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居民阶层隔离与空间差异状况，因此首先回顾了城市居住隔离的理论与计算方式，并根据我国城市发展历史，对城市空间、中产阶层类型划分及两者关系进行总结；最后讨论空间隔离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为我国城市空间变迁与现状提供完整的理解框架。
（一）城市居住隔离研究
1.居住形态产生的原因
城市居民的空间分布与流动是城市社会学中经久不衰的议题。虽然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达使社会关系超越空间束缚，瓦解着邻里间的稳定性和亲密性，但城市人口分布仍然受到阶级和种族的影响，“地域中的距离和情感上的距离是互为加强的”（帕克，1987）。居住隔离在美国的研究较多，这主要基于其两个社会特点。第一，美国是移民国家，少数族裔与美国本土居民存在天然的差异，移民对于种族同质性的选择，通常在城市外围形成“飞地”（Enclave）——族裔隔离区，移民能否离开族裔区进入主流社区，往往成为其融入的标志之一。第二，美国的社区营建由社区居民负责。社区公共环境与社区居民的投入能力高度相关，居民税收将用于维护社区环境、公共产品和医疗教育设施，这就导致空间的地域分化是阶层差异的反映，基于这两个原因，不同种族、少数族群社区的隔离研究成为美国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虽然居住隔离的测量早在1955年已有奠基性研究（Duncan ＆ Duncan，1955），但微观居住形态的突破性进展则是1971年的谢林模型：白人与黑人的种族态度会影响其互动模式，白人对社区种族比例的宽容度降低，则会搬离社区，由黑人取代，从而产生了种族更替和重新隔离的循环（Schelling，1971）。这可以阐述为两点：少数族裔和本地居民对某社区的选择——“走”或是“留”。后期研究均是在谢林模型的基础上，针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更符合主体理性的修正，这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少数族裔的居住选择。个体或家庭是否离开族裔区会受到“族裔资本”，即父辈族裔群体的平均人力资本的影响，如果族裔资本能够实现家庭效应最大化，即种族溢出效应（Ethnic Spillovers），则不会考虑离开，反之亦然（Borjas，1997）。第二，本地居民的居住选择。与少数族裔的选择相反，“白人迁离”（White Flight）则描述因为社区中种族和族裔比例的增加（Saiz ＆ Wachter，2006），当地居民的外迁行为（Crowder et al.，2011），高比例的移民可能与周边收入水平、当地的犯罪率和便利设施（Alba ＆ Logan，1993）有联系，因而导致本地居民的外迁。总之，城市聚居研究的微观层面是寻找产生居住隔离的原因，与之对应的是对于这种居住隔离的宏观测量。
2.居住隔离系数的计算
Massey和Denton将居住隔离系数方法归纳成五个经典维度：均匀性（evenness）、接触性（exposure）、集中性（concentration）、向心性（centralization）和群聚性（clustering）。其中均匀性和接触性可以计算任何单位内的隔离系数，但缺乏空间维度，这会导致“棋盘”问题和“可调整面积单位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White，1983）；集中性、向心性和群聚性则涵盖了空间临近性原则。也正因为均匀性和接触性指标不需要地理空间信息，所以适用也更为广泛，本文对居住隔离的测量也使用了这两个维度，在下文进行重点介绍。
均匀性（evenness）指某区域单位中两个社会群体的分布差异，如果两个群体分布不均匀，则称为隔离程度高。例如，如果每个社区中两个群体的分布与整个行政区中两个群体分布相同，则达到绝对的均匀，不存在社会隔离。用于衡量均匀性的指标有很多，如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熵指数（Entropy Index）等。使用最广泛的是相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Duncan ＆ Duncan，1955），相异指数脱胎于劳伦兹曲线，通过研究单位内部各单元的少数群体比例与整体少数群体比例进行加权，其计算方法是：
相异指数包括两层信息，第一层是研究总体，第二层是具体“单元”。n指单元数量，以本文为例，当研究总体是行政区时，ti和pi分别是各社区i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人数，T和P则是行政区的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总人数。以此类推，当研究总体是城市时，具体单元亦可设置为更低一层的行政区。
相对于“均匀性”的高度抽象性，“接触性”（exposure）指标则更为具体，描述了两种群体潜在接触程度或互动的可能性，不仅是空间分散程度，还是两种成员因为共享区域的多寡程度而感受到的隔离“体验”。虽然均匀性与接触性存在相关性，但仍有截然不同的概念差异，主要是因为接触性取决于两种群体的相对数量——试想如果某群体总数量很少，那么无论他们如何均匀地分布在各社区，他们与其他群体接触的可能性都会很大，这就弥补了“均匀性”属性描述的不足。
基于这样的思路，接触性就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指标——xP*y和yP*x，分别代表少数群体X对于多数群体Y的接触性，以及多数群体Y对于少数群体X的接触性。两个指数相加等于1，在研究中呈现其中一个指标即可推算另一群体的接触程度。xP*y是由Lieberson和Schwirian（1962）提出的，通常被称为“互动指数”（Interaction Index）；互动指数的反面xP*x被称为“隔绝指数”（Isolation Index）。其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xi、yi和ti是社区i中的群体X和Y以及社区总人数，X则代表城市范畴中的群体X总体，将各社区中多数群体的比例作为少数群体加权值；与之对应的，xP*x指数中则将少数群体的比例作为少数群体加权值。
