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外交综述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2015~2016)

张蕴岭 任晶晶

【内容提要】2015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可以概括为:大国博弈烈度增强,但总体关系格局基本稳定;热点问题突出,但仍具有可控性。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在周边地区实施创造性维稳、开拓性进取战略的关键环节。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中,南海问题热度上升,朝鲜半岛冲突风险增大,钓鱼岛及东海风险犹存。不同地缘板块的交织搅动,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平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2016年将是一个多事之年。一些矛盾冲突点将会继续发热,大国博弈的联发效应会继续扩散。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塑造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周边局势的基本稳定,避免局部冲击整体,让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得以维持和延续。

【关键词】中国 周边安全 环境 形势 评估

【作者简介】张蕴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任晶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周边安全环境对于中国外部安全的影响最为直接。2015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新动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美战略性博弈凸显、南海问题升温、朝鲜半岛局势趋紧。总体来看,2015年中,尽管一些挑战性问题突出,但对中国总体安全大局的影响有限,热点问题没有引发大的冲突和动荡,中国周边地区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基本上得到了维护。但是,2016年,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大,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周边安全大局有可能产生直接的威胁。因此,降低冲突风险,保持大局可控,是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外交的当务之急。

2015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可以概括为:大国博弈烈度增强,但总体关系格局基本稳定;热点问题突出,但仍具有可控性。具体来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在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中,对话、协商与合作的基本态势得以保持和延续。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矛盾冲突点,双方围绕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博弈加剧,但中美关系并未破局,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继续推进。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增进了中美两国的战略性理解,为两国在复杂形势下维护协商合作的双边关系大局巩固了基础。在新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在双边和诸多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上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中日关系止住了下滑的势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恢复,中日民间交流取得新进展。中印关系稳中有进,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和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增进了两国的战略互信,推进了经济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有助于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总之,这样的大国关系为中国营造良好周边安全环境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局部安全热点问题中,南海问题升温,战略对抗性增强;朝鲜半岛危局突现,风险性增大。中国填造与建设南沙岛礁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派遣舰机巡航示威,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高调反对,加上海牙仲裁法院宣布受理菲律宾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提出的诉讼,使南海局势充满敏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的大方针,避免了热点问题过度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在东海区域,中国继续坚持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同时积极推动中日间对话的开展,力求为东海的紧张气氛降温。在东南亚地区,习近平主席2015年11月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中越两国就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推进全面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对稳定与改善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朝鲜半岛的对抗性局势没有改观,呈现反复和不确定的特征,朝鲜于2016年1月、2月进行的核试验与卫星发射让形势再次陷入危局,将中国置于复杂的安全变局之中。

第三,以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15年继续引发高度关注。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安全领域的一个焦点,中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法律保证,进一步加强了对暴恐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境外势力渗透的防堵。在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威胁加剧的形势下,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力求扮演负责任和有作为的大国角色。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就网络安全议题,尤其是在共同打击网络犯罪方面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由中国牵头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2015年11月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方案对最终协议的达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正在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和措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四,中国周边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风范和特征。大国外交就是要有大视野、大战略和大手笔,发挥大国作用,不为局部问题所纠缠,不被个别矛盾所羁绊。在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下,中国外交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旋律,把塑造和构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作为重点,把“一带一路”作为推进大国外交的主场。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金砖国家)的建立,设立了“丝路基金”,既着眼于推进新型发展合作,又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有助于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的塑造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此同时,中国还继续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推动恢复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化水平,并且积极推进军事外交,推动建立军事信任措施,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等。总体来看,2015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呈现积极、活跃、有作为的新特点。

中国与多个大国为邻。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来说,大国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为此,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适用于与所有大国的新型关系建设。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中国在周边地区实施创造性维稳、开拓性进取战略的关键环节。

(一)中美关系

2015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复杂的形势下艰难推进。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继续加强,提升了在周边地区的安全构建能力,美国抓住南海问题不放,加紧做盟友的工作,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升级,正面碰撞凸显。在此情况下,坚持稳定关系、管控分歧、推进合作的双边关系大方向至关重要。

2013年6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十四字方针,阐明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此后,在奥巴马总统于2014年1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又从增进战略互信、相互尊重、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相互包容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多层面推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主张。

