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文化研究（第2辑）：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工业的大转型
- 彭南生 严鹏主编
- 20825字
- 2025-04-03 18:54:02
·工业史研究·
改革开放与中国工业崛起的机制及问题
严鹏[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崛起，在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上堪称“奇迹”。本文采取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崛起的机制与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工业在最近四十年出现了结构性变迁，但计划经济体制打造的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能力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未完全撤出经济领域，使中国避免了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去工业化现象。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以竞争机制确保了企业家精神的维持，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首要动能。然而，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出现的比较优势固化趋向，以及因高科技产品进口被封锁导致的自由贸易的不完整，也使中国工业长期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这是今后中国工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挑战。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工业化 工业史 演化经济学 工业文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十几亿人口被卷入工业化的洪流，整个国家的面目焕然一新。如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腾飞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兴起称为经济“奇迹”，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的崛起同样是经济史上的成功故事。[2]然而，如何解释这种成功？其原因何在？这一成功究竟具有何种性质？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派传统与理论视角，给出了不同的答案。[3]本文旨在运用历史这一长期视角作为分析工具，从演化与制度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崛起的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改革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结构性变迁
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结构变化。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工业的结构性变迁从晚清洋务派官员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企业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工业的结构性变迁是存在明显阶段性的，换言之，即存在历史的断裂。1949年无疑就是一个明显断裂的时间节点，1978年亦是。此处所谓的断裂，并不意味着抹杀历史的延续性，也不是说历史遗产无关紧要。但是，在每一个存在断裂性的阶段里，旧结构可辨识的主导性特征逐渐消亡或退居边缘，新结构的主导性特征逐渐形成并在较长时间里稳定地持续，这是结构性变迁的真正内涵。以此观之，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两次大的工业发展的结构性变迁，而这两次变迁只有置于历史脉络中才能真切地认识到其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点。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新的工业化模式，几乎彻底改变了此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工业的演化路径。首先，新政权建立了严格管控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自发秩序被政府指令取代；其次，中国的工业经济被大规模国有化，私人企业受到改造，新的国营企业依靠国家投资建立起来，国营企业成为中国工业的主体，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基本上沦为接收政府指令的生产单位，不再是需要自我搜寻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的经营主体；最后，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改变了此前在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下轻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而这一战略具有浓厚的国防色彩，并随着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而强化。因此，计划经济、国营企业与重工业优先是1949年后中国工业结构性变迁的3个主要特征。中国工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构性变迁，一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拥有的思想资源以及可参照的苏联模板皆导向此种结构，另一方面则确实因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感受到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的压力，在工业化战略中必须突出国家安全因素。
从长期历史来看，1949年后中国新的工业化路径尽管具有某种颠覆性，但并不突兀。就中国自身而言，始于1860年代的工业化，本身就是清朝洋务派出于军事目的而发起的，故中国最初的工业企业几乎全部是军工企业，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因素和民间资本才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到了1930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工业建设又转以军事目的为导向，并呈现出国家资本介入、强调重工业、制定计划等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已经预示了1949年后中国工业的新结构。不过，政治上无力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显然缺乏创造新结构的实际能力。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长期以来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具有“原生性”，是自由市场的产物。但是，更为细致的历史研究表明，英国工业革命受惠于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下的长期积累，而且，从时序上说，英国只是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才进入自由贸易时代。[4]至于那些工业化非“原生性”的国家，其工业发展与国家权力强化之间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德国、日本、俄国所谓的防御性现代化自不待言，即使较不具有历史负担的美国，其工业化启动也出于捍卫国家独立的军事目的。在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一年，北美殖民地有人这么写道：“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我们能够构筑一道额外的抵御暴君的篱笆。那些完全依赖外国人供应食物或衣服的民族，也就只能臣服于外国人。”[5]在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麾下的大陆军缺衣少食、缺枪少弹，这正是制造业不发达导致的窘境。独立之后，华盛顿不忘告诫国会：“人民获得自由后，应当兴建保证其独立的必需品工厂，特别是生产军用物资的工厂。”首任财长汉密尔顿的心境则是：“美国在战争后期的尴尬情形，如丧失供给能力等，至今让人记忆犹新。”[6]因此，1949年之后中国工业化中出现的带有极强国防色彩的新发展模式，在人类工业史上自有其普遍的合理逻辑。
