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后的疯狂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春天，刚刚把持了朝政的董卓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的快感，迅即遭到关东联军的集体声讨。按照董卓的脾气，应该立即挥师东进，把袁绍、袁术、曹操这些人全部解决了。论实力，他有这个把握，但他却不能这么做，因为在他的背后有日益壮大的白波军，以及驻扎在关中地区的一支由名将皇甫嵩率领的中央军。董卓考虑再三，认为当前不能对关东联军强攻，而只能智取，要设法激化他们的内部矛盾，让他们产生分裂。同时也得做出另一手打算，如果不能消灭关东联军，干脆迁都长安。

董卓想到这个方案的时候一定很高兴。董卓召集朝臣们开会，宣布了这个计划。原本以为经历了废立事件已经没有人再会反对他，但这一次他错了。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等重臣齐声反对，董卓看见反对的人分量很足，不敢轻易动粗，而是拿出了一本《石包谶》的神秘预言书，上面说后汉经历十一世皇帝以后应该迁都。

但董卓又错了，因为这方面显然更不是他的强项。杨彪直接斥责《石包谶》为妖书：“迁都是天下大事，盘庚迁都亳邑，百姓无不怨恨。过去关中遭王莽破坏，所以光武帝才迁都洛阳，经过这么多年，百姓安乐。现在无故放弃宗庙、园陵，必然使百姓惊动，势必如用滚开的水去煮稀粥一样，造成全盘混乱。《石包谶》是妖邪之书，岂可相信！”杨彪的父亲杨赐当过汉灵帝的老师，向来以敢说真话著称，在这方面杨彪一点儿不输于他爹。

董卓耐着性子听杨彪说完，然后说：“关中肥沃富饶，所以秦得而并吞六国。陇右出产木材，杜陵有武帝留下来的陶器作坊，都可以利用。至于百姓议论，那算什么？如果敢反抗，我以大兵驱之，把他们都赶到大海里喂鱼虾！”杨彪仍然反对：“天下大事发动容易，收拾残局很难，请慎重考虑！”董卓有些不耐烦了：“你打算破坏我制定的国策吗？”杨彪还没说话，太尉黄琬站出来支持杨彪：“杨公所说有道理，值得参考。”

董卓黑着脸，不吱声。荀爽看到杨彪有危险，赶紧出来打圆场：“相国哪里喜欢迁都，只是关东兵起，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所以才迁都以应对，这正是效仿秦、汉，借山川之势来控制天下啊！”听荀爽这么一说，董卓的气才消下去一些。但董卓当场免除了杨彪、黄琬等人的职务，提拔王允当司徒，赵谦当太尉。董卓还明确，王允作为自己的助手负责具体落实迁都事宜。

董卓一直想找个人当助手，尤其决定迁都后得长安、洛阳两头跑，自己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在选择王允之前他看好的人是朱儁。朱儁是当年讨伐黄巾军的三位主将之一，在军中素有威望，还担任过右车骑将军，如能为己所用，那再好不过。

朱儁此时的职务是河南尹，董卓派使者向朱儁宣读委任诏书，任命他为太仆，并且明确是相国的副手，但朱儁不愿意接受，对董卓的使者说：“朝廷要西迁，必然让天下人失望，正好助长了关东联军的声势，我不知道这行不行。”使者对朱儁说：“任命你，你拒绝接受，没问你西迁的事，你却说这么多，为什么？”朱儁至少也是朝廷的部长，一个下级官吏口气不诚不敬，让朱儁很恼火：“副相国不是我所能称职的，迁都是错误的，这件事很紧急。辞去不堪之任，陈述当下之急，没什么不妥吧？”朱儁再三推辞，董卓只好作罢，让时任尚书令的王允当太仆。

在用人方面董卓最近总是吃亏上当，上过伍琼和周毖的当，又上过郑泰的当。眼前这个王允也是一名党人，曾与前大将军何进及袁绍等人一起奋不顾身地同宦官做斗争，对于这段渊源董卓竟然不够了解，与刚刚被杀的伍琼等人相比，王允才真正深不可测。董卓特别欣赏王允，这是因为王允特别善于伪装，对于董卓做出的决定，王允从不当面反对，派给他什么活，他都积极去落实。董卓对王允很满意，让他负责具体的迁都事宜，好让自己全力以赴部署与关东联军作战的事。

要迁都长安，必须先解决在关中手握重兵的左将军皇甫嵩，董卓想了一个办法，他以天子的名义征皇甫嵩为洛阳城城门校尉。长安要成为新首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尹就相当于河南尹了，也十分重要。目前担任京兆尹的是盖勋，就是洛阳大阅兵时跟灵帝在阅兵台上对过话的那个人，董卓以天子的名义征他为议郎。谁都能看出来，这是要解除二人的兵权。

诏书送达关中，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建议：“董卓霸占京师，擅自废立，现在又征将军您，您如果去了，大则有生命之危，小则受困遇辱。趁现在董卓还在洛阳，天子即将西来，将军可以率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袁绍等人在东，将军您在西，董卓可擒！”但皇甫嵩不敢接受这一类的建议，而是到洛阳就任。皇甫嵩一走，盖勋即使有想法也孤掌难鸣，只好随后去了洛阳。看到皇甫嵩自动送上门来，董卓大为高兴。

