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政策实现的工具要素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额总额达9055亿美元，是2003年的1.9倍，年均增长7.4%。其中，文化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4738亿美元和4317亿美元，分别是2003年的2.1倍和1.8倍，年均分别增长8.7%和6.6%。另据普华永道（PWC）测算，预计到2016年，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娱乐和传媒业营业额将继续排名世界前5位，分别达到4900亿美元、2030亿美元、1680亿美元、840亿美元和830亿美元，分别是2011年的1.3倍、1.2倍、1.9倍、1.2倍和1.2倍。[1]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中国文化发展硕果累累，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文化系统所属及管理的文化单位共有28.74万个，从业人员204.02万人。其中公共图书馆3117个，人均藏书量0.58册。群众文化机构共有44423个，全年组织各类活动147.20万场次，服务人次50668万。艺术表演团体8769个，全年演出173.91万场，国内观众达91020万人次，赴农村演出114.04万场。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23940亿元，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3.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3.76%。文物机构8418个，年末全国文物机构拥有文物藏品4063.58万件，全年接待观众84256万人次。截至2014年年底，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44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38%；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为42.65元。[2]中国全方位的文化建设充分证明文化在创造经济价值、保障文化权益、提高生活福祉和传承优秀文明等方面已经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发挥着作用。

文化建设的快速全面推进并不代表着完全的放任自流，毕竟如此大的市场潜力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更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利益重组和社会文化的改造，而社会资源、社会利益、社会文化是人所共有、人所共知的，只有集体行动才能保护这种共同财富，这也是文化政策的核心功能诉求。因此，作为内生于社会组织的文化政策必然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控制的权力主体是谁？如何确定控制的方位？具体可使用的控制手段是什么？控制的界限和标准如何确定？这四个问题是控制分析的基本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考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