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新序

傅高义（Ezra F.Vogel）[1]

2000年1月，在新世纪开启之际，一群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汇聚日本的国际文化会馆，开始策划一系列的会议，旨在集中三国学者对中日战争（1931-1945）的实况做客观研究。出席这次东京会议的学者中，来自中国的有袁明、章百家、张沱生和贾庆国，来自日本的有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田中明彦和秦郁彦，来自美国的有米克尔·奥森伯格、傅佛国、孔华润、唐耐心、入江昭以及我本人。

我们于切磋中认识到仅靠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做出使我们国家和平相处的重大决策的。然而，我们坚信学者可以通过了解历史的真相与减少凭空的争论而为促进和平做出贡献。我们达成共识，认为优良学术的建立需要三国学者的鼎力协作并运用一切我们所共有的资源。

多国学者的合作和与会论文的准备相当耗时。中国方面，不辞重任、负责召集参加会议学者的是杨天石教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其学术卓著，受人尊重，且与诸多学者关系友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教授应允召集日方学者。鉴于中日战争问题在中日两国的敏感性，杨教授与山田教授为召集愿意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学者勉力奔走。同时，我利用自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便，竭力征求美国及西方国家学者的参与。

我本人并不是中日战争问题的专家，但我得到了两位杰出的研究中日战争问题的西方学者的鼎力协助：戴安娜·拉瑞和麦金农两位教授在决定参加会议的学者人选与会议的组织准备方面做了主要工作。为了做好准备，我们于2001年2月，和杨天石教授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过一次预备会议。

中日战争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我们组织者决定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主题是战时军事。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由于战争期间重庆是中国政府的陪都，所以此次会议的选址具有特殊意义，杨教授还征得了重庆市政府的资助并解决会议的食宿与交通。

这些会议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大家在第一次会议上略有拘谨，但到第二次会议时已经畅所欲言，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一直保持了这种活泼交流的传统。在这些会议中产生了一个对中日战争问题感兴趣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学者圈子。让人欣喜的是，第四次会议以后，方德万教授接过了组织西方学者的接力棒，汪朝光教授接替杨天石教授，而作为箱根町会议筹划者的山田教授和平野健一郎教授则发动了年轻的日本学者参与，使将来的会议后继有人。2012年1月，发起人中增加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

我们从筹备这些会议之初就决定各国的组织者应将文字材料用本国语言整理出版。杨天石教授从会议论文中选萃，先后出版了四本论文集。此次根据中国读者需要再作精选，合并为三本。杨教授治学严谨，堪为学人楷模，深受中外同仁的尊重。我们参与这些领域研究的外国学者，欣然看到杨教授将大家探求真相共同努力的成果，再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战争的意义。1931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满洲（中国东三省），1937年开始入侵华北，中国饱受战争之苦，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战争和流亡中失去亲人，家园被毁。除了文化中心京都以外的日本许多城市被战火焚烧，成为废墟，长崎和广岛被原子弹夷为平地，几百万日本人丧生。在战争中，还有好几十万美国人死亡。中国和日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重建经济。

历次会议的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各国公认的官方宣传。对任何国家的学者来说，甄别各种政治集团的宣传的真伪并非易事。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是，尽最大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二战的结束敲响了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丧钟。日本丢掉了韩国、满洲、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法国、荷兰和英国面对日本的横行无能为力，欧洲坚不可摧的光环被粉碎，这就促使亚洲人民起来争取独立。伴随着战争结束而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不易获得有效的稳定。在走向稳定的过程中，工业化从日本蔓延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大陆，战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为许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稳定的平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亚洲必须找到新的能带来稳定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架构和平的秩序来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以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我们学者的希望是，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历史的努力，会让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推进合作。

我们应该感谢杨天石教授，感谢他把我们的学术成果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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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