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非常重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两个超级大国和国际社会围绕防扩散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防扩散开始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也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成为“全球安全与稳定潜在的最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不仅会削弱与军备控制有关的国际法机制，破坏体现在有关国际法中使用这些武器的标准，侵蚀加强这些防扩散机制和标准的努力；而且，对于美国而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很可能使美国国内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讨论更加尖锐。希望获得地区支配地位的某些国家可能把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看作维持其政权继续存在、威慑地区对手、挑战美国霸权和限制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旦美国的“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国”拥有或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实行干预的成本就会极大增加，进而极大削弱美国实施军事干预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支持或对长期卷入的政治支持，增加美国对地区行为者所施加的强迫外交的脆弱性，使美国在一个更有流动性的国际环境中活动的余地缩小。所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防止核武器扩散，逐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和关注焦点之一，也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美国在国际防扩散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防扩散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家防扩散机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防扩散结果。所以，众多学科学者对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表现出极大兴趣，进行了持久而广泛的研究。按研究视角的不同，国外学界对冷战后美国防扩散的研究如下。

1.关于美国防扩散政策的结果

关于美国实施防扩散政策的结果，学者们基本上有两种彼此对立的看法。

艾伦·布里奇斯（Alan C. Bridges）认为，到1998年，美国的反扩散战略明显已经崩溃[1]，正如彼特·克劳森（Peter Clausen）所说：“美国努力阻止核武器扩散在实践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和有选择性的，结果，常常是没有效果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因此，美国在过去政策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新政策：反扩散。[2]

伊拉·施特劳斯（Ira Straus）认为，从苏联解体到“9·11”事件之间将近10年时间，美国的防扩散努力是失败的，“9·11”事件后情况则发生逆转。[3]同样，美国反扩散研究中心也认为国际防扩散机制在过去10年“表现欠佳”，使“流氓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得以推进，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准则遭到侵蚀。[4]沈丁立虽然没有说防扩散失败了，但他对制裁能否防止扩散提出质疑。[5]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反扩散从根本上说无法阻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出现了朝鲜、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四大核问题国家。朱明权、滕建群、李少军、刘卿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固然有利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持和运作，但包含深刻的内在矛盾，在防扩散的同时，也恶化了国际关系，刺激了扩散。[6]

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美国防扩散战略不仅未崩溃，而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前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伦纳德·斯佩克特（Leonard Spector）认为，防扩散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南非销毁了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核武器国家这样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也同意把原苏联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同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正式放弃未来开发核武器的权利。在经过多年的抵制全面核控制之后，阿根廷和巴西已经接受了核控制，罗马尼亚也停止了开始于1992年的开发核武器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秘密建设可疑的大量反应堆设施多年后，阿尔及利亚于1995年1月加入NPT。[7]更重要的是，1995年，世界各国同意无限期延长NP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禁止生产裂变物质条约也取得极大进展。巴里·施耐德（Barry R.Schneider）、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W.Graham）和戴维·费希尔（David A.V. Fischer）都持这一观点。如托马斯·格雷厄姆说，近年来，防扩散取得了许多成功，结果“今天的美国领导人能够而且应该根据‘赢得这场战斗’来进行现实的思考”[8]。正如安格斯·麦科尔（Angus McColl）所说：“在美国领导下，对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经典的外交政策方法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中国学者赵恒也认为，正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冷战后的防核扩散才有积极进展：“关于防扩散的争议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国家，很自然地降低了核冲突的危险，缓和了国际局势。”[9]

2.防扩散与反扩散关系之研究

传统上，为阻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采取的是防扩散政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防扩散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适应新的扩散形势，1989年，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提出改变国防部的任务和方向，要求采取从控制两用技术到发动预防性行动和毁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在内的各个方面措施与扩散进行战斗，并宣布这是美国军方的一个新的优先事务。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切尼（Dick Cheney）在1990年4月第一次间接地提到反扩散倡议，他当时成立了扩散对策理事会。[10]该理事会第一次提出把防扩散的焦点放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传统武器系统上。[11]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部长阿斯平在1993年12月第一次正式提出反扩散倡议。但他并没有为反扩散定义一个准确概念。美国政府此后的定义不仅没有说明反扩散与防扩散之间的关系，相反使这两个概念更加混淆不清[12]。因此，从一开始，国防部的反扩散倡议就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支持者和批评者第一次为定义一个概念和理解其对防扩散、威慑、获得武器、开发新技术和情报收集的意义而争论得不可开交。学者们纷纷投入反扩散与防扩散关系的探讨中。