进一步说，19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是近代世界史上持续不断的民族国家间竞赛的一部分，在这场竞赛中，工业革命成为一种各国精英主动利用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捍卫国家独立或在国际舞台赢得更大权势等。因此，称这种工业化模式为追赶型战略或赶超型战略亦无不可。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无法实现其目标，这是1978年中国工业发展转换结构的重要原因。例如，1970年代末担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的王大明曾回忆：“从我思想来讲，比较重要的是1979年的时候，我出了一趟国，化工部组织我们到英国、法国去考察化学工业，那一次给我的思想冲击相当大。我看见人家那工业管理、生产太先进了，咱没见过。咱们当时的化学工业就那种硬塑料，做得还不怎么样，像这种咱不会做，咱们很喜欢这种软塑料。非常喜欢，但做不出来。结果英国、法国满地都是，人家垃圾里都扔着。”[7]类似这样的思想冲击在不少人的回忆录中都可找到。尽管中国工业与发达经济体技术落差的成因是复杂的，但在1978年前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自1860年代以降，富强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首要目标，当1980年代的中国政府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实现富强后，改弦易辙便成为必然之事。换言之，中国政府在1949年与1978年对于推动工业化持有相同的根本性价值取向，即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富强目标，但采取的手段与方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况且，1978年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治理问题，也与1949年有了极大的不同。从外部环境上看，随着中国改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军事压力骤然降低，安全考量不必成为工业发展的优先项，这就削弱了将大量资源倾注于重工业和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军事工业的动机，也就使继续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失去了其合理性。从内部治理问题上说，其实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里，已经反思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1960年代的外部环境无法给予中国放弃该战略的安全感。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是有着持续关切的，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这一关切自然而然成为政策优先选项。1981年，万里称：“如果我们的轻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农民会不满意，那就真正形势不好了。我们要抓住农村这个市场，大力发展轻工业……现在，农村盖房子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遮着，我们为什么不能增加玻璃的生产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呢？”[8]万里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所期待的工业化的新的指向性。当然，地缘政治形势改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广阔的世界市场对中国开放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资本与技术也具有大规模流向中国的可能性了，这是中国工业化战略转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百余年来中国工业的结构性变迁，始终具有非经济维度。1949年后形成的工业化模式中，重工业优先战略是为了应对现实的外部军事威胁，而为了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市场，强制性地令各种要素流入重工业部门，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至于广泛建立国营企业，一方面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更便于计划和管控，遂成为这一工业化模式的微观基础。当这一工业化模式行之有年后，自然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结构中的3个主要特征相互缠结，互为支撑。但是，到了1978年，中国政府能够感知到的外部军事威胁大为减弱，这就削弱了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合理性，而中国工业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也使中国政府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不足以实现富强的目标，这就使整个工业化模式出现了转变的契机，这一转变，必然要求重塑工业经济的微观基础，国企改革自然而然提上议程。当新的模式渐趋稳定后，新的结构也就生成了，在这一新的结构中，市场主导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是两个突出特征。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确实大力发展轻工业，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对等的轻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反，在市场诱导下，中国于21世纪初经历了第二轮重化工业化。也就是说，重工业优先战略存在的条件是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强制性地改变资源与要素流动的管道，但是，当政府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后，就极大地削弱了控制资源与要素流动的能力，其所谓的战略力度与可实现程度，是无法与1950年代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相提并论的。此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完全从工业经济中退出，也没有否定重工业的意义，这也使1978年后的新结构不再与旧结构简单对立。
中国工业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性变迁是一种涉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宏大叙事，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全面认识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岗村”和“傻子瓜子”为代表的历史叙事，通常强调改革开放自下而上的特性，也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历史进程，当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渗入国民经济的机体后，如果没有来自中央政府层级的行动，要改革这一体制是不可想象的。例如，1979年6月25日，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意味着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是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但这一行为本身是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推动的，而且背后经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国家物资总局的激烈交锋。[9]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宏大叙事性的，也只有当宏大叙事存在时，可以抽象化与理论化的结构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结构性变迁的突出变化是军事动机大幅度减弱，经济动机渐趋主导，由此导致政府对工业经济的全面管控让位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国营企业之外的市场主体随之兴起，甚至国营企业本身也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一旦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感知出现变化，从未真正退场的国家就会对工业发展施加干预。20世纪末，中国的军工体系在经历长期的低谷后重新提振即为显例。[10]于是，在新结构的断裂中，历史继续保持着合乎旧结构的逻辑。
二 工业体系与国家能力：计划经济的正面遗产
从逻辑上说，正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与问题，中国才会进行改革开放。因此，将计划经济体制视为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是一种常见的历史叙事。例如，王宁动情地写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基本上白手起家，打造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工业基地。但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经济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制度。同时，经济上的失败也激起了民众的深深不满，他们大都渴望改变。”[11]实际上，这段描写很可能夸大了19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整体上的求变思想。但至少在最高领导层，确实出现了观念的变革。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与负面影响毋庸赘言。但即使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者如王宁也承认，该体制为中国打造了一个工业体系。诚然，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工业体系效率低下，与发达经济体也存在技术差距，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亦有其优势。首先，中国建立了一个包括核工业与航天工业在内的强大的军工体系，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拥有了大部分发达国家欠缺的高端工业部门，这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政治大国地位的实际保障。进一步说，强大的军工体系基本上解决了自1860年代洋务派推动工业化开始中国就一直需要应对的国防安全问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动机为导向的工业化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环境。其次，中国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重工业部门，能够提供各类基本的资本品，对于后续阶段的工业发展相当于一种投资，而这种内部积累带来的投资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因此，当中国于1978年重返世界体系之后，不再是一个农业国或纯粹的资源出口国，而是一个有能力引进先进工业技术的国家。当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奇迹”时，必须意识到这个“奇迹”在整体上不是四十年来从无到有突然冒出的。
