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日初升

一、新生的共和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缓步走上北京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庄严而宏伟的一声宣告，如日初升，随着五星红旗的高高升起，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旧中国消亡，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世界。

历经沧桑巨变，新中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如万马奔腾，向前发展着；也可谓千头万绪，犹如一张白纸，开始宏伟的构想和描绘。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都需要人们重新去学习、去建构。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特别是在外交上，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友好和支援，甚或更需要外交部去拓展与突破。这诚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说的：“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首激动人心的歌在全国大地上唱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如此一首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以昂扬的姿态，鼓舞着千千万万海外各界人士，向着共和国母亲奔来，他们的一颗颗爱国之心，也正在向着新生的共和国靠拢……

无论是日夜思念祖国的老人、曾经报国无门的热血青年，还是不经事的少男少女们，纷纷以一颗颗赤诚之心，奔向亲爱的祖国。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一个多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了国民党。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年月里，一如这般起义的事例是那么多。从法律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当时还比较陌生的国际法的产权角度来看，如何来处理这些航空公司的资产？这是一个涉及世界诸多主权国的问题，也是一门法律研究的深奥学问。就算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在国际法中，世界新格局的各成员国，以及联合国还在不断斡旋与协商，还在为一些遗留的产权争论不休。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宣布“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台湾当局闻讯后也即派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为这些财产的主权，双方发生了争执。

就在这样的时刻，谁会想到有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在香港对此事极为关注。而这位青年，并非什么资深的法学专家或学者，也不是一位名流或高官，而只是一位仅读了一年多法律的大学生，在这么重要的外交问题上，他真有些出乎人们的想象和意料，竟然充当起了一位资深的法律专家，站出来说话了。

这样一位年轻、敏感、满怀抱负、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那时在法律界有谁知道呢？没有。当时在香港的他，只是在香港《大公报》做着一名微不足道的国际电讯译员。就是这名国际电讯译员，尽管他还年轻，却已在计划着如何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奋斗。

时间仅仅隔了六天，他就对“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四千多人宣布起义的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十一月十八日、二十日，这位年轻人，竟奇迹般地拿起笔，分两次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写出了一个令法学界为之一震的题目——《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他就是查良镛。

查良镛在当时环境下，即写出六千多字的论文，其实际价值相当于今日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这个论题当时属于非常敏感的论题，还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文章的结论是：依据国际法准则，国民党政权遗留在海外的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

很可惜，这篇略显冗长的分析论文发表后，在香港没能引起多大的反应。当然，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必然会有不少资产遗留在海外，那些正致力于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去解决海外遗留资产的人，应该非常关心这篇论文。而那些日夜奔向祖国怀抱的海外爱国人士，也肯定更关注这篇《大公报》的评论。

如果我们能怀有一颗平静的心，仔细阅读这篇几十年前刊发在《大公报》上的论文，那么在这篇论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作者确实怀有一腔热诚和大志，他对国际法，对那改天换地、新旧交替的时代，非常关注。当然，也许人们会惊诧，这位年轻人究竟怀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呢？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形势变化，以及当前中国时局的发展，为何有这么深刻的感悟与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