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电报架设的利权受到列强的侵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世界各国都将眼光瞄准了中国。西方列强除了争夺中国长江及沿海的航运权之外，也将目标放在架设中国大陆电报线路上。沙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使节或官员先后照会清政府，提出这一要求，连当时经济实力还比较弱的日本也提出要在中国架设电报线。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要求，清政府均予以拒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70年。

1870年初，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以下简称“大东”）铺设的从欧洲到亚洲的海底电报线即将抵达中国，为获得在中国东南沿海铺设电报线及线端登岸的权利，该公司通过英国外交部让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就此事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总署）进行商议。1870年4月30日，威妥玛在给总署的照会中称：“此次所商，系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行屋内安放，与从前所论，迥不相同”，指出这次请设电线与以往各国要求在陆地架线有重要区别。对此，总署认为海底设线无碍，但要求线端不得上岸。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英国可以在中国东南沿海海底铺设电报线，并可将线端引入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但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只能安放在停泊于通商口岸洋船码头之外趸船内的协议。

之后，大东并未立即铺设沪港海线，因为此时另一家电报公司——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以下简称“大北”）也打算来中国铺设电报线。最后，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大东将沪港海线的铺设权转让给了大北公司。

1871年4月，大北不顾清政府不许外国人所设电报线进入通商口岸内的规定，将已抵达长江口的电报海线沿黄浦江底暗地铺设到上海租界区。1872年，大北又打破清政府不准电线上岸的规定，在美国驻厦门领事施智文的帮助下，将沪港海线在厦门的鼓浪屿牵引上岸。1873年2月，闽浙总督李鹤年根据兴泉永道定保的探查，得知“洋人在厦门暗设铜线，欲将线端引入鼓浪屿合众国领事施智文住房”。对此，李鹤年只是将大北用木杆架起的电线拆去。对通过地沟引上岸的电线，由于施智文坚决不让拆去，且“语已决绝，函阻亦属无益”，李鹤年因而做出让步，在他看来，“沟中铜线，既在人烟远隔之处，似可暂缓置议，免得转予口实”。福建当局对大北擅自将沪港海线牵引上岸的处理就到此为止。1873年，大北因暗设在黄浦江底的电线常被渔船铁锚损坏，遂将水线捞起，架设了一条从吴淞到上海的陆地电报线，并在吴淞设立电报馆。对大北这种擅自违禁架设淞沪陆线的做法，时任上海道沈秉成虽多次与驻上海各国领事交涉，但毫无效果，此条陆线终未被拆去。1874年，大北还曾企图攫取在福建陆地架线的权利。因为该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为便于台湾与福建之间的通信，福建当局奏请清廷架设福州到台湾的电报线，得到允准。趁此机会，大北向福建当局表示愿意代设电报线。大北先是架设了一条福州至马尾的电报线，之后，在修建福州至厦门电报线的问题上，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因贪图便宜，答应此线由大北包办，建成后一条归大北使用，竟自动放弃了中国陆地电报线自主架设的利权。福厦线的建设因受到当地民众阻挠而无法进行下去。后来总署决定收回此线建设权，让福建当局与大北交涉收回福厦线。双方多次交涉，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直到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通过与大北重新订立合同，才收回福厦线的设线权。至此，大北图谋获取福建陆线架设权的计划未能得逞。

此期电报交涉，起初中方极力抵制各国提出在陆地设电报线的要求。但到1870年，因总署眛于近代国际法知识，竟将中国东南沿海电报线的敷设权让给英国。此后，直接参与电报交涉的各地方官员因各自的认识和利益不同，多未能认真处理外商设在陆地的电报线。总之，这一时期在官方主导下办理的电报交涉，未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电报利权，结果是不仅丧失了沿海电报利权，而且使陆地设线权也逐渐为外人侵占。[10]

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创办电报的重要性。同时，“借收自主之利权，以杜洋人之觊觎”，争回电信利权也被提上日程。因此，无论从经济、军事需要方面还是从争回利权方面考虑，电报在中国的自主兴办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