计划经济体制在其有效性的一面，通过逆比较优势的强制性资源管控，为中国打造了一个包含高端产业在内的重工业体系。而计划经济体制在其无效性的一面，也催生了改革开放时代市场主体的胚胎。一般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异军突起的市场主体，是改革早期中国工业重要的有生力量，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改革初期带动中国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12]。不过，乡镇企业并非1978年之后出现的新现象，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缝隙内成长起来的社队企业的继承者。从政策角度说，社队企业是计划外的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本不允许发展。但是，1966年以后政治环境的动荡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无力按产品经济那套办法为社队企业设定限制，使农村工业获得一个缓慢发展的机会。[13]有学者因此指出：“在现实中，即使在实行计划经济规则最严格的经济领域——工业中，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实行。”[14]然而，恰恰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无法完全实行，社队企业及其演变而来的乡镇企业得以异军突起，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低端工业体系。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形成的二元化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较高层次的起点。这种较高层次的起点意味着中国不必如一般发展中国家那样，从世界体系产业链的最低端开始向上慢慢爬升，同时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却能够拥有政治上的大国地位。
然而，工业体系或者既存的各类工业企业，并非计划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正面遗产，中国依托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国家能力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很可能因为政策不当而出现去工业化进程，从而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工业体系基础挥霍一空。俄罗斯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中国在1990年代快速工业化的同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俄罗斯，1993年的工业产量下降到1989年的70%，而截至1994年上半年，服务部门的产出在GDP中的比重超过了50%。[15]到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如此恰如其分地评价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工业巨人（这个曾经设法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宇宙空间轨道的国家）迅速地转型成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出口国；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占据其全部出口的一半以上。”[16]因此，工业体系或工业基础并不必然成为改革或转型后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国家能否提供适宜工业发展的制度框架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说，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进行比较极有意义。当然，两国转型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注定会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也就是‘大推动’后，经历一段增长放缓的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相对较短的计划经济经历（1949/1959～1979年）似乎优于东欧的经历（1950～1991年）和苏联较长的经历（1929～1991年）。”[17]换言之，中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危害大规模爆发前，及时地进行了体制改革。但是，从中俄两国不同的发展轨迹来说，更具重要性的或许在于改革的方式有异。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相比，中国的渐进改革使国家一直没有完全脱离对市场力量的掌控，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赋予国家的超强干预能力，在中国的改革时代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留。
国家能力的保留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发展具有至少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由于国家没有完全听任市场机制按照比较优势诱导资源流动，中国不仅避免了俄罗斯的去工业化悲剧，也实现了高端产业部门的继续发展。中国1980年代的比较优势，用学者生动形象的话说就是：“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18]换言之，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保障了以重工业为代表的高端产业部门的发展，但到改革开放初期，高端产业部门在中国仍然缺乏比较优势。在市场机制下，资源会自动从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从而给市场主体带来收益。这实际上可以解释俄罗斯改革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初期同样存在去工业化的风险，或者至少存在高端产业部门萎缩乃至消亡的风险。不过，由于中国并没有让市场完全自由地主导经济，这一风险仍然以国家影响市场的方式给规避了。例如，1983年7月12日，国务院做出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成立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负责推进相关工作，被选中的项目共有10个，包括：（1）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2）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3）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套设备；（4）单机容量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站成套设备；（5）超高压交流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6）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成套设备；（7）年产三十万吨乙烯成套设备；（8）大型复合肥料成套设备；（9）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10）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19]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的成立，给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项目以支撑，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职能的延续。而这些重化工业项目，对于解决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瓶颈问题，有着直接的作用。
其次，国家能力的保留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框架。除了直接扶持特定企业、行业、部门发展外，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投资基础设施、稳定宏观经济、抵御金融危机、拓展贸易空间，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工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当然，这些政策并非总是有效的，部分政策也具有副作用。但是，和那些经济命脉完全暴露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确实具有制度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对工业的支持，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独立后采取高关税的美国政府、二战后保护本国产业的日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而中国政府能够扮演这种角色，与计划经济的正面遗产密不可分。