第一种观点把反扩散与防扩散对立起来，认为反扩散是防扩散的替代品。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最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前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伦纳德·斯佩克特用“外交行动的文化”和“军事准备的文化”来分别对应防扩散和反扩散。[13]小布什政府国防部负责技术安全政策和防扩散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莉萨·布朗森（Lisa Bronson）也认为，防扩散的文化是外交行动，反扩散的文化是军事行动。[14]巴里·施耐德（Barry R.Schneider）则认为，防扩散是使用政治、经济和谈判手段阻止扩散，反扩散是国防部采取全方位行动阻止扩散。[15]约翰·科林斯（John M. Collins）说，“如果外交和经济压力证明是不够的，有可能阻止、防止或完全倒转（reverse）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传播的行动”就是反扩散。[16]布雷德·罗伯特（Brad Roberts）认为，反扩散包括全面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其目的不仅是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且要应对扩散的后果，努力解除具有严重扩散前景地区的扩散威胁。主张这一观点的还有亨利·思科拉斯基（Henry Sokolski）和马丁·史密斯（Martin A. Smith）等人。[17]中国学者大多赞成这一看法，如滕建群、刘金质等认为，二者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防扩散采取传统非军事手段，反扩散采取军事手段。潘蔚娟认为，反扩散是指美国在防扩散努力一旦失败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军事威慑、防御和打击措施。反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与防扩散（nonproliferation）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先发制人，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后者则以预防为主，具有一定的被动性。[18]实际上，对这种看法持赞成态度和批评态度的人一样多。

第二种观点把反扩散等同于防扩散。除美国国防部外，还有许多学者这样看。如约瑟夫·派拉特和瓦尔特·柯克纳（Joseph F.Pilat and Walter L.Kirchner）认为全面的反扩散战略的关键因素至少包括外交。[19] 罗宾·兰杰和汉弗莱·尤因等认为，首先是反扩散军备控制、制裁和禁运、经济和军事援助、出口控制、安全保证、稳定措施、快速反应能力、积极和消极防御等，最后才是采取军事行动。[20]从学者们赋予反扩散的内涵，他们实际上认为反扩散与防扩散等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反扩散根本不是一种新的阻止扩散的方式或手段，而仅仅是防扩散的补充。[21]

3.反扩散合法性之研究

反扩散是冷战后美国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最重要方式，其实现的手段是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意识到核武器扩散到激进和不友好国家的极端危险性，最初老布什总统要求国防部“发展新的能力防止扩散，包括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能力”[22]。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示：“我们的敌人公开宣布他们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证据表明他们正决心这样做。美国将不允许这些努力获得成功。……我们将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阻止、遏制我们的敌人获得危险技术的努力，而且，美国将开展行动，在这些威胁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就摧毁它们。”[23]小布什的这一讲话被认为美国正式确立了先发制人的反扩散战略。但其合法性从美国提出这一方式以来一直备受国际社会质疑。为洗清不合法的质疑从而名正言顺地推行反扩散，冷战后的美国政府积极寻求其法理依据。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称，美国的反扩散政策不仅与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是一致的，而且是贯彻这一声明的一个步骤。[24]众所周知，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虽然明确指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认真履行有关军控、裁军，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义务，但声明根本没有授权任何会员国对其他会员国进行武装拦截。显然，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不能为反扩散提供合法性。美国于是努力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新的防扩散决议。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起草的第1540号决议。决议在重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对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巨大威胁后，要求各国不向企图开发、获得、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要求各国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律，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尤其是为恐怖主义目的而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决议虽然为美国的反扩散提供了更大和更自由的空间，但仍不足于完全满足反扩散的法律要求。