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在推动双边安全合作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承诺共同探讨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确保互不攻击;双方同意在地区安全特别是南海等问题上积极探索危机管控的途径,降低误判和冲突的风险。12月1日,中美首次就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进行了高级别联合对话,并正式决定建立网络安全热线机制。此外,双方还就网络安全个案、网络反恐合作及执法培训等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两军交流取得新的进展,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6月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推动两军在增进互信、管控风险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然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华战略向来是在接触的同时保持遏制的手段。2015年以来,美国加大了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的力度。12月10日,美军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在执行例行飞行任务时突然“无意间”飞入中国领土南海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内。此举引发了中方的严重抗议和交涉。美国的行为表明,美国已将南海问题作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崛起的“抓手”。再有,在台湾地区面临领导人更替的敏感时期,奥巴马政府于12月16日决定对台出售价值约18.3亿美元的武器,引发了中方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抗议,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再次出现波折,从而使近十年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的战略默契面临考验。

在美国的冲力面前,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对美国的挑衅采取了谨慎、适度的反应,使紧张的气氛得以缓和。中国清楚,美国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一定会继续使出各种办法,压制中国拓展战略空间的各种努力。美国认为自己还是老大,因此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关于“相互尊重”的主张,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让美国接受中国为“与其实力和作用相当的大国”。尽管中国一再表示要继续参与并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但美国从现实主义的认知出发,对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抱有深度的怀疑和不信任,因此要竭力打破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圈定,保持对中国崛起态势的压制力并构筑制约中国发挥影响力的同盟体系。

总之,2015年的中美关系依然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重特征,但竞争性的一面有所上升和强化。虽然两国关系在2015年下半年出现了明显改善,但双方围绕一系列新老问题的分歧和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有效管控分歧,稳定双边关系的大局,让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不发生逆转,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认知。

(二)中日关系

2015年,中国继续保持与日本在各领域的对话,不断采取积极措施,力求阻止两国关系继续下滑的势头。日本继2014年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美两国于2015年4月公布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容纳入其中,使日美同盟关系踏上了历史转折点。首先,此次调整标志着日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已由离岛防卫等“传统安全合作”发展为包括太空和网络等新兴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安全合作”;其次,此次调整使日美安全关系从“区域性安全合作”拓展为“全球性安全合作”,从而使日本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军事活动空间。尤为重要的是,此次调整促使日美同盟开始由过去的“从属型同盟”向“互助型同盟”转变,从而加强了日本行动的灵活性及其与美军之间的平等性。调整后的日美同盟将由“防御性为主”转变为“极具进攻性”,特别是规定日本武装力量的职能将不再局限于“自卫”,而是可以进行“他卫”,从而赋予日本对别国发起武装攻击,甚至是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权利。

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公布后,安倍政府立即于5月向日本国会提出《武力攻击事态法》、《国际和平支援法》以及《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等十余个具有“战争立法”性质的安保相关法案。此后,安倍又于9月19日在国会参众两院强行推动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单方面扩大了日本行使武力的空间和权限,从而达到了使日本相关国内法能够与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匹配的目的。这样一来,二战后日本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及政策被彻底颠覆,其武装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扮演一种更具进攻性角色的可能性随之骤然增加。此后,日本以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为幌子,不断扩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日本抓住南海问题,寻求直接参与的机会,加大针对中国军事部署的力度,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合作,表示将在南海进行巡航等。总体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策依然遵循着原有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日本继续积极与美国及周边个别国家密切配合以制衡中国的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

2014年底,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015年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了安倍,双方一致同意积极落实“四点原则共识”。5月,日本派3000人来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由此,中日关系持续下滑的势头得到抑制。11月1日,中断三年之久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重新启动,三国领导人就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达成重要共识。

当前,中日两国都有管控分歧、力避双边关系下滑的需求。当然,中日关系处在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期,双方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彼此认知与机制对接还存在巨大裂隙,双方围绕钓鱼岛、东海、南海问题的正面竞争与博弈还将继续,仍然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