自19世纪以来，关于幼稚工业保护必要性与产业政策合理性的问题，就一直被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历史表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在发展进程中都经历过一个国家保护民族工业的阶段。不过，计划经济不等于产业政策，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必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施行的。因此，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但这与前述工业强国的政策手段是有区别的。恰如一些学者批评的那样，人为扭曲市场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具有不稳定的一面，一旦市场回归自由放任，就可能导致去工业化，这正是俄罗斯改革后出现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去工业化的后果，一方面是因为改革的起点不同，另一方面则因为国家对市场继续保留了强大的干预能力，这种国家能力是推动中国工业崛起的重要因素。
三 市场与企业家精神：中国工业的首要动能
尽管国家能力对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工业的首要动能还是市场机制以及市场机制激发的企业家精神。
市场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的。经济学家罗斯基指出，市场化、进入和竞争是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转型的关键力量，他写道：“激烈的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赢利的压力，促使更多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生产率、进行产品质量和种类的升级上。”[20]竞争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给经济行为者施加生存压力，迫使其改变观念，进而使其探索并做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行为。而一旦经济行为者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即遭淘汰，但其让出的空间被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经济行为者占据后，社会资源在整体上会得到更加有效的分配与利用。所谓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创造性地利用资源去赢取优势地位的观念。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企业家精神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例如，王宁如此评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为它们所享受的特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企业精神在国营企业中消失殆尽。”[21]这一论点在主流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被用来解释中国为何必须实行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若该论点成立，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多元化，本身就足以解释中国工业崛起的动力机制。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最剧烈的阶段，民营资本的快速兴起则与之同步。表1反映了1999～2016年不同性质的中国工业企业的概况。
表1 中国工业企业概况（1999～2016年）
表1 中国工业企业概况（1999～2016年）-续表
尽管不同阶段的统计范围不同，但可以看出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确实呈下降趋势，而私营企业总体数量的扩大极为明显，由此也影响到了平均用工人数的变化。图1展现了同期中国不同性质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变动情况，民营企业的市场表现是极为强劲的。
图1 中国不同性质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1999～2016年）
说明：1999～2006年统计范围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0年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及以后年份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7》，第7页。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工业企业不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成长，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营绩效亦表现良好，因此，从理论角度不难将其视为中国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兴起的证据。然而，中国工业史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国企都没有完全丧失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核。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从零起步，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有其内生动力。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严重的非计划性，在一些时间段里，部分国企实际上面临着政府下达的计划任务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己设法求生存，这就产生了自我搜寻信息并创造性利用资源的行为，客观上接近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创新行为。例如，1958年，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武汉市制定了200项工业建设重点规划项目，并选定在武昌关山地区新建机电工业基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即为项目之一。孰料该厂建成后即遭遇经济调整，武汉的200项工程全部停建下马，该厂亦于1961年底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除保留100人保养机床外，其余职工全部遣散回家。但该厂党委并未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以“宁肯受处分也要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的决心寻求工厂的生路，于1962年从湖南湘潭的军工厂争取到“八二”迫击炮弹壳的生产任务，又于1964年从一机部争取到4000辆自卸车整车、1000辆自卸车配件的生产任务，使工厂得以存续。[22]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及类似案例与社队企业的历史一样，反映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牢不可破，但是，如果企业领导层缺乏魄力，也就不会违背政府命令，做出类似于正常市场主体的信息搜寻及资源利用决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魄力和勇气。计划经济体制下，部分国企的领导层是不乏魄力和勇气的，也不乏主动搜寻信息并利用资源的经验，而这种经验能够很自然地被相关领导带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在市场机制下衍生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其次，从熊彼特的经典理论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完全着眼于牟利的价值观，典型的企业家具有将成功和冒险视为目的本身的动机。[23]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包含一种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单纯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得到充分激发并转化为企业创新，但成就动机本身是非经济性的，也能够在非市场环境里或非企业行为中存在。实际上，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行发展非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就是由一种与爱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成就动机支配的行为，其典型价值观即自力更生精神。这种成就动机，也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工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之一。例如，东方电气是由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企业于1984年组建的集团公司，位居德阳、自贡等四川三线建设腹地。1972年，一机部、水电部成立联合工作组，决定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研制300兆瓦、600兆瓦火电机组，东方电气的三大主机厂和上海发电设备制造基地、哈尔滨发电设备制造基地一同参加了研制工作。