思考如何巧妙地避开战争。印度对中国“扩张”到印度洋、与南亚相关国家的接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政策）及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感到担忧。

7.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及其盟国和安全伙伴最近一直在不懈努力，包括通过多边手段，遏制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遏制方面的相关努力包括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重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

8.“四方安全对话”的最新举措广泛围绕着“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主题以及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表面上的目标。有人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强调规则和与亚非增长走廊的联系）可能是“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大规模“扩张”的全面回应。

9.当然，中国领导人似乎确信，“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都与对中国的遏制有关，但是由于其处于初级阶段，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其他国家倡导的多边倡议中看到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忘记它的区域邻国是如何通过建立东亚峰会，包括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接纳为成员，来削弱其在“东盟+3”（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和东亚地区机构中的影响力的。同样地，中国似乎通过创新多边举措，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从制度均势中脱颖而出。中国还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注入活力，以平衡其竞争对手在东盟领导架构内的努力。

10.在变化无常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似乎不愿意继续扮演和担负自由世界领导者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和义务，而这一角色它已扮演了70多年。2018年6月，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同时美国与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他威胁要颠覆所谓的“亚洲悖论”，即亚洲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但在安全方面可能是最危险的。特朗普在他任职的第一个星期内，就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而，16个月后，他在推特上写道，如果该协定现在明显好于其前任在位时的样子，那么他可能会重新考虑让美国加入，这或许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它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摊牌后，不能再单单依靠中国，至少不在基于多边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触及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时这样做。然而，鉴于总统对多边主义的蔑视，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正如谢尔登·西蒙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在2017年于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演讲是超现实的，因为他不断谴责多边合作和制度包容主义，而这正是亚洲特色的开放地区主义的组成部分。

11.仅仅将亚洲的不稳定归咎于特朗普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该地区目前的许多困境都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出现。事实上，正如他在与金正恩会晤时所证明的那样，他的不可预测性也暗示了“修昔底德陷阱”逻辑中自我实现的决定论和悲观主义常常缺少选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