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工党政治与“福利国家”

促使早期新左派关注文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获得执政权，看上去自30年代以来左翼人民阵线所努力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此获得了一个较为光明的前景。然而事实的发展与之大相径庭。艾德礼政府上台后的接连几项举措都令包括威廉斯等人在内的部分左翼人士感到失望：首先是接受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这在威廉斯看来“必然使工党顺应美国的世界版图”[30]，并事实上促进了东西阵营对垒的形成；其次是在1946年到1947年冬天的能源危机中出兵镇压码头工人罢工，这使得许多人意识到当下的工党政府“早就变成一个在客观上非常反动的政府了”[31]；此外，作为工党重要施政纲领的“国有化”，在其推进过程中却未能有效地遏制新体系的官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原本对国有化抱有很大期望的英国工人的严重不满。[32]

更为重要的是，工党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当时冷战意识形态对垒的体现。曾先后出任贸易部长和首相的工党要员哈罗德·威尔逊，在1963年为《大英百科全书年鉴》撰写的“英国社会主义”条目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富于想象力和慷慨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及通过它所建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实现的更加紧密的欧洲合作，欧洲经济也许已经破产，而普遍的饥馑和失业也许已经使大陆欧洲的大片地区为共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了。”[33]同样的说法还不止一处：“英国的第一个四年计划（1948～1952）是为了适应马歇尔计划的需要而制订的。而且正是美国强使欧洲接受了计划：如果它不这样做，欧洲早就向共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了。”[34]威尔逊的露骨言论明显充满了冷战思维和对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敌视，这不仅与战争刚刚结束时许多英国左翼的乐观想象完全背离，反而恰好揭示了战后左翼政治所面临的艰难与风险。

与接受美国援助和国有化同等重要的另一项工党政治举措就是建立“福利国家”。关于战后英国社会的“福利化”，有学者分析指出，“艾德礼工党政府尽管在各种场合仍然坚持工党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实际上，工党所要求的只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英国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工党与保守党的很多分歧只是在国有化的程度和范围方面，当福利国家制度实行以后，双方的分歧已经日益缩小，并最终以福利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形成战后英国新的共识政治，这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实行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保证充分就业，以便逐步地提高英国全民的生活水平，进入所谓的大众高额消费的阶段”。[35]所谓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实际上是以小范围的补助代替整体性的重新分配，以物质性的改善代替公平性的诉求，以“增长的神话”代替“分配的正义”，它与英国左翼所期望的更为民主、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依然有本质上的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党在增长——丰盛——福利——消费这个逻辑怪圈中打转并非一时一刻[36]，我们可以从威尔逊的著述中窥见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连续性。还是在那篇文章中，威尔逊提出，“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对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不平等和剥削的反抗而出现的。像威廉·莫里斯和基尔·哈迪、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悉尼·韦伯这些具有不同地位的人都致力于提倡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对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权力应该用来为大家谋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37]这段话本不奇怪，奇怪的是它是被用来解释威尔逊上文的一个定义：“如果有一个名词我可以用来说明现代社会主义，那就是‘科学’。”[38]威尔逊随即毫无过渡地大谈起当下身处的“以机器力代替人的体力”的“工业革命的气氛”，赞扬1945年以来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的飞速进步，并称“工业中的自动化革命，像原子革命一样，给人们提供一种在无比穷困和无比繁荣之间选择的机会”。[39]威尔逊显然完全无视他所概括的英国社会主义的初衷和他所赞扬的科技进步之间亟待细致分析的复杂关系，以及世界范围内业已显现的问题所揭示的深刻矛盾。他将科技进步等同于政治进步的逻辑其实就是典型的“增长的神话”的逻辑，并且有鲜明的经济—技术决定论的色彩。然而，即使是威尔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高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形式的——无论是自由市场的还是国家的——扩大再生产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失业[40]，对此他又提出了关于福利的主张：“英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对于斯堪的纳维亚高度成功的和建立已久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也可以这样说——意味着为一个更合理的和更平等的社会而动员经济。”[41]“就英国的范围来说，这就意味着对没有特权的人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更多支出、更完备的公费医疗制度、教育方面的更多支出，以及把我们这一代人接受下来的陈旧的和低标准的房屋加以重建和现代化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使人民享受比较丰富的生活这一目的，所有这些计划都是重要的。”[42]威尔逊这一系列福利方案其实很清楚地显示了他本人的——也是工党整体上所倾向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观点。在他看来，发展的重要性是远远高于占有与分配的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性的。而对于眼下的不如意，则可以通过提高民众在某些方面的物质生活水准，即提高福利来解决。至于拥有了现代化的房屋是否就是拥有了“平等”，或者说实现福利是否就是实现了较为公平的分配，威尔逊都没有再提。事实上，他干脆将福利所要应对的对象称之为“由社会不平衡产生的心理病态”。[43]

虽然工党执政的弊端不出意外地很快便显现出来，但当时的英国左翼阵营却始终未能对此形成共识性的应对：实际情况是，左翼自身陷入了矛盾和分裂。例如在关于是否应该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的问题上，当时的英国左翼存在分歧，既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者的理由与工党大致相当，即“拒绝美国贷款会导致极端的物质匮乏，让工人阶级和复员军人承受这样的苦难是行不通的”。[44]然而正如后来的镇压罢工所证实的，最终工人还是被要求为所谓“整个国家”的艰难买单；反对者虽然很快便握有了现实的证据，但是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他们当时对经济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方案，“对美国贷款没有自己的看法就表明了这一点”。[45]在没有统一而合理的主张的情形下，左翼人士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纷纷依据各自的信仰、理念和经历来思考眼前的问题。面对工党的各项措施，有人就其内在的妥协性而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基于现实的增益应当给予支持；有人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而反对工党政府，也有人出于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支持工党。一时间，曾经缔造过“人民阵线”这样值得骄傲的统一政治行动的英国左翼变成了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