对于美国的反扩散政策是否具有足够的合法性，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有学者认为，根据国际法，为自我防御的目的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是被允许的[25]；为证明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合法的，国际法教授约拉姆·丁斯坦（Yoram Dinstein）定义了自我防御，他说，自我防御是“在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合法地使用力量（主要是反制力量），对以前不合法的使用（或至少是威胁使用）力量做出反应”。[26]据此，包括弗兰克·戈德曼（Frank G. Goldman）在内的大多数法律学者同意，自我防御的权力包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为论证先发制人的合法性，戈德曼进而引入了报复的概念。他说，所谓报复，就是一个国家努力惩罚另外一个国家并改变其将来的行为。报复有三个部分：进攻者是非法的，侵犯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第二个国家做出反应，进攻这个非法进攻的国家并改变其行为；进攻“并不在自我防卫权的可接受的法律定义范围内”[27]。实际上，尽管学者们如此反复论证，仍无法论证先发制人的合法性。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美国诸多反扩散行动缺乏国际法基础。他们区分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和预防性战争。杰弗里·雷科德（Jeffrey Record）认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指面对迫在眉睫的进攻，为正当防卫而使用武力。1967年以色列的6天战争是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经典例子；而预防性战争则是“采取行动反对正在出现的威胁，在它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就摧毁它们”。“9·11”事件后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把先发制人的战争变成预防性战争。因此，小布什政府在概念上把先发制人的战争与预防性战争混淆，实际上也就无法将预防性战争与侵略区别开来。因此，美国政府自“9·11”事件以来的反扩散行动实际上没有合法性。[28]皮特·多梅尼西（Pete V. Domenici）认为，虽然传统上，国际法允许各国使用暴力，但是，在现代国际法中，对使用暴力是做了明确界定的，根据目前的国际法，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会引起许多问题。[29]顾国良、赵青海等中国学者也认为，美国的反扩散政策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缺乏国际法基础。[30]

4.反扩散能否阻止扩散之研究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大体而言，可分为防扩散乐观主义者和防扩散悲观主义者。

防扩散乐观主义者可分为两类。其一，认为扩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管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认为，在一个自助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将努力获得一切适当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安全困境。这样，相信可以管理扩散的扩散乐观主义者认为，获得核武器是正常的，因而核扩散是不可避免，[31]这种认识并不排除他们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扩散。因此，他们说即使扩散是无法阻止的，但最坏的结果可以通过协调一致的明智行动而得以避免。换句话说，虽然不能完全阻止核扩散，但可以通过相关安排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从而能够管理这个问题。[32]据此，Stephen Van Evera建议，美国“不应试图阻止所有扩散”，而“应该限制和管理这一过程”[33]。冷战后通过进行国际政策改革并达成某种国际安排来解决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实践，使学者们认为管理扩散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阿斯平（Les Aspin）提出的目的在于应对伊拉克核武器的反扩散倡议也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冷战后试图对扩散进行管理的现实努力。[34]

其二，也有扩散乐观主义者不接受核扩散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尽管冷战后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拥有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但冷战后，诸多决定开发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选择停止研发计划，而且，大多数国家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程实际上比预想要缓慢得多。另外，开发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经济和政治代价都非常大，美国和国际社会反扩散的行动明显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出口控制机制也极大地增加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困难，延长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间，为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提供了时间保障。同时，也出现了拥有核武器的南非放弃核武器的实例。因此，这些防扩散乐观主义者认为，如果采取适当的步骤，是能够说服目前的非核武器国家放弃开发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扩散是能够被阻止的。如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W. Graham）详细说明了防扩散获得胜利的方法，相信核扩散是可以阻止的，甚至完全是可逆转的。[35]罗特布拉特·约瑟夫（Rotblat Joseph）等甚至认真地谈到朝向一个完全消除核武器的世界体系发展。[36]应该说，这一主张对奥巴马在10多年后发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不无影响。