(三)中俄关系

2015年,中俄关系无论是在战略高度、合作内容,还是在合作广度、合作深度上,都实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俄罗斯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中一个重要乃至关键的稳定因素。在2015年的中俄外交互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习近平主席于5月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和普京总统9月来华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突显了双方作为大国对于彼此的相互支持。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2015年的5次会晤中,达成了中俄关系“三个不变”的重要共识,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么变,双方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变,致力于实现两国共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及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不变。一年中,中俄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并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使得中俄关系朝着互信更深、合作更实、成果更丰的方向发展,夯实了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的基础。

两国军事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俄直升机公司签署了共同研制先进重型直升机的合作框架协议;中俄联合研制飞机发动机、俄对华出口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也列入了合作日程。同时,两国就深化两军关系达成了更多共识,两军分别在地中海和日本海举行了“海上联合—2015”(Ⅰ)、“海上联合—2015”(Ⅱ)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在莫斯科举办了“中国军事文化周”活动,增进了两军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要战略倡议,为中俄在欧亚地区提供了深化合作的新契机。2015年5月,中俄双方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同时,两国还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呼应,切实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合作。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能够保持战略协调,并不断拓展和深化合作领域,实属难得。

(四)中印关系

2015年,中印两国开展了一系列高层互访,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莫迪于5月访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于11月访印。莫迪总理访华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包括签署价值22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在两军总部间建立热线联系,以及开放更多边境站点用于加强地方军事指挥官交流等。在印度内政部部长辛格11月访华期间,中印首次同意加强在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这对于双方安全合作水平的提升及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2015年,中印边界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对峙事件,边界局势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两国举行了第18轮边界问题磋商和谈判,尽管双方仍未就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达成共识,但一致同意维持边界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为此细化了加强相互沟通的安排。10月,两国军队在昆明举行了联合反恐军演和训练。尽管印度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但总体来看,印度力图避免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阵营,尽可能在中美之间维持适度的平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印度积极支持和参与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同中国保持积极协调与合作,突显了两国在推动新型发展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

当然,中印关系中的一些新老问题在新形势下也会不时浮现出来。印度继续提升军力,有着很强的针对中国的意图。印度不断提升与美国、日本的军事安全合作水平,邀请日本参加印美海上联合军演,积极推进同越南、菲律宾的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南海事务等,都同抵消中国不断扩展的地区影响力密切相关。由于印巴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令印度不快。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印度本应是重要参与者,但印度担心该计划的实施将会扩大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因而态度消极。此外,印度对于中国倡议和推动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也不积极,致使该计划进展不尽如人意。

中印之间的新安全关系建设需要耐心和信心,需要“避轻就重”,要求双方不因一时一事的分歧甚至摩擦影响双边关系的大局,一些误解需要通过沟通加以化解,一些问题,特别是边界争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加以处理和解决。像中印这样两个同处上升期、存在领土争端的发展中大国,双边关系中必然会有“竞争性矛盾”和“不信任情结”存在。但是,出于对各自发展利益的考虑,上述不利因素的存在不应成为双方对于共同利益认知的障碍。中国应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发展新型发展中大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坚持把经济合作作为中印关系的主渠道,扩大共同利益基础,有效管控彼此分歧。

2015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变中,南海问题热度上升,朝鲜半岛冲突风险增大,钓鱼岛及东海风险犹存。不同地缘板块的交织搅动,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平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南海问题

2015年以来,南海问题的一个最大变化是美国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博弈明显升温,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加剧。2015年5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2015)》,批评中国在南海推进“可用作作战基地”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违背了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地区愿望”。随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无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上堆积多少沙子,都无法制造出主权”。5月20日,美国国防部允许CNN记者登上美军反潜巡逻机随同采访,飞越了南沙永暑礁周边海域。7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亲自登上美军P-8A“海神”侦察机,参与了在南海上空持续7小时的飞行侦察任务。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以所谓“维护地区航行自由”为名,驶入中国南海渚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遭到两艘中国海军舰艇的监视、跟踪与警告。11月5日,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登上正在南海巡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并再次指责中国“试图破坏地区稳定和力量均衡”。11月8日,美军派遣两架B-52战略轰炸机在南海执行巡航任务,并飞进中国在南海施工的岛礁周围空域。12月10日,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误闯”中国南海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之内。美军的上述挑衅行动构成了对中国南海主权主张最为严重的挑战,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对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于12月20日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到中国南沙岛礁附近海域炫耀武力,同时中国军方也要求美方“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杜绝此类危险行动再次发生”。然而,美国的挑衅却不断升级。2016年1月30日,美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事先未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驶入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中建岛海域12海里,并声称“无害通过”。不难看出,随着美国军舰公开巡航南海岛礁行动的常态化,美国政府改变了此前在南海问题上居于幕后进行挑动、干预的做法,开始走上了与中国直面相对的前台,从而使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美国的高调干预相呼应,菲律宾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炒作,妄图推波助澜,制造紧张局势,从中渔利。2015年7月7~13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在常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菲方派出了由60人组成的超大规模代表团,大肆造势。为了获得国际支持,菲律宾不仅在东盟内部加紧做工作,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外长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东亚峰会,甚至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场合不遗余力地炒作南海问题。

