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防核扩散政策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核扩散形势

冷战时期，由于确保相互摧毁局面的出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1]同时，由于两大集团紧张对峙的重担基本上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承担，并为各自的盟国提供保护伞，两个超级大国不允许其余成员国开发核武器，两大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开发核武器，扩散的风险实际上也相应较低。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不仅使核战争的风险增加，也使扩散的风险和可能性大大增加。

冷战后，虽然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美国的威胁降低了，但美国面临核攻击或世界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了。虽然许多学者，如肯尼斯·华尔兹声称，核扩散能产生稳定，在他看来，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国家之间的战争概率将下降。[2]但大多数学者相信随着更多的国家掌握核武器，核战争的风险也将不成比例地增加。首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核武器的数量会越多，核威慑失败的可能就越大，意外事件就会发生。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约翰·霍勒姆（John Holum）说：“如果核武器失去控制，作为一种预防手段而扩散，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核武器越多，它们被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3]其次，如果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发生核意外的可能性将比5个公认的核武器国家大得多。一方面，因为这些新的核武器国家缺乏必需的命令、控制、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控制之下的可能性会增加，而恐怖分子控制核武器的前景是非常可怕的；另一方面，规模较小的核武库因为担心先发制人的攻击而需要更高的戒备率（alert-rates），这会进一步增加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同时，其他国家对正在出现的核武器国家或刚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会增加，因为没有国家会喜欢其邻国拥有核武器。比如，为防止伊拉克开发自己的核武器，以色列1981年对伊拉克的“塔穆兹”核反应堆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并成功摧毁了该反应堆。另外，如果两个非核武器邻国将来拥有核武器，危险将大大增加，这是地缘政治的缘故，并且在危机形势下反应的时间非常短。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说：“拥有核武器的‘流氓国家’很可能更难威慑，而且更可能威胁它们的邻国或首先发动战争。”[4]最后，在众所周知的“流氓国家”与正在同宗教原教旨主义抗争的国家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宗教原教旨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是不应被低估的。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它们更倾向于使用核武器。由此看来，核扩散无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还是对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美国势必严肃对待。

同时，冷战后出现了诸多有利于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新形势。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崩溃可能加剧各种扩散问题。在冷战结束之初，扩散的潜在威胁是巨大的，而且很难预测。美国认为最大的问题来自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个领土上部署有原苏联核武器的国家。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部长阿斯平说：“我们现在面临日益增加的扩散问题。这种增加是今天世界上一直在进行的两种变化的结果。第一个是苏联的崩溃。”[5]作为新的核武器国家，它们的出现可能造成新的核武器扩散和核不扩散机制的分歧。而且，从长期看，后苏联空间的一些国家非常可能利用自己的专长、装备或物资开发本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其他新的希望开发本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不一样，它们是继承而不需要进口一些关键的武器技术或物资。虽然冷战结束初期独联体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新的核武器计划不可能立即成为威胁，但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开发相对容易，而哈萨克斯坦从原苏联的军工复合体继承了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设施，乌兹别克斯坦也继承了两种武器试验场。同时，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之初，俄罗斯的社会机制和俄罗斯核武器以及其核武器控制机制都出现混乱。俄罗斯境内有将近20000枚战术核武器，每一枚都是试图获得核武器国家或组织的潜在目标。与经济混乱相伴随，俄罗斯对这些战术核武器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很不规范。丢失核武器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同样令人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核科学家也可能流失到那些努力开发核武器的国家。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军事工业组织中大量与核武器研制有关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信息、装备、材料，甚至完整的核武器都面临着极大的流失风险，这样的资源不仅对于核武器计划，而且对于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都有极大价值。因此，这样的流失将直接导致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到其他非核武器国家。这或许是苏联崩溃所产生的最直接的风险。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冷战时期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掩盖的地区和民族以及种族冲突纷纷出现，为在冲突中获得优势或威胁周边国家或威慑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干涉，这些处于冲突中或为应对潜在冲突的众多行为体努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同等重量的常规武器相比，核武器的威力是常规武器的100万倍，能产生令人休克的冲击波、高压、放射性尘埃和极端高温。与常规武器爆炸不一样，核冲击波也产生中子和放射性物质，它们能立即杀死或伤害暴露在外的人，另外，它还能以废弃物的形式产生长期的放射性危害，这比核武器爆炸的直接影响更大，它还将产生疾病或造成离爆炸核心距离相当远的范围内的人员死亡，其尘埃也会导致诸多致命性疾病或基因变异等医学问题。这样，获得核武器就成为它们的重要目标。核扩散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巨大威胁，在美国看来，核武器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尤其严重。作为全球大国，美国肯定会保护盟国和美国在海外可能受到拥有核武器国家威胁的关键利益。美国武装部队，包括美国领土，都可能成为核武器打击的目标；[6]另外，一旦某个国家成功开发出自己的核武器，非常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中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获得核武器，如果这些地区中的某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德国和日本就非常可能要求发展核武器。这两个国家虽然放弃了发展核武器，但它们在技术上已经有充分的能力，如果它们认为其安全受到威胁，将很难阻止它们发展核武器。这将导致世界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根本上说，这不利于美国维持自己一家独大的局面。因此如不能有效制止核扩散，不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对美国的全球利益都将构成巨大威胁，美国必须防患于未然。同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核扩散使核冲突的危险大大增加。正如大多数理论家所说，核国家的增多，必然导致使用核武器的核门槛降低，局部战争引发核大战的风险可能会大大增加。而冷战后的民族、宗教和资源纷争和一些地区冲突都可能引发这种风险。这样，防核扩散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中非常突出的问题。而苏联解体后其核武器面临的危险情况，伊拉克、南非、朝鲜和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暴露，南亚的核军备竞赛和中东多维冲突的前景都使核扩散的风险更加增大。