与信奉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张可以管理扩散的防扩散乐观主义者一样，防扩散悲观主义者也认为国际政治中固有的无政府性质将使扩散不可避免。约翰·韦尔特曼（John J.Weltman）、本杰明·弗兰克（Benjamin Frankel）和特德·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等人甚至说，防扩散不仅是没有用的，而且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认为：“除非国际体制正经历革命性的变革，否则任何认为能够阻止进一步扩散的想法是荒唐的……在各国相互独立的世界上，一些扩散是不可避免的。”[37]科林·加里（Colin S. Gary）认为，包括军备控制在内，没有什么措施能有效地阻止扩散。[38]因此，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詹姆斯·伦纳德（James F. Leonard）说，我们正向一个“充满了核武器”的世界前进，对此人类社会无能为力。[39]虽然都认为扩散不可避免，但与乐观主义者不同，不扩散悲观主义者认为，扩散是一个不能被成功管理的问题，并预言人类最终会使用核武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基于这种看法，国际社会必须学会与一个把核武器作为其政治生活一部分的世界共处。

5.防扩散对策之研究

关于如何防止扩散，保罗·伯恩斯坦（Paul I. Bernstein）说，没有任何一个政策选择是防扩散的“魔法子弹”[40]。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概而言之，主要形成以下对策主张。

（1）进行国际合作或建立信任关系。

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中，阻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政策要获得成功，美国应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兰达利·福斯伯格（Randali Forsberg）和阿什顿·卡特以及戴维·金（David R. King）等认为，防扩散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进行实质上的国际合作。合作是必需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小的国家集团自己能够防止扩散；合作是可能的，因为许多国家认识到，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真正的威胁。[41]

罗伯特·蔡斯（Robert S. Chase）等认为北约是一个成功合作的例子。他们建议美国应把未来合作关系的焦点放在建立集体安全方面，以应对非具体的威胁。继续多边合作关系的选择包括扩大北约、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类似联盟和倡议建立地区联盟。美国也可以与关键的地区国家建立单方面的合作关系。由于许多地区强国从根本上说敌视美国并努力削弱美国的影响，为平衡这种“敌对国家”，美国需要把合作的中心放在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并对它们所在地区有深刻影响的国家身上。[42]

（2）实行选择性扩散政策。

部分不扩散乐观主义者信奉威慑理论，认为当一个核武器国家与一个非核武器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冲突很可能表现为核冲突；而当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都是核武器国家时，冲突不可能表现为核冲突。因为任何一方都担心报复，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时，双边冲突最初表现为核冲突的可能会增加，当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时，发生核冲突的概率最终会降低到零。[43]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扩散使竞争对手更加谨慎，这有助于国际社会稳定。所以他们赞成扩散，尤其赞成选择性扩散。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是赞成扩散的最著名的人士之一，他认为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多了更好”，因为当核武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时，各国之间威慑和防御的能力都增加了，这样“战争的可能性就减少了。核武器使得战争难以发动起来……因此，应该欢迎而不是畏惧核武器扩散”[44]。当然，他们并不是赞成一般的扩散，而是赞成选择性扩散。这些学者把扩散分为好的扩散和坏的扩散，要求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主张对于那些经常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或对其邻居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应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于那些只是寻求保护自己免受地区威胁的国家则让其自行其是并允许其获得核威慑。如威廉·马特尔（William Martel）和威廉·潘德勒（William Pendley）就主张美国实行选择性防扩散政策。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努力防止诸如伊朗和朝鲜这样激进的敌对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不干预乌克兰和巴基斯坦获得核武器。后两个国家并没有对美国的利益产生威胁，而且实际上承担了稳定器的角色，抵消了地区竞争对手俄罗斯和印度的力量。[45]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冷战后的欧洲，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是核威慑，因此，某些核扩散是必要的，是对苏联和美国核武器从中欧撤除之后的补充。理想的情况是，核武器应该扩散到德国，但不应扩散到其他国家[46]。他没有解释如何能对扩散进行“谨慎的管理”，也没有解释如何才能把核武器的扩散仅限于德国，或者，实际上仅限于欧洲。Sephen Van Evera也建议可以允许具有稳定效果的关键国家拥有核武器。[47]特德 ·卡彭特则认为，美国必须学会适应形势，可以临时把政策的中心放在推迟核武器扩散到那些“不稳定或者残忍地反美国的独裁国家”，主张美国“应该放弃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行的不扩散机制”[48]。当然，主张美国实行选择性扩散是有条件的，即这样的行为者必须被认为相对稳定；它们必须被认为不会威胁美国利益。英国和以色列的核试验满足上述所有标准。[49]