Reardon和O'Sullivan则把这两种经典的隔离维度框架化，形成四个象限。X轴代表群体从有频繁的接触机会转型为完全的隔绝；Y轴代表群体居住的均匀分布向空间聚集的连续统（Reardon ＆ O'Sullivan，2004）。在第一个象限中，两个群体总体数量相同，且分布均匀，个体与异群体的互动机会最大，双方彼此融入程度最高。第二个象限中，两个群体数量不同，虽然分布均匀，但是黑色个体接触白色个体的机会显著更大。第三个象限中，两个群体高度聚集，且彼此隔绝，这意味着只有社区边缘的个体有与异群体互动的机会。第四个象限中，虽然两个群体有空间聚集，但是聚集程度低，每个单元中群体比例差异不大，因此接触概率高于第三象限中的个体（见图1）。
图1 空间隔离的两个维度
资料来源：Reardon ＆ O'Sullivan，2004。
隔离系数的新近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向：第一，从两种群体的隔离向多群体隔离延伸；第二，通过空间数据对原指标进行修正（Morrill，1991；孙秀林等，2017）。空间数据的普及使空间概念在隔离研究中被强化，而且将传统静态的城市空间研究单位——社区、街道等，扩展为动态的多维度地理标尺（Multiple Geographic Scales），测量单位即距离尺度，随着距离增加、研究测量单位空间变大，隔离系数会逐渐降低，较有代表性的是H指数（Lee et al.，2008）。
（二）城市空间观与中产阶层聚居研究
1.空间分异与城市扩张
城市的空间属性研究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核心讨论是空间与物质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关系。伯吉斯最早提出城市空间的“同心圆理论”，认为城市用地是围绕单一中心，形成不同功能的圈层结构（Burgess，1925）。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进一步将城市空间区分为“中心”与其对立面（隔离、分散和边缘），认为“同时性”和“中心性”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城市中心性指各种权力机构都集中在城市的中心。不同空间根据与中心体（权力、财富和信息）的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差异（高鉴国，2006）。
如果说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观可总结为“空间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空间性”（吴庆华，2013），那么本文的理论贡献是在该框架中加入“空间的时间性”维度：城市空间范畴并非固定，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延伸，新近出现的空间与历史悠久的空间必将呈现不同社会性风貌——集中体现为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差异——而空间的时间“先后”与“中心-外围”理论框架显然存在潜在联系，本文正是在该理论宏图上展开对于居民阶层间、阶层内部的隔离差异性研究。
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扩展开始于1990年以后，虽然城市不存在绝对的“新老”城区之分，但在国内语境中，老城区主要是指在城市建设中早期发展的中心城区，新城区则是后期建设扩展的区域，其社会形态深受住房改革和地域流动的影响，本文将梳理这两种力量的演进过程。
第一，住房改革。在1990年以前我国住房制度具有福利性质，主要是根据职称和工龄进行分配，住房差异较小。在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住房分配方式的改革，开始从无偿、福利加货币分房的模式改革为货币购买方式（滑锡林，2016）。在新城区的规划中，社区空间被称为“小区”，虽然“小区”的生活功能与单位“大院”相似，但是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首先，在空间分布上，小区大多远离工作地点，工作与居住的空间被切断，小区成员的职业背景也更具有异质性；而单位制社区“大院”的居民职业背景则普遍相似。其次，小区是居民自行购买和选择的，多样化、等级性的社区被开发，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购买能力的居民（薄大伟，2014），相比之下，单位制住房的分配性质又弱化了阶层间的差异。因此，我国的住房改革通过住房商业化，使新建小区内部的相似性增强，而社区间的异质性增加。
第二，户籍制度与地域流动。我国的户籍制度具有维护本地利益的属地管理原则，因此户籍制度会通过差别化劳动力市场和住房政策，以限制外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选择，形成空间隔离（袁媛、许学强，2008）。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日趋上涨的房价，本地人在住房改革前已有居所，而外地人口进入后已经错失购房的最佳时机。同时，国家为了抑制住房市场过热，对于城市居民购房进行了户籍条件限制，例如，广州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购房之日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2]。因此，外地户籍人口主要在新建小区购房，新建小区则集中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而老城区的居民构成则更为稳定，以本地居民为主。
总之，老城区的“中心性”与其“历史性”高度统一。基于老城区和新城区差异化的形成背景，老城区既保留了单位制时期福利式住房安排的历史痕迹，也体现了属地管理过程中对本地资源和利益的保护。我们认为，新老城区的人口居住隔离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阶层间——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形成本文的假设一：阶层隔离差异性假设。假设一通过“均匀性”和“接触性”两个维度测量，进而形成两个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1.1：阶层隔离均匀性差异假设。
“均匀性”主要使用差异指数计算：如果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分布均匀，那么差异指数越低，隔离状况越弱。由于住房政策改革等，老城区的居住形态不易被改变，但是新城区遵循市场原则，可以更自由地根据支付能力选择社区，“人以群分”的阶层居住隔离模式将更加明显。因此老城区的阶层分布比新城区更均匀，新城区的社区间、行政区间的差异将更明显。