第三，冷战的终结也削弱了对核扩散的限制。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对方的能力，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大集团内的其他成员因为有美苏的保护，自己开发独立核武器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或者根本不需要核武器。冷战结束后，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降低，对盟国的保护和控制不再存在，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而美国在重新塑造自己的安全环境时，尤其是当从海外收缩力量时，它可能失去对盟国的一些影响。因此，一切原来享有美国或苏联安全担保的国家现在可能感到缺乏保护和不安全，开发自己的核武器的动机日益增强。

第四，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和冷战后持续的地区冲突不断发生，成为核武器扩散的一个重要诱因。冷战时期美苏尖锐对峙使美苏竞相开发大量核武器，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但冷战时期的许多问题并没有随冷战的告终而结束，其中最突出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冷战后，面临新的安全形势，朝鲜决定开发核武器，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核扩散问题之一。冷战后，引起扩散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在独联体的范围外，促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最严重的因素是南亚和中东难以解决的地区冲突，为在冲突中获得优势或提高本国在该地区甚至全球的声望，一些国家决定发展核武器。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克什米尔而产生的种族和领土争端，乃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印度还以受到“中国威胁”为借口，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1998年悍然进行核试验，此后，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它们已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在中东，已超过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也难以解决，为确保生存，以色列已成为世界各国都认为掌握了核武器的国家，为与以色列对抗，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希望开发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五，冷战后，美国在先进常规武器领域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也促使某些国家寻求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急剧衰减，而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衰减，相反继续发展，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冷战后经常依靠其超强的常规军事力量进行武装干涉，动辄发动军事打击，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冷战后美国军队几乎每年都有对外干涉行动。许多国家从海湾战争中得出结论，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抗衡。[7]作为平衡美国常规武器优势的平衡器或威慑美国对本国干涉的威慑力量，开发自己的核武器就成为某些国家的最佳选择。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获得核武器，扩散的潘多拉魔盒效应就可能开始。

第六，冷战后，经济和技术的加速发展也进一步促使核扩散的发生。一般而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会增加国民财富和提高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能力。它也将增加潜在的向有关国家扩散的技术和技能数量。而两用技术装备越来越可能从可得的民用装备中获取，这使有关国家或组织建设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工厂变得也越来越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