选择性扩散面临一些重大挑战：选择性防扩散需要展示其所倡导的灵活性防扩散措施如何能成为目前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一部分而又不削弱它？选择性扩散对NPT意味着什么？如果国际不扩散机制突然能接受任何一个其领导人不是敌对的或侵略性的国家生产核武器等规模杀伤灭性武器，则国际不扩散准则如何能反对扩散？如果目前被允许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友好国家改变了领导人，而该领导人或新政权转而采取敌视立场，则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选择性扩散理论上忽视了非理性的、喜欢赌博或非常好战的领导人掌握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前景；实践上，忽视了一些友好国家转变为非友好国家甚至敌对国家的可能。历史事实也否定了各自拥有大量武装的邻国会阻止彼此的战争这一主张实行选择性扩散学者的基本出发点，在中东，虽然以色列获得了核武器，但仍没能阻止其非核武器邻国在1967年和1973年对它发动进攻。[50]冷战时期，美苏虽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是两国在古巴和柏林差一点发生核战争，并同时在三大洲打了四场代理人战争。因此，他们反对实行选择性扩散政策[51]。中国学者沈丁立对选择性防扩散政策也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不是防扩散，而是防威胁。[52]

（3）实行威慑政策。

确保相互摧毁是冷战时期美苏保持相对和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冷战后美国继续把威慑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几场入侵战争都没有遭到对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有分析家假设，伊拉克之所以没有对联合国部队使用化学武器，是因为害怕美国报复，美国可以使用核武器或把常规攻击升级以摧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一些人声称，以色列的核报复能力使伊拉克没有用携带化学弹头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因而，约翰·哈维（John Harvey）和肯尼斯·沃特曼（Kenneth Watman）以及迪安·魏坎宁（Dean Wilkening）等部分学者认为，要防止扩散，美国必须建立和实行有效的威慑。[53]有效的威慑将使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成本比不采取行动的成本更高，从而阻止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目前美国的威慑目标包括阻止对美国和美国盟国的进攻、对美国或其盟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侵略、阻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54]根据约翰·哈维的理论，成功的威慑需要三个要素：沟通，或清楚地表明不可接受的行为和为实施威慑而承担采取行动的义务；能力，或有能力进行威慑；可信性，即没有理由怀疑侵略行为不会受到报复。[55]对于美国而言，上述三个要素都是具备的，但实际上，仅仅有上述三要素并不足以保证会获得成功，因为在新的战略环境中，传统国家行为者无论是在战略核力量还是在常规力量方面，都已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霸权和优势，但所谓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的原因，一直试图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美国发动袭击。因此，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所谓的“流氓国家”或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利益与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美国学者和包括小布什总统在内的一些领导人都认识到，“流氓国家”或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领导人是非理性的，他们不关心威慑，因此，传统的核威慑根本无法或很难阻止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开发或使用核武器。[56]从这一意义上说，采取威慑政策阻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美国政府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2004年12月16日完成的“联合核行动学说”认为，美国核力量要实现四个关键目标，即确保美国的盟国和朋友的稳定和全面实现美国的安全承诺；阻止敌人采取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或美国盟国和朋友利益的行动；威慑侵略和通过向前部署能迅速击败敌对国家攻击能力和发动攻击敌人军事力量以及加强设施施加严厉惩罚的能力从而威胁敌人不得发动进攻；如果威慑失败，就对敌人发动决定性的打击。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承认，威慑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会刺激有关国家开发或获得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不是阻止它们这样做。

阻止他国侵略本国的威慑不是新现象，它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但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景。人类社会第一次可能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就面临毁灭的危险。虽然冷战时期美苏核恐怖平衡状态下没有发生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冲突，但这并不能证明核恐怖威慑没有危险。冷战后，核武器、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到更多的国家，甚至技术能力和安全保障措施非常欠缺的国家也拥有核武器，更重要的是，冷战后，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那种高风险稳定局面已经不存在。如果继续依靠核威慑，会使核武器投入使用的风险越来越大。对于某些国家而言，阻止它们开发核武器，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它们开发或获得核武器的愿望；同时，继续依赖核威慑，不仅意味着保有核武器，而且意味着要不断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以保证核武库的安全、稳定和有效。这实际上造成纵向扩散，而这一纵向扩散，势必引起其他核武器国家的纵向扩散和非核武器国家开发核武器。美国不能指望在自己坚持并加强核威慑的情况下要求其他国家不开发核武器或不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从上述意义上说，美国不放弃威慑，尤其是核威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尤其是核扩散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与防扩散的初衷完全相反。