与菲律宾相比,越南2015年在南海问题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目前,越南的主要策略是在大幅度提升海军力量、抓紧时间进行自占岛礁扩建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同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形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越政治关系稳中有进。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定下了基调。双方同意就海上安全问题加强磋商和谈判,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2015年12月底,东盟共同体如期建成。中国坚持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继续与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COC)进行磋商。双方建立了“中国—东盟海上搜救热线平台”、“中国—东盟应对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等。不过,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内部的协调正在加强,南海问题正在被提上东盟的集体议事日程。例如,2015年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罕见地就中国在南海的陆域吹填行动表示关切,认为“有关行为在南中国海地区削弱了信任,增加了紧张,破坏了和平、安全与稳定”,声称将采取“预防性措施”。可见,东盟共同体建成后,将会在捍卫东盟利益、制约中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确,这无疑会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增添新的变数。

(二)朝鲜半岛

在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半岛处于不稳定状态,尽管大的冲突没有发生,但是风波迭起,险象环生。在军事上,朝鲜延续了过去几年来的强硬示威与“悬崖战术”相结合的政策套路,继续保持核威慑,并开始试图将更为强硬的核恫吓付诸行动。为了回应美韩的联合军演,朝鲜在2015年内进行了多次远程导弹试射,用以向外界展示其战斗力量。5月,朝鲜在东海地区以潜射方式试射了弹道导弹;10月,在劳动党建党70周年阅兵时展示了号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

在韩国方面,朴槿惠执政后把实现南北统一作为重要执政目标,先后提出了“信任进程”和“德累斯顿构想”。但是,韩国的半岛和平倡议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面对朝鲜的核武威胁,韩国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放弃了从美军手中收回作战指挥权的计划。此外,美、日、韩三国还在三边军事合作上实现了突破,形成了三边军事协调机制的雏形。尽管日韩军事合作背后有美国的压力,但基础还是日韩有共同应对来自朝鲜威胁的现实需要。事实上,2015年以来,韩国对朝鲜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硬的姿态。例如,韩国坚持要求在朝鲜具备“弃核诚意”后才进行有效对话,还在军事上将“5027”等对朝作战计划更新为“5016”作战计划,提出了一套基于先发制人考虑的、用以打击朝鲜“挑衅性行动”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与此同时,为了对朝鲜施加政治压力,韩国政府在首尔设立了“朝鲜人权事务所”,积极支持将朝鲜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

2015年12月,金正恩表示,朝鲜已经具备了制造氢弹的能力,并暗示将进行氢弹试验,导致半岛局势骤然紧张。2016年1月6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并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于2月7日以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光明星4号”卫星,把南北关系推向了新的对抗局面,并引起了一系列综合性的危险反应。韩国大幅度提升军事对抗级别,加大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力度,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中断了开城工业园区项目。朝鲜也不甘示弱,宣布开城工业园为军事管制区,并声称将接收韩方在园区内的一切资产。

毫无疑问,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对朝政策和朝美关系,但朝鲜试图通过大幅度提升核武水平向美国施压、把美国逼到谈判桌上来的做法是一步险棋。朝鲜靠核武立国,发展远程战略导弹,不仅美国不接受,而且遭到所有东北亚国家的普遍反对。它搅乱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危及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同时,朝鲜试图抛开中国摆脱其困难处境的做法,是一厢情愿的徒劳努力,只会使其变得更加孤立。

