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砥砺前行

杨善华 祖籍浙江宁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4—199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师从雷洁琼先生，1990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代表成果有著作《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家庭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卷，与谢立中合编）等，论文《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等。

2022年4月8日，我受邀参加了社会学系召开的庆祝北大社会学系恢复重建40周年茶话会。轮到我发言时，我真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自1984年9月入学始，自己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浸润38年，可以说社会学系已经与我的后半生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而我自己也在社会学系完成了从一个社会学的后学向社会学学者的转变。所以，我说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四个字：“感谢，感恩。”

“锲而不舍”是2005年我跟学生杜洁聊天时说的自己从事学术的体会，因为学术研究需要的是探索与积累，这必须要靠长期坚持在学术领域不辍耕耘才能收到效果。“砥砺”，我在这里想解释为“自我反省”，就是在建立起学术标准后，个人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自己与自己切磋。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在北大见识了天外有天之后，就要改变“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最好的”这样的想法，要随时准备放弃以前认为是正确的，而现在随着自己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化，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或者已经出现了偏误的这样的学术见解。2022年1月，我在梧州与学生吴情操聊天，他说他自己在做人这方面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两条：第一条是换位思考，第二条是自我反省。我完全赞同，我的回顾也据此而展开。

一、求学：真诚的探寻和积极的求之于己

1983年初，我第一次因为学术方面的事情进入北大，那也可以说是我和北大结缘的开始。那次来北大，是因为我给自己找的一个研究题目，我想了解一下旧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问题的初始调查是由谁设计与完成的。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图（北大图书馆），因为有些杂志，比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的《社会学界》，只有北大图书馆能够找到。我出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介绍信，得到了大图旧杂志室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我在这里看到了全部的《社会学界》，也看到了费先生发表在《社会学界》上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我当时的感觉是若论做学术，那北大的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将来若有机会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该有多好！不过我马上就摇头笑笑，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还没过一年，机会就来了。1984年，全国部分高校获准招收硕士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37岁！而我恰恰符合这个条件！当时我也看了一下招考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都招硕士研究生。我因为参加过1981年的社会学讲习班，所以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情况还稍有了解，而对北大社会学系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由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招的研究生要在北大代培，因此考试的试卷也与北大一样，所以我想还是报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虽然考试和录取过程有点曲折，但是我最终还是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录取，并在1984年9月来北大研究生院报到，用我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学生证换取了北大的研究生学生证。

来到社会学系，尤其是开学上课后，我才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社会学系是1982年恢复重建的，袁方教授是当时的系主任，费先生和雷先生都是系里的教授。袁先生我知道，198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讲习班的时候，袁先生来做过一个讲座。现在能够近距离地亲聆他们的教诲，心情还是蛮激动的。从1981年开始，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已经招到了第四届，那个时候，1981级的硕士生已经毕业，他们中间有两个人——杨小东和刘沈生——留校任教。1982级之后，都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大代培的硕士生，他们那时都没有毕业，所以我跟1982级、1983级的硕士生都有接触和交往。有的时候，因为师资不足，我们还一起上课。

提到师资，这是当时袁先生最着急的事情。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那篇访谈中也回忆过当时的情况，那时的社会学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而最紧迫的是师资，因为没有老师就无法把课开出来。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很多课程要么就是代课老师年纪特别大——比如说华青，华老师教我们“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他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当时都和袁先生差不多岁数，袁先生是1918年出生的。当时还有全慰天先生，也是袁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他研究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出过一本名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专著，给我们研究生开一门类似中国社会经济史这样的课。因为是小班上课，连老师带学生不超过10人，所以全先生是坐着给我们讲课，经常拿个大玻璃瓶当茶杯，显得从容不迫。