6.美国防扩散政策的特点

戴维·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强调军备控制和反扩散。[57]韩裔美国学者严文宋总结了冷战时期各个阶段美国防扩散政策的特点后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和安全动力变得更加复杂，更少有可预测性，威胁的来源和性质比以前更加分散，也更加多变，国家利益正被更精细地界定，因此，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的特点还不清楚。[58]大卫·克里格（David. Krieger）认为，虽然美国一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当然，有例外情况，如美国对待以色列开发核武器的态度和立场与对待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要求其他国家放弃开发、部署和实现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代化，自己却寻找各种理由毫无约束地扩大和改进自己的核武库并改善其运载系统，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59]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学者的热烈回应。刘卿认为这是美国例外论和友邦例外论；张胤鸿认为，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多重标准”和“阶段性标准”。[60]夏立平认为美国是将反核扩散、防核扩散和后果管理整合起来，以美国利益为准则改造和构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姜振飞等认为美国是将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的有选择性的防扩散。

7.不扩散与中美关系之研究

由于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学者们对不扩散与中美关系给予相当的关注。艾伦·布里奇斯认为，克林顿总统以不扩散目标为代价，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没有得到保证。[61]沈丁立、滕建群、顾国良等认为，中美在防（反）扩散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美国坚持反扩散，中国坚持传统的防扩散，但中美在这一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政策取向。[62]

二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研究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的学者常常受到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强大影响，学术研究悄悄地异化为一种虽不明显却能真实感受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其他不容于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当前，主张采取选择性扩散和实行威慑政策的学者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冷战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的主张对于冷战后国际社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多有裨益，也有助于防扩散学术研究的繁荣。但是选择性扩散政策建立在把国际社会区分为“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以及“好的扩散”和“坏的扩散”这一不平等、不公正的基础上；威慑作为冷战的遗产，也与冷战后的国际安全环境格格不入。作为这一政策选择的结果，很可能是刺激进一步扩散而不是阻止扩散。

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取舍根据的倾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纷争，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成为冷战后防扩散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前提之一。

关于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研究，国际学术界虽然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无论是在宏观考察，还是在微观研究方面都有欠缺。

从微观研究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第一，反扩散与防扩散的关系是学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但事实上，二者常被混淆、对立或等同起来，或作为美国不扩散政策的两个不同阶段。而上述认识不能完全反应冷战后美国政府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策的真面目；另外，学者们的讨论也未解答促使美国政府采取各种各样反扩散措施决定的因素是什么、采取这些措施的时间和运用方法是如何决定的等问题。实际上，美国花了很大精力来澄清反扩散不仅包括由军事单位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也包括支持国际军备控制机制，调整阻止获得核生化武器战略和作战战略/策略/学说/计划/程序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力量态势。如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thon Carter）多次明确地反对学者把反扩散仅仅看作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63]美国政府在反扩散实践中，也并非仅仅采取军事手段，如小布什政府尽管提出反扩散政策并付诸实施，但它同时非常重视利用外交谈判来解决扩散问题，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尤其如此。布什政府2002年发布的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斗的国家战略，在反扩散名目下所列举的措施既包括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包括防御性措施，如威慑、积极防御、向盟国提供有效的防御手段援助等。[64]而防扩散也绝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如克林顿政府时期，就采取过一系列军事行动防止敌对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可以说，反扩散并非完全是军事手段，防扩散也并非没有采取军事手段，反扩散与防扩散的分野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说的是军事打击与外交和经济措施之间的不同。从美国政府冷战后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理论和实践看，我们可以发现，反扩散和防扩散不是美国政府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两个不同阶段，也不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措施，而是在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美国三位一体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两个支柱，它们是互补的和并存的，而不是对立的和冲突的。