1979年至1980年，在出国考察的基础上，一机部做出从国外全套引进300兆瓦、600兆瓦火电机组“整套制造技术”的决定，并解散了联合工作组，停止国产机组的研制工作。1980年9月和11月，一机部、水电部以购买许可证的方式与美国西屋公司和燃烧工程公司分别签订了全套引进300兆瓦、600兆瓦主机的制造技术与购买部分零部件的合同。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企业对两型机组分别引进一套，并派人赴美国学习，此前一同参与自主研制工作的东方电气则被排除在外。然而，在得到上级关于停止试制300兆瓦火电机组指令的当天，东方电气的领导丁一就站在全厂干部会议主席台上表态：“三十万（即300兆瓦火电机组——引者注）再难也得上！我宁愿不当厂长，也一定要把这台三十万搞出来！”因此，东方电气各厂顶住压力继续试制。当时，国家给东方汽轮机厂下达的计划任务是零，工厂提出“做行商、吃杂粮、争大上”的口号，组织人力跑遍全国，承揽了诸如沼气提粪机、出口不锈钢菜刀、保险柜等项目求生存，但仍然没有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试制费，由工厂自筹全部费用，继续投入数百万元资金试制东方300兆瓦机组。东方电机厂针对出川铁路隧道对大件运输的限制，努力将机组外形尺寸控制在200兆瓦汽轮发电机的规模，攻克了“个头小、出力大”的难题。1983年9月28日，300兆瓦机组试车成功，通过了一机部和水电部的鉴定。而东方电气一边生产，一边要求上级给产品定点，最终争取到在山东黄台电厂的定点，并于1987年11月23日顺利投运。1985年12月12日，东方300兆瓦锅炉在山东邹县电厂顺利投运。而自制的东方型机组与引进型机组差不多是同时投运的，东方型机组得到了高度评价。[24]经此一役，四川成为与上海、哈尔滨三足鼎立的中国发电装备制造基地之一。在这一案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自力更生精神，转化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并使企业实现了开发新产品这一典型的创新行为。
国企也能够具有企业家精神，从现实层面说，这是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取得若干标志性成就的重要原因。毕竟，中国包括高铁、能源装备、海工装备等在内的高端工业部门依旧是以国企为主力的，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也是尚未改变的事实。尽管这些高端工业部门受到产业政策的扶持，但如果微观层面的企业完全缺乏消化引进技术与实现二次创新的能力，也不可能制造出具有技术复杂度的产品。因此，中国的国企在其内部是存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发展机制的，观念性的企业家精神即为此种机制之一，并且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有所萌芽或以特殊的形式存在。
但是，个别的优秀案例不能掩盖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中国国企整体上存在的体制与机制问题。即使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后，国企在决策效率、激励机制、成本控制等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普遍仍不具备优势。因此，中国工业领域内企业家精神的兴盛，仍得益于改革开放对民间资本活力的释放。实际上，正如国企中不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也并非个个具备企业家精神，被市场淘汰的民营企业亦不可胜数。重要的是，当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对大部分的工业企业构成生存压力后，无论企业为何种所有制，其企业家精神的产生与维持都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制度性的保障。当然，此处的讨论有必要回归到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学理论上原本的定义，即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一种不畏风险、勇于挑战困难的观念。于是，矛盾在于过于注重市场利益有可能使企业经营者的眼光短期化，只注重谋求现实可获取的收益，而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行为退避三舍。毕竟，创新并不能确保一定成功，而且以技术研发为内涵的创新在短期内的投入要远远高于收益。因此，改革开放后，即使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可能会表现出对风险的厌恶，从而导致对创新的回避乃至质疑。例如，当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集团的企业家李书福以毫无资质的身份进入高要求的汽车制造行业时，整个中国社会的舆论普遍是持质疑与否定态度的，支撑李书福制造汽车的动力也只剩下不惧风险的勇气了。《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以生动的特写记录了这一段历史：“2001年12月央视财经频道《对话》的一期节目上，李书福担任主宾，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台下担任嘉宾，当柳传志听到坐在台上的李书福说要自己造汽车时，他觉得很可笑，当即就给李书福起了个外号叫‘汽车疯子’。2018年2月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柳传志感慨道，17年前他看错了李书福，他说：‘今天“疯子”怎么了？买了沃尔沃，今天又成了奔驰的大股东，这不是给中国企业家长脸吗？’”而李书福本人的一句话对企业家精神有着接近于经典理论的诠释：“什么叫创新，就是人家都反对你还坚持去做。如果你和大家的观点一致，这叫创新吗？”[25]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并非是纯粹谋利的，而是在谋利的市场行为中具备勇于承担风险去从事创新的观念。
进一步说，具有国家宏大叙事色彩的企业家精神在民营企业中同样存在。例如，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原本从事工业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的制造，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进口设备供给的瓶颈，遂毅然决定自主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公司董事长于德海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国外卖给中国的高档机床，在机床样本的后面都有这样一句话：该产品受政府管制，不得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国防。这些机床都带有定位装置，你买来以后做什么产品、放在什么位置，都在人家的眼里。如果日后机床要移动位置，必须要向人家申请，由国外派人来给你移动……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技术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用钱买你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受你限制？有时我对员工讲，这就好比我家里有两个炉灶，我到商店买了一口锅，商店说这口锅只能在其中一个灶上用，在另一个灶上用就不行。购买高档机床对我们的限制，往小里说是侮辱人，往大里说是侮辱一个国家。”面对这样的刺激，于德海下定决心研发中国自己的数控系统，他说：“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技术人员都会被这种方式激起骨子里的一种热情，就是一定要研发出自己的数控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搞数控系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高档数控系统，也不能没有自己的高档数控机床。什么是动力？这就是动力。”[26]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领域内的企业家精神，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包含着一种自晚清以来就存在的国际商战观念，其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推动，仍然是强劲有力的。换言之，由国际竞争激发的中国工业文化，在竞争意识上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观念相一致，成为当代中国工业企业冒险打破比较优势固化模式，依靠技术创新获取市场优势的重要精神动力。而这种工业文化，不仅存在于国家能够紧密掌控的国有企业中，亦存在于众多民营企业中。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民营工业企业，不仅从经济角度保障了企业家精神，而且，通过企业家精神存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升，对于非经济维度的国防安全巩固和军事工业发展，亦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 问题与挑战：“大而不强”的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崛起在整个人类工业史上确实堪称“奇迹”。但是，问题与挑战依旧存在，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工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大而不强”，即规模与总量无可匹敌，但核心技术与发达经济体尚存在较大差距，由此拖累了竞争力，使中国工业在全球工业经济体系中整体上仍居于产业链中低端。