去年朝廷改任董卓为并州牧，诏令他把手下的人马交给皇甫嵩，董卓坚决不答应，为此跟朝廷一度陷入僵持，皇甫嵩曾上书朝廷，朝廷下诏责让董卓，董卓与皇甫嵩进一步结怨。现在皇甫嵩到了洛阳，董卓决定对他进行报复，马上授意有关官员上奏朝廷找了个借口诬陷皇甫嵩，董卓令人把皇甫嵩抓了起来，想把他杀了。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一定交情，目前也在洛阳。董卓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在席间突然抢到董卓面前和他辩理，责以大义，又叩头落泪，为父亲申冤求情。在座宾客深受感动，也纷纷替皇甫嵩求情，董卓这才离席而起，拉起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座，并派人释放了皇甫嵩，任命他为议郎。

汉献帝和朝廷正式离开洛阳西迁开始于初平元年（190）二月十七日。司徒王允还兼任着尚书令，负责朝廷的日常事务。王允下令将兰台、石室所藏的档案和典籍一一整理好，带往长安。朝廷的日常运行全靠制度、礼仪，这些东西只凭人们的记忆显然不行，缺了这些重要的资料，以后朝廷在长安运行起来就很困难。

朝廷一走，董卓也不再顾忌，他要在洛阳搞一场大掠夺。迁都前后，董卓下令进行了一次金融改革，废除五铢钱，改铸小钱。秦朝使用的是半两钱，汉朝在原半两钱的基础上增加了围边，定五铢为计重单位，称五铢钱。二十四铢相当于一两，所以这种钱不太重，不过由于朝廷的大力推行，其信誉很好，两汉一直使用，到现在已有300多年历史了。董卓所铸的小钱，不仅重量轻，而且工艺粗糙，既无内外廓，“五铢”二字也看不清楚，很难辨认，被当时的人们讥为“无文”小钱。这种原料成本与铸造成本均明显低于标准五铢钱的小钱，其铸行相当于主动让货币进行贬值，是一次赤裸裸的金融掠夺。

为了铸造更多小钱，董卓下令到处搜刮铜材，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等用来铸钱。这里说的“铜人”是秦朝留下的铜像，原立于秦咸阳宫，后移至汉长乐宫，董卓下令将其中10座铜像化成铜水，铸成小钱。这次搜刮活动进行得十分彻底，就连洛阳一些重要建筑物上的铜构件也被拆了下来。

董卓又下令，百姓手里的五铢钱一律为非法，只能拿来兑换新铸的小钱。这样一来，收上来的五铢钱又可以铸成更多的小钱，一来一往，董卓发了大财。小钱大量涌入市场，本来就不断高涨的物价此时彻底混乱，洛阳一带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米价最后达到了惊人的几百万钱一石。汉代五铢钱有很强的购买力，以米价作参照，汉桓帝时约五十钱可买一石粮。如今，粮价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等于涨了至少几万倍。

即便这么干，董卓仍嫌太慢，干脆直接派兵出去抢。凉州军本来军纪就很差，对付老百姓以手段残忍而著称，接到董卓的命令，大家抢得更欢了，一时间洛阳周围地区成为人间地狱。董卓下令将洛阳一带的所有富豪都集中起来，胡乱安个罪名，集体处死，财产全部没收。董卓还下令在洛阳周围200里范围内大行抢光、杀光政策，还命令士兵开棺掘墓，盗取珍宝。邙山一带密集地排列着本朝多位先帝的皇陵和许多贵族的墓地，大都无法幸免。洛阳东边有座阳城，乡民正在举行祭神仪式，凉州军开到，立即大开杀戒，所有男人全部被杀，头颅割下来挂在车上，载着抢来的妇女，一路敲敲打打，宣称在前线打了胜仗。

朝廷西迁的队伍出发后，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初平元年（190）三月五日到达长安。此时虽是春天，但长安城却下起了大雨，天色昏暗，白日如同夜间。雨中，人们看到一只野鸟飞入长安宫中。在这样的时刻，看到这样的孤鸟飞入长安宫，对天人感应等一向深信不疑的人们心底不知是否会惊出许多不祥之感来？

长安城原有未央宫，是萧何主持下在秦章台基础上扩建的，规模宏大壮丽，但王莽失败后，汉军、赤眉军两次攻入长安，未央宫遭到焚毁。汉献帝仓促西迁，后宫及朝廷各署衙纷纷涌来，只好因陋就简，未央宫还无法居住，汉献帝只能在京兆尹府临时下榻。

董卓还在洛阳，司徒王允全面负责长安事务，他协调内外，尽量保证各项迁都事宜有序进行。未央宫在加紧整修下勉强可以入住，汉献帝不久搬入未央宫。

送走了汉献帝，董卓觉得有一件事该办了。三月十八日，董卓命令司隶校尉宣璠斩太傅袁隗、太仆袁基。袁绍的生父袁逢、继父袁成都死了，袁隗、袁基是袁绍的叔父。董卓本想再留袁家人一阵，作为和袁绍、袁术谈判的筹码，现在既决定西迁长安，留着也没用了。袁家在洛阳的亲属有五十多口，全部被杀，连婴儿也不放过。袁氏遭灭门后，先被集中埋在洛阳城青城门以外、东都门以内的一个地方，上面做了标记。董卓后来担心有人来盗取，把他们又都挖出来，送到关中的郿坞。消息传到河内郡和鲁阳县，袁绍、袁术痛哭，誓报此仇。袁氏灭门之祸，董卓是凶手，但袁绍、袁术也无法脱去责任，他们决定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应该料到有这样的结局。但这也为袁绍争取到同情，感其家祸，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们，有些人虽然没有来到袁绍帐下，也打着袁绍的旗号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