第二，国际学术界研究美国冷战后防扩散政策时，对美国宪政体制下不同机构之间在防扩散事务上的协调与冲突缺少整体观照。这与美国的政治现实不符。众所周知，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建立的美国政府机构是一个多中心的结构，不仅国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制衡，即使行政机构之间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制约。包括防扩散在内的美国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多个权力源之间相互协调与冲突的结果。如防务部门出于部门利益不断夸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制造舆论并进而塑造政府的防御政策，这种压力反过来又影响政府情报部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评估，两者互动推动了冷战后美国反扩散政策的发展变化。这必然要求研究此一问题时需要深入地考察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之间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在防扩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所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没有从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这个角度探讨美国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从宏观方面看，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第一，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核扩散，或是通过核扩散这一透镜来看其他方面的扩散，而很少关注同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更可能实际上被投入使用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虽然核武器问题仍是最突出的问题，但绝不是防扩散的唯一问题，而在诸如拉美、非洲和东亚，它甚至不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问题。

与开发或获得核武器不一样，开发或获得生物或化学武器所需要的技术门槛要低得多，生产或制造生物或化学武器所需的物资大多属于两用物资，国际出口控制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相比较核武器，发展中国家或“流氓国家”或恐怖分子更容易开发或获得化学或生物武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防止生物和化学武器扩散，一直跟踪评估并采取相应对策。1993年，美国评估说，世界上有20个国家有化学武器，超过10个国家有生物武器，[65]有11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开发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这个数量未来会更大。[66]尽管美国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了一系列防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扩散的政策和措施，但生物和化学武器仍面临严峻的扩散形势：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日期被一再推迟[67]；更多的国家拥有生产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技术与能力；更严重的是，作为“穷人”的“核武器”，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获得生物和化学武器。

作为冷战后防扩散中非常重要的这一现象和内容，国际学术界对此鲜有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第二，从防扩散关注的对象看，目前的研究把防扩散的焦点放在阻止发展中国家开发或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而较少关注防发达国家的扩散。实际上，无论是从防扩散历史，还是从防扩散现实方面考察，扩散都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自己的盟友或准盟友转移或援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技术，即扩散在更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的扩散，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据统计，1950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防务工业物资价值为2000万美元；到198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1亿美元。[68]1978～1988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武器价值将近500亿美元。而在1963年，在32个出口武器的国家中，只有8个欠发达国家，它们出口武器的价值为6400万美元，占整个武器出口总值的0.4%；1984年，在38个武器出口国中，有14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出口的武器价值为16亿美元，占整个武器出口总值的4%。[69]随着冷战的结束，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出口大幅度降低，1986～1990年，发展中国家中三个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巴西、以色列和埃及）武器出口从10亿美元下降到1亿美元。[70]这相对于发达国家武器出口和技术转移的天文数字来说是非常小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所出口的基本上是常规武器。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国家技术转移或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援助问题，发展中国家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更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重要扩散方。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反映这一现实。今后，国际学术界应更多敦促发达国家不得向盟友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援助或技术转移。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最强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的国家，同时也是向其盟友或其友好国家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援助或技术转移最多的国家。这使得美国防扩散政策显得异常复杂和矛盾。笔者认为：从长期看，最有效的不扩散政策是使各国相信，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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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an C. Bridges，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U.S.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Late 1990'S， 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pril 1999； Peter A. Clausen，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New York， 1993.

[2]Peter A. Clausen，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3， 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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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美国政府对反扩散的定义，参阅Vicente Garrido Rebolledo， NATO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A New Role for the Alliance， NATO Individual Research Fellowship 1995-1997，Final Report， Madrid June 22，1997； Statement by Asthon Carter，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Defen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28 April 1994；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trategic Assessment，1996： Instruments of U.S.Power， Washington D.C.， 1996， p.12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roliferation： Threat and Response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2001，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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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Vicente Garrido Rebolledo， NATO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 A New Role for the Alliance， NATO Individual Research Fellowship，1995-1997，Final Report，Madrid，22 Jun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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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Benjamin Frankel， “The Brooding Shadow： Systemic Incentives and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Vol.2， No.3/4， Spring/Summer，1993，pp.37-78.