(三)钓鱼岛及东海

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对该地区进行常态化巡航是必然之举,而日本坚持钓鱼岛主权无争议的立场,必然会让中日双方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如果双方不能坐下来谈判,对立似乎无解;而如果对立升级,局势则有可能失控。也许是出于对风险的共同认知,中日两国在围绕钓鱼岛问题而展开的博弈中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双方都在尽可能避免局势的失控。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都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各自的巡航任务,但双方都未派遣军事力量进入这一海域,两国也都无官方和民间人士上岛开展主权宣示活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正在实质性加强对中国的反制,不断提高对中国的拒阻能力。2015年4月底,日美两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在合作的深度及广度方面都得到了质的提升,美国方面一再公开表示,钓鱼岛在美日共同防卫范围之内,美国会对钓鱼岛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背景下,日本不断增加预算,大幅度提升执法力量,购进新型喷气式飞机和巡逻船,加强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海上保安厅计划将原本设在宫古岛的海上保安署升格为海上保安部,规模从50人增加到100人,同时在其附近的伊良部岛配备50人的执法队伍和3艘小型巡逻船。此外,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个核心概念颠覆了原有的安保体制,在制度上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和国会在对外动武问题上的牵制和掣肘。

当前,中日两国正处在力量转折期,中国综合实力的继续提升是大势所趋,钓鱼岛和东海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的“战略前沿”。显然,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定各类安保政策的重要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钓鱼岛和东海问题具有两个潜在风险:一是可能的实力对抗升级,进而加剧紧张局势;二是可能的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更大的冲突。一个积极的进展是,中日两国政府已经就在钓鱼岛和东海地区避免军事摩擦举行了多轮磋商,预计还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以达成相关协议。

2016年会是一个多事之年。一些矛盾冲突点将会继续发热,大国博弈的联发效应会继续扩散。从中国周边安全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周边局势的基本稳定,避免局部冲击整体,让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得以维持和延续。

(一)朝鲜半岛局势

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具挑战性的隐患便是朝鲜半岛局势。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劝阻,悍然进行新一轮核、导试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70号决议,对朝鲜采取了比以前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借机大幅度增加在日本、韩国的军事部署,日韩也都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韩国启动在韩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程序,美、日、韩拉开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架势,双方剑拔弩张,发生不测事件的风险大大增加。

朝鲜半岛局势事关中国的安全,中国已多次表示绝不允许在家门口生战生乱。无论是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是美国借机把核武器部署到韩国,都会危及中国的安全;若美国对朝鲜使用武力,则朝鲜半岛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会把中国拖入其中。因此,尽管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让其为继续发展核武器付出代价,但是,中国仍会避免让局势朝极端的方向发展,不会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

不过,从六方会谈的经验来看,如果美朝双方不做大的政策调整,中国的斡旋作用是有限的,而这正是局势发展的真正危险之处。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已经进入选举周期,大选期间的对朝政策往往是向更加强硬的方向“一边倒”。事实上,奥巴马正在改变其上任以来对朝采取的“战略忍耐”,对朝政策正在日益强硬。在朝鲜方面,拥核已成为其基本国策和金正恩执政的强力支撑,因此朝鲜绝不会自行改弦易辙,主动弃核。在韩国方面,朴槿惠政府已被逼到墙角,只有全面采取包括强化韩美同盟关系在内的强硬措施,才能迫使朝鲜做出改变。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应急准备。从中国的选择来看,半岛不生战生乱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立场:朝鲜半岛不能有核(包括朝鲜发展与美国部署),半岛问题不能用武力解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在美朝关系。当前,引发新一轮冲突和动荡的原因是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进行新的核、导试验。如果朝鲜当局继续一意孤行,激化矛盾,进而挑起战事,中国不会为其承担安全责任。当然,出于对自身和地区和平利益的考虑,一旦乱局发生,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积极有为的行动,制止战争,推进有利于朝鲜半岛长久和平的安全机制建设。

(二)中美战略博弈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鉴于现任总统任期已近,一般会采取较为保守的稳健政策,不会寻求做出大的调整和改变。奥巴马会继续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会继续在南海示强,拉拢盟国和其他国家制约中国的行为等都会继续下去。同时,也会继续保持同中国的接触与协商,推进多个领域的功能性合作。