假设1.2：阶层隔离接触性差异假设。
“接触性”隔离系数有两个指标，本文主要以非中产阶层作为参照组，使用隔绝指数计算：如果居住社区里中产阶层越多，那么非中产阶层接触到中产阶层的概率越大。新城区迎合高阶层住房消费的小区更多，高档的“门禁社区”吸引着中产阶层居住，因此新城区的中产阶层更多，反之老城区非中产阶层接触到中产阶层的机会比新城区更小，其隔绝指数应该会更低。
2.中产阶层的类型化研究
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正如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形成的“新-旧”中产阶层分类，我国的中产阶层类型也体现了社会结构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转型最大的两个现实动力是：第一，从再分配社会向市场化转型；第二，地域迁移流动的加剧。
首先，“再分配-市场”的结构变迁产生两种中产阶层。其一是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内源中产阶层”，其二是在市场化体制中产生的“外生中产阶层”（李路路、李升，2007）。从“社会结构决定阶级性格”理论视角出发，这两种中产阶层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李路路、李升，2007）。然而，鲜有对于两种中产阶层的居住模型差异的研究。本文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产阶层存在不同的居住模型：体制内的中产阶层从事政府机关工作，在工作地点上更靠近权力中心，居住地点保留了与工作地点毗邻的“单位制”痕迹；而体制外的中产阶层职业市场化程度高，其居住地更可能位于城市外围。
其次，“本地-外地”的户籍差异区分两种中产阶层。根据有无本地户口区分为“本地户籍中产阶层”和“外地户籍中产阶层”。在前期研究中，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研究较多，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福利主要是针对本地户籍居民，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廉租房政策，大多通过差异化本地、外地户籍所持权利，以保障本地居民能够“居者有其屋”（袁媛、许学强，2008）。北京和广州等城市的研究均发现户籍是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原因，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城市的外围和边缘（顾朝林、王法辉、刘贵利，2003；李志刚、吴缚龙、肖扬，2014；杨菊华、朱格，2016）。本地与外地居民的居住隔离是毋庸置疑的，而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拥有更强的购买能力，择居的能动性更大，是否同样遵循这样的居住隔离形态？
结合我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新老城区的特征划分，我们认为老城区作为城市中心，承担政治功能，由此向边缘扩散，市场化力量越发明显。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单位制度和户籍制度影响中产阶层的产生和聚居。体制内中产阶层和本地户籍中产阶层对国家权力依赖大，很可能居住在靠近国家权力的老城区。由此分别推论得到假设二与假设三。
假设二：新、老中产阶层居住社区差异假设。体制内中产阶层在老城区占比更高，体制外中产阶层在新城区占比更高。
假设三：本地、外地中产阶层居住社区差异假设。本地中产阶层在老城区占比更高，外地中产阶层在新城区占比更高。
（三）居住隔离与社会不平等
国外学者更关心居住隔离的社会后果。最著名的是Massey研究的居住隔离造成低阶层的形成（Massey，1990）。他认为居住隔离通过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的方式延续阶层隔离，他描述了这种现象的发生过程：“当族裔隔离或阶层隔离增加，在低收入少数族裔集中的社区，社区总收入的降低会导致业主难以获得足够租金维护房屋的建设；随着社区周边配套设施（如商店）的撤离，房东对于社区经营维系的积极性也将受损；随着种族隔离的增加，犯罪率和暴力事件会增加；而低阶层不健康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与医院、诊所的减少会导致社区死亡率增加；同时美国的公共学校主要受当地税收的支持，高比例的低阶层少数族裔社区难以提供高税收，这直接导致社区公共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Massey et al.，1994）诸如上述原因，导致高隔离环境中低阶层居住社区每况愈下，更加凋敝。
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认为除了种族隔离还有种族群体内部的阶层隔离，导致贫困的空间聚集（Fischer ＆ Massey，2000）。Quillian则进一步指出，三种隔离导致了贫困：种族隔离、种族间的贫困状况隔离以及其他种族群体的高、中等收入阶层的隔离（Quillian，2012）。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隔离的单向影响，同时意识到居住隔离对于高阶层和低阶层存在双向影响。种族居住隔离是美国社会分层的原因（Massey et al.，1987），隔离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当收入隔离较高（0.4～0.9）时会显著影响收入的标准差。这主要是因为收入隔离增加，会使生活在高收入社区的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更大（Watson，2010），因此低收入群体更容易陷入贫困。虽然我国社区的营建机制与美国不尽相同，但是存在某些类似的机理。
假设四：居住隔离的阶层自我强化假设。高隔离的居住环境会强化现有阶层结构。居住隔离系数越高，高收入阶层社区的资源越富集，低阶层的社区则越贫瘠，最后呈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