中国工业呈现的“大而不强”问题，符合中国工业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经历了由逆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迎合比较优势的市场化战略的转向，资源要素在工业体系各部门与行业间重新分配，形成新的结构。1978年，中国的国情是拥有规模巨大而便宜的劳动力，工业技术整体上居于世界中游，这使中国特别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并面向国际市场出口。但是，劳动密集型工业本身通常是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业，对工人技能的需求高于对技术研发投入的需求，这就天然地制约了其对于中国工业整体技术升级的贡献。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在发达经济体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更多地处于简单加工制造环节，无法进入技术研发等核心领域。例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21世纪初指出，大部分被美国制造业联盟和美国电子协会列为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科技或先进科技电子与信息技术产品是不应被视为高科技的，因为这些产品具有大批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特点，不符合高科技产品的属性。而且，中国之所以能够出口大量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只是因为中国进口了大部分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换言之，中国“从任何实际意义上来说都没有制造这些商品，而是将进口的零部件进行组装”，国内的增加值只占了出口产品价值的15%，剩下的都是进口的部分。此外，大部分出口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甚至也不是由中国自己的企业组装的，而是由将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平台的外国企业组装的。2003年，外资企业占了中国410亿美元的电脑、零部件和外围设备出口总额的92%，以及中国890亿美元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出口总额的74%。该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出口商品构成的快速改变，看起来并不能成为中国企业技术上跳跃式发展的证据，因为这些出口主要不是由‘知识存量’的扩大或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带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和国内中资公司的技术差距可能正在扩大。部分是因为在中国的电子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外资企业几乎全部是外商独资企业而不是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面对国内竞争对手有强烈保护自己技术的动机，因此限制了技术向本土企业的扩散。”[27]然而，这种生产与贸易结构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即外商提供资本与技术，而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其结果自然是中国工业具有体量之“大”而缺乏技术之“强”。
表2的数据证实了前述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高科技产业实际上缺乏高科技的论点。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9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出口主要是由外商独资企业完成的，若算上中外合资企业的份额，则外资对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的控制就更为明显了。
表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完成情况（1995～2009年）
英国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在一些战略性产业领域，外国公司受到严格准入限制，但纵观中国商业系统，跨国公司在一大部分行业中都得以迅速扩大投资、就业和销售，占据行业内关键地位。”[28]这些跨国企业为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无助于中国工业掌握核心技术。
因此，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各种工业产品席卷全球市场时，中国本身却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床工具产品市场，而且中国机床工具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与其他各类工业产品显著的顺差状态形成强烈反差。机床工具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设备，机床工具产品的自给程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实际的制造能力与水平。除了生产设备的整机依赖进口外，中国制造的不少工业品的核心零部件包括元器件等亦需要大量进口。图2反映了1995～2009年中国的电子器件进口额自2001年后急剧攀升，这个过程与中国大量的工业品出口全球市场是同步的。
图2 中国的电子器件进口额（1995～2009年）
资料来源：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949～2009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第604～609页。
中国工业的“大而不强”除了受比较优势的国际市场分工原则影响外，还因为技术追赶本身有较大困难。以半导体工业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受国家支持的项目无锡微电子工程自1983年启动，1994年通过国家验收，但生产线正式投产时已丧失了市场机遇，在实施多年后最终失败了，参与该工程的俞忠钰后来总结失败原因时中肯地指出：“当世界集成电路产业遵循着摩尔定律发展时，我们前进的步伐显然太慢，等到工程完成时，所生产的产品几乎已被市场淘汰（项目合同中要求引进256K存储器产品，而1993年日本的NEC公司已开发出256M产品，两者的集成度相差1000倍，已演进了5、6代产品）。”[29]因此，高端产业需要高强度投入并具有高风险的特点，本身即构筑了后进经济体如中国进入此类产业的高壁垒，也削弱了后进经济体企业乃至政府本身的进入动机。前文所举案例中柳传志对于李书福的质疑即充分展现了企业经营者普遍具有的目光短期化的动机。如此一来，企业会更倾向于依赖比较优势去赚取稳定的利润，实施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提升战略，整个工业体系也就被束缚于“大而不强”的演化路径中了。
更有甚者，通常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帮助后进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的技术转移活动，在现实中也很难顺利地实现。2007年7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新闻《山崎的“中国梦”》，开篇便写道：“对于山崎智久（Tomohisa Yamazaki）而言，这几乎是一个荣耀：日本政府监管机构不允许他的公司在中国制造最精密的机床，担心这些机床可能被中国用于生产核武器或其他高科技武器。日本当局的这种担忧，凸显出山崎家族企业制造的金属切割设备的精度。当局的担忧与美国为首的国际努力相关，意在严格控制具有军事用途的机器设备的流向。”事实上，山崎家族的机床企业山崎马扎克，原本在中国宁夏银川办有一家合资企业，但后来将其独资化了。面对母国政府的担忧，这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其开设在中国的工厂“主要制造相对‘低端’的机器，每台售价为10万美元甚至更低。这些机器的性能相对简单，面向当地企业销售”，还表示：“我们在中国制造的机器不是为了出口。”[30]山崎马扎克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机床企业之一，但在地缘政治的约束下，它不可能向中国提供一流技术，也不可能在中国投资制造一流产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世界体系中的实际地位，由此得到了很直观的体现。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以一种受限制的方式融入世界体系的，发达经济体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但恰恰这些高技术产品是中国缺乏比较优势从而真正有市场需求的。于是，在这种实际上并不自由的自由贸易结构下，一方面，中国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也因此引发了与发达经济体贸易不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摩擦；另一方面，中国工业无法通过贸易获取部分先进技术，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设想的通过贸易来实现产业“由大变强”的升级在现实中难以如愿。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的新战略引导下，中国工业整体上以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方式参与了国际分工，但由此导致了“大而不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工业企业没有办法打破比较优势，事实上，一大批自主创新的案例都包含着对固有比较优势的突破。然而，既有的演化路径在整体上是难以被打破的，只要企业在现存模式下可以获得利润或至少能够生存下去，就很难产生冒险创新的动机。而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仍然被封锁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工业通过自由贸易自动实现产业升级是不可能的。“大而不强”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应对的结构性挑战。