然而,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博弈也存在一些不可轻视的风险点。其一,管控朝鲜半岛局势。中美在管控半岛局势、加大对朝制裁力度以制止其冒险行为上有着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但在对朝制裁的目的和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国反对美国借制裁之机扩大美韩同盟的作用,在可控与稳妥的基础上解决半岛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上策。其二,管控南海局势。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提升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会继续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挑衅,如果缺乏约束,无视中方警告,行动出格,还是有可能发生突发性事件的。同时,国际仲裁法院会对菲律宾的“南海诉讼”发布裁决结果,如果菲方采取莽撞行动,中国必定会采取反制措施,这无疑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其三,管控台海局势。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成,实现政党轮替,蔡英文的施政定会较马英九有很大变化,台湾当局将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和与美国的关系引人注目。过去若干年来(包括民进党执政时期),中美在维护台海局势稳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战略沟通与协调。民进党在传统上具有亲美、近日和疏远大陆的情结,美国方面如果把民进党作为制约中国大陆的工具,为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服务,鉴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势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三)中日安全困境

安倍政权将“强国战略”作为其长期执政的施政理念与核心政策。其中,构建强大且能行使更大自主权的国防力量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包括自卫队走出去、扩大武器出口等。当前,日本在日美同盟强化的背景下,将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行动将会更具进攻性和对抗性。中国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活跃,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日本。日本希望在南海问题上“更有作为”,除配合美国的行动外,还将进行单独巡航。此外,日本还会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合作,向其提供武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日本这样做,一是要借机拓展日本的安全空间,增大战略回旋余地;二是要提升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压制中国。可以说,中日双方除了对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有着共同的担心,都有意向通过协商制定规则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小,目前还很难找到走出安全困境的有效对策。

(四)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蔓延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态,因为恐怖主义具有隐蔽性高、突发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特别是恐怖势力的暴恐活动多以平民为目标,一旦发生,会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与不安。在中国周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国家都是恐怖势力活跃的地区。境外恐怖势力同中国境内的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存在多种联系,共同制造过多起事端。2015年,中国着力加强了国内反恐力度,制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使国内安全形势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国际上,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很活跃。鉴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投资、旅游联系,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面临很大威胁。在新形势下,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投资项目安全、资金投入安全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中国倡议并积极推动和参与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的项目、投资和参与人员很多,维护项目、资金和人员安全的任务很重。为此,中国会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合作纳入国际合作议程,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现有合作机制,以及各种双边合作安排等,建立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和渠道,特别是在信息交换、情报共享、联合行动等领域采取务实有效的合作举措。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安全方面,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一系列新安全理念。在对外安全方面,提出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构想。在安全环境与安全机制构建方面,中国彰显了做新型大国的决心和担当。当前,尽管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诸多新挑战,但总体来看,挑战和机遇并存。安全环境构建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符合做新型大国的战略定位。中国不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做任何让步,必然对那些危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挑战或挑衅进行反制,但同时又会从构建和平发展周边环境的大局出发,审慎与理智地处理争端,竭力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努力寻求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对于大局的掌控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形势,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与战略韧性。

An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hina’s Periphery(2015-2016)

Zhang Yunling,Ren Jingjing

Abstrac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hina’s periphery during the year 2015 can be summarized into one sentence:The gaming between big powers became more intensive,but the overall power structure was stable,with the issues of hot spots were more outstanding but still controllable. In the shaping of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the construction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was placed on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egarded as a key link for China to implement a strategy of creating an innovative stability and taking pioneering initiatives. Of all the changes of security situation around China,the issues related to South China Sea became even more tense,the probability of conflic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increased,and the risks in the Diaoyu Islands and East China Sea were still existing. The year 2016 will be an eventful year because the tensions of some confrontational hot spots will continue and the chain effects of big powers’ gaming will be spread.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for China to safeguard its peripheral security are to manage and control disagreements properly,maintain an overall stability in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and avoid an impact to the whole situation brought by some local or partial disruptions,so that a macro environment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can be preserved and sustained.

Key Words China;Peripheral Security;Environment;Situation;Evaluation

Authors Zhang Yunling,Research Professor,Member of the Academic Board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Dean of the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board,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egional Security Studies of CASS;Ren Jingjing,Ph.D,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with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Regional Security Studies of C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