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溯源访古：从河姆渡先民的木桨到句章古港

在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生活便利，喜欢找水草丰美之地居住。他们钻木取火，用石锛、石凿等原始工具打猎捕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生产与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就是舟楫，在《易经·系辞》里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

有船只就需要停泊的地方，随着捕鱼和原始运输活动的开展，对港口的需求也应运而生，先民们就会有意识去选择天然的港湾来停泊，慢慢形成了港口的雏形。

这并非想象的场景，而是有据可寻的。在1973年和1977年的发掘中，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木桨就有8支——用原木制作，细长扁平，做工精细，样式跟现在的木桨差不多，只是形体稍微小一些。另有一些海生动物遗骨，它们像一条条线索，为后人留下走近和了解远古先民生活的指引。这些几千年前的物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捕捞范围不只是在附近水域，还有近海海面，他们已经开启了最早的航海活动。

随着独木舟的广泛使用，河姆渡文化开始向四周辐射式传播，逐渐东进，最后跨海东渡，到达了舟山群岛，在那里留下众多遗址。当然，河姆渡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不只是这些区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古代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沧海桑田，千年光阴也不过是弹指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浙东地区经济的开发和技术的进步，甬江流域出现了最早的港口，那就是句章古港。

说到句章古港，就要提到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典故。那是公元前494年，吴国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勾践被俘。3年后，吴王夫差放勾践回国，越国成为吴国的属国。为了复仇，勾践一方面在国内加紧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训练士卒，打造作战用的船只。据《越绝书》记载，越人习于航海，视汪洋如平地，“水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越国终于建立起了一支拥有300多只战船的水师部队，越王勾践在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正当吴王夫差率大军北上，争盟主之位时，他没有提防手下败将勾践会在他的后院放一把火，越军迅速攻入吴都，越水师自海道入淮，生生断了吴军的归路。

到了周元王三年（前473），勾践灭吴后，向周天子呈贡，周元王赐勾践胙，并命以“伯”（诸侯之长），越王称霸。勾践为向子孙表彰灭吴封伯之功，就将原越之南方边地句余扩大而改句章，而那港口就为句章古港。

据《宝庆志》记载，句章的具体地理位置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南15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相传曰城山，傍着城山渡。城山在余姚江江边，东边是三江口，西去是河姆渡，溯姚江可以直达余姚县城，顺流入甬江经镇海大浃口出海。从这里可以看出，句章是越国的通海门户，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港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他将大越地方的人民强迫迁徙到江、淮、徐、泗各地，又把全国罪犯囚徒迁到大越，并将大越更名为山阴，以防备东海外越。这一活动即为防范沿海内越逃到海岛外越之地的人图谋反攻所采取的强硬措施。

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前222—前221），甬江流域置句章、鄞、三县，隶属于会稽郡。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征服百越和控制海上交通线，派庄助和朱买臣等建立海上武装。闽越出兵进攻东瓯，武帝派庄助从会稽发兵航海救东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反叛朝廷，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军队，从句章乘船出海，于次年冬攻入东越。这是见诸史籍最早的一次从句章出海的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

句章对于会稽的重要性，在《后汉书》中有记载：“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沿海各屯兵戍。”

《三国志》中记载，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及男女二百余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句章作为长江以南重要的港口之一，吴国已派有水军驻守。

从史籍记载来看，句章古港自周秦至六朝，基本上偏向于军用，起着一个“军港”的作用。三国、两晋时期，句章至各地的海上航路已北至渤海湾，南及台湾、海南岛、交趾。故晋人陆云称，当时处于甬江口的县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

句章古港除了在军事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近海的贸易活动也开展得比较早。《十道四蕃志》就有山“以海人持货于此，故名”。这里的“海人”，指的是岛上或居住在滨海地区的居民，他们驾着满载海产品的船只，从海口进入小浃江来到廓，以交换当地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只是后来由于秦始皇对越人南北的大迁徙，使得甬江流域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产品交换不活跃，港口自然也就冷清了。

句章古港自公元6世纪后，随着港址的迁移，渐渐被废，最终湮没在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