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崛起，用四十年的时间成长为一个多项工业品总产量位于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在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上确实称得上“奇迹”。这一“奇迹”是可以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的。
首先，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其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依赖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初始和边界条件。反过来，初始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31]这一方法论在具体的研究中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经济事件，依赖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初始和边界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从零起步。改革开放前，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且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工业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建立的工业体系拥有一般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的重工业部门，这实际上已经重塑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不是从低端或底层开始的，从而使中国工业崛起的时间看上去比实际需要短得多。
其次，演化经济学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并建构了一种积极和理想主义的国家类型：“对于当前所有的工业化国家（nation）来说，这种国家（state）曾是一种‘必须的通过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通过报酬递增和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它把国家（nation）引向了创造公共福利的经济活动。”[32]换言之，通过总结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演化经济学认为，积极有为的国家干预是发达经济体通过工业化步入报酬递增的良性经济循环的必经阶段。这一点对于解释中国工业的崛起来说尤为适用。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完全以国家力量控制市场资源的自然流动，强行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尽管国家从中国经济领域内大规模撤出，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但国家与经济的脱钩是不完全的。国家能力的保留及其发挥的作用，是中国未出现大规模去工业化现象并能继续维持不具备市场比较优势的高端工业部门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给予了支撑与协助。
最后，演化经济学自德国历史学派和熊彼特等先驱者开始，即强调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家精神也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变量。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包括一种敢于承担风险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存在于中国的部分国营企业和社队企业中。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被真正激活，并借由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的生存压力而得到强化和维持。于是，改革开放通过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感受生存压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促使企业创造性地利用资源去从事竞争，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存在一种积极的工业文化，作为工业企业发展的精神内核，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崛起的机制，反过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史，也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提供经验案例，这是学者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史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奇迹”的成功的故事，问题同样是存在的。演化经济学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从演化经济学尤其是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工业化只是报酬递增活动的形式之一，国家富强的关键在于必须选择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演化经济学的新李斯特学派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这两个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中仍掌控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33]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初期，工业发展基本上属于高质量经济活动，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尤其是21世纪，工业发展本身既包含高质量经济活动，又包含低质量经济活动。那些低质量经济活动，就包括不从事核心技术研发而只是为发达经济体的跨国资本进行低端装配的生产活动。这类低质量经济活动无法改变一个经济体在世界体系中的生态位。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自动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在产业链上拾级而上。但是，演化经济学由于引入了国家这一变量，指出了在现实世界里，政治与军事等因素实际上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实现，这就使发达经济体通过封锁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等方式，抑制了落后国家的产业利用技术转移自动升级。更有甚者，这种政策手段导致的比较优势固化，会形成经济演化的路径依赖，将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限制于低端轨道中，从而使发达经济体垄断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国工业的“大而不强”，本质上是符合市场比较优势的，但其带来的问题就是难以实现在全球工业体系价值链上的提升。
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2018年，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工业“大而不强”在国家安全领域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对中国工业的未来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自由贸易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邹至庄指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会对美国造成损失：“如果美国的经济从一个在全球市场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获益，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了一个行业取代了美国的这种垄断地位，它可能会遭受损失……萨缪尔森在一个交易两种商品的李嘉图模型里阐述了这一点。美国在商品1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商品2上具有优势。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如果中国技术提高的程度使得美国失去它在商品1上的比较优势，贸易将不会再进行。丢掉贸易份额的美国肯定比保有贸易的情况要糟糕。因此，中国技术的进步也许会对美国经济不利。”[34]中国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工业领域，这就意味着美国学界与政界已经有人意识到，中国工业的继续升级，将威胁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而这也是当前贸易战的思想背景。可以说，贸易战是一种以进攻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工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其实质是“产业战”（industry war）。由于中国工业本身长期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贸易战可以说是一种叠加的挑战。如何化解这一挑战，将是中国工业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重要的课题，也将会影响中国能否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