[32]Benjamin Frankel，“The Brooding Shadow： Systemic Incentives and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2， No.3/4， Spring/Summer，1993，pp.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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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Bruce Bueno de Mesquita， William H.Riker， “An Assessment of the Merits of Selective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6， No.2，Jun.， 1982， pp.283-306.

[44]Scott D.Sagan and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W.W. Norton，1995，pp.44-45； Stephen Van Evera，1990-1991：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pp.7-57.更多学者认为，随着更多国家掌握核武器，核威慑的风险将不成比例地增加。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John Holum和Tom Sauer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核武器的数量会越多，它们被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核威慑失败的可能就越大，意外事件就会发生。参阅Tom Sauer， Nuclear Arms Control：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ST. Martin's Press， 1998，p.32。

[45]William Martel and William Pendley，Nuclear Coexistence： Rethinking U.S.Policy to Promote Stability in an Era of Proliferation，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ir University， Air War College Studies in National Security Number One，1994.

[46]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Vol.15， No.1， p.54.

[47]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57，1990-1991.

[48]Ted Galen Carpenter，“A New proliferation Policy，”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1992， pp.63-72.

[49]Alan C. Bridges，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U.S.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Late 1990'S， 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April 1999，p.25.

[50]Yair Evron， The Relevance and Irrelevance of Nuclear Options in Conventional Wars： The 1973 October War，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1984，pp.143-176.

[51]David Krieger， U.S.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2004/07/00_krieger_us-policy-quest.htm.

[52]沈丁立：《印美核协议——不防扩散防“威胁”》，《文汇报》2008年9月7日。

[53]John Harvey，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airbairn， Australia： Air Power Studies Center，1997， p.28；Kenneth Watman and Dean Wilkening， U.S.Regional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Rand， 1995， pp.13-14.

[54]Naval Studies Board， Post-Cold War Deterr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7， p.1.

[55]John Harvey，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airbairn， Australia： Air Power Studies Center，1997， p.62.

[56]参阅Mtchell B.Reiss，A New Nuclear Bargain：Atoms for Peace 2.0？ NBR Analysis，Vol.18， No.2， March 2007和Sidney D.Drell and James E.Goodby， What are Nuclear Weapons for？ Recommendations for Restucturing U.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An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Report， October 2007； Remarks by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on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Proliferati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Washington D.C.，11 February 2004。 但也有学者认为核威慑对“流氓国家”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仍是有效的。与狂热的恐怖主义组织不一样，“流氓国家”也有关键的财产可以作为大规模报复的人质，还没有一个“流氓国家”对拥有这样的报复能力的敌对国家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参阅Jeffrey Record，Nuclear Deterrence， Preventive War，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 Policy Analysis， No.519，8 July 2004。

[57]David R. King， Interpreting Shadows： Arms Control and Defense Planning in a Rapidly Changing Multi-Polar World， INSS（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USAF Academy， Colorado）Occasional Paper 26， Arms Control Series， June 1999.

[58]Man-Sung Yim，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Future Expansion of Nuclear Power， Progress in Nuclear Energy，2006.

[59]David Krieger， U.S.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Nuclear Disarmament，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2004/07/00_krieger_us-policy-quest.htm.

[60]张胤鸿：《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及其影响》，《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51期。

[61]Alan C. Bridges，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U.S.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Late 1990'S， 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pril 1999.

[62]顾国良：《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评析》，《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沈丁立：《2007：防扩散与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63]Harald Mueller， Mitchell Reiss，“Counterproliferation： Putting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The Washington Quaterly， Vol.18， No.2， Spring，1995， p.143.

[64]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December 2002，p.3.

[65]OTA， U.S. Congress，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Assessing the Risk，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ugust 1993，pp.65-66.

[66]Brad Roberts， ed.， “Biological Weapons： Weapons of the Futu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3，pp.19-27.

[67]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31559，Mary Beth Nikitin， Paul K. Kerr， Steven A. Hildreth， Proliferation Control Regimes： Background and Status，18 October 2010，p.33.

[68]Andrew L.Ross，“Do-It-Yourself Weaponr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199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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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伊朗、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武器生产和武器出口呈下降态势。参阅Stephanie Neuman，“Controlling the Arms Trade： Idealistic Dream or Realpolitik？”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6， No.3， pp.5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