最后，恰如罗斯基所言，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被总结为一个世界工厂的出现时，就“掩盖了很多细节”。[35]中国的工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拥有一般经济体罕见的多样性。中国工业中不同行业的表现可能极为不同，一方面存在占据全球市场最大份额的企业，一方面也存在不得不依赖进口的工业产品。于是，当视线移向一端时，可能会看到中国工业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当视线移向另一端时，又会发现中国工业与发达经济体可能存在数十年的差距。然而，这两种视角下的结论都可能是真实的，只不过它们都是局部的真实。更为复杂的是，中国工业不只存在部门或行业间的区别，即使在同一个部门或行业内，也存在地域和企业等更为细微的区别，这些区别同样使得对中国工业做一个简单的统一性的评价极其困难。细节未必决定成败，但在贸易战愈演愈烈而几乎有长期化趋向的今天，对细节信息的掌握是政府与企业有的放矢地制定具体对策的基础与前提。从这个角度说，学界能够提供的关于中国工业现状及其演变经过的细节知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诚然，一些关于行业与企业的个案研究极为出色，但由于行业的差异性以及个别企业本身过于特殊，少量的个案研究是不具备政策与对策层面的普遍意义的。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不仅中国工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奋斗起点，中国的工业史研究同样需要有新的开拓，而这也是工业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1]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的发展绩效及相关数据，参见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3] 改革开放涉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乃至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可避免会涉及对两种体制以至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大量分歧亦产生于此。有研究者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业的结构变化视为“虚高度化”，宣称：“经过2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经济中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正在日益扩大，因此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工业部门变动也真正地回归到符合世界性一般规律的工业化进展逻辑上来了，其中霍夫曼比例值发生了真实的、可喜的、符合工业化进展逻辑的演替过程！”（杨云龙：《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工业化（1952～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9～60页）这种观点在主流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在前30年奠定的工业能力基础。”（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第427页）
[4] 贾根良：《重商主义、工业文化的诞生与英国工业革命》，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5～26页。
[5] Lawrence A.Peskin，Manufacturing Revolution：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arly American Industr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1.
[6] 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London：Penguin Books，2005），pp.374-375.
[7] 杨善华等：《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三联书店，2014，第23页。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6部中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第1077页。
[9] 恩宝贵：《情系中国机床》，未刊稿，2007，第14页。
[10]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后，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中心，国防建设也要不断加强。不然，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不能有效保卫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祖国的安全。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搞出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安全的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定要争这口气！”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3～324页。
[11]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31页。
[12]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81页。
[1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46页。
[14] 金碚：《大国筋骨：中国工业化65年历程与思考》，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第11页。
[15] 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310～311页。
[1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第125页。
[17]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孙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53页。
[18]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101页。
[19] 《国务院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载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三十年：1983～2013年重要文献选编》，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第3～4页。
[20]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0页。
[21]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83页。
[22] 《关山渡若飞》编委会：《关山渡若飞：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武汉汽轮发电机厂50周年》，武汉出版社，2008，第55～57页。
[2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06～107页。
[24]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办公厅编《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大事记（1984～2006）》，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2009，第401～403页。
[25] 万慧：《独家专访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单打独斗不会有未来》，《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8年8月20日。
[26]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国重器》节目组编《大国重器》，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第60～61页。
[27]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第565～567页。
[28] 彼得·诺兰：《中国能不能“购买”世界？》，姚明雷译，红旗出版社，2014，第91页。
[29] 俞忠钰编著《亲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第107～108页。
[30] 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269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8月7日。
[31] 约翰·福斯特、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170页。
[32] 杰弗里·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21页。
[33] 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24页。
[34]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徐晓云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第322页。
[35]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