当然，袁先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外教。比如我们那级的方法课，是请的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也是袁先生西南联大的一个同学，叫张奚之。还有一个是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克朗兰（G. E. Klonglan）。克朗兰讲的时候，张奚之给他做翻译。张奚之个子高高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穿的是夹克，但是非常整洁，显得风度翩翩。他说话的语调也是不紧不慢，那时我就觉得他特别像上海人说的“老克勒”。我就是在他们的方法课上第一次听到了要反对“还原论”这样的说法，这是非常典型的涂尔干的观点。除此之外，当时还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的林南教授，也给我们开过一门叫“社会结构与网络”的课程。

所以，袁先生几乎是把他手里所有的资源都用上了。到了我们研二的时候，系里要开“中国社会思想史”，他给我们请来了陈定闳教授主讲这门课。陈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的学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等到他来讲课时，社会学系1985级研究生也入学了，而自1985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开始，北大社会学系就更改了考试科目，入学的同学未必都要考两门数学。不过为了加速培养人才，他们的学制改为两年。毕业后撰写论文，答辩通过可以授予硕士学位。这个班当时招了34人。为了减少陈先生的奔波，这门课就改成两个年级一起上了。

陈先生跟我们1984级的五个同学处得还可以，我们对他也很尊重。那时社会学系在27楼，旁边挨着五四操场，有栋平房，学校在那里开了个名叫“燕春园”的餐馆，卖些小炒，价钱比在食堂吃稍贵一点。我们在那里请陈先生吃过饭，陈先生也请过我们。吃饭时他聊起袁先生，说他很感动袁先生把他请到北大，但是那时北大住房紧张，他居然没有住的地方。不过袁先生调到北大之后，学校在18楼到24楼这些教工住的筒子楼里给袁先生分了间宿舍，袁先生就把这间宿舍让给陈先生住。袁先生还跟陈先生商量，除了讲课，最好还能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材写出来。陈先生有感于袁先生待他的真诚，一口答应下来，并在1989年完成了书稿，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平心而论，现在看陈先生写的这本教材，除了较为系统外，学术特色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正如费先生在《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前言中所说，要“本着‘先有后好’的精神，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所以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都用的是陈先生的书当教材。

在北大求学，我觉得一大好处是她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个人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平台，学生可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老师对学生自己的学术探索也持一种鼓励的态度。因此我们同学之间的学术互动还是很多的。像读商务印书馆出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读明白这本书需要了解当时日本的学术和社会背景，我看了一遍没有看懂。和我们级张杰同为沈阳老乡的下一级的“大个儿”张伦有时到我们宿舍串门聊天，大家一起讨论读这本书的体会，对我非常有帮助。那时的海淀，图书城还没有修起，顺着逼仄的“军机处”这条小胡同，穿过“老虎洞”就可以顺着一条小路到苏州街，在八一中学的边上有个旧书店，那是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商务推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刚刚出来，我们听到消息都坐不住了，赶紧跑去买。新书到手，大家都是一脸喜悦，好像是抢到了什么宝贝。

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也是一个探索的年代，所以经常有外面的单位跑来找我们这些研究生帮着做课题。当时，1983级的硕士生王汉生因为交友广泛，来找她的人就比较多。我们这一级当时也接了一个课题，是共青团中央研究室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的于1986年在中国18个大中城市进行的青年结婚消费的问卷调查。这个课题最初我们班的五个同学应该都是参加的，但到最后，只留下了四个人。钱江洪主持了这个课题，最后投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论文也是由他统稿。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虽然自己做的是婚姻家庭这一块，本来觉得做这个调查还是自己的长处，但是一到实际分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学识太单薄了，远远不够。我亲眼看着钱江洪毫不留情地将我负责撰写的部分改得体无完肤，一段段打“×”删掉，最后，以“我们的结论是：青年结婚消费的变化与我们的整个文化系统的变化一样，充满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腐朽的矛盾冲突。但青年结婚消费总的变化方向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向着现代化、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其中的种种矛盾和痛苦正是文化更新的阵痛”¹结束了全文。我在边上看着，就想：这样的文字为什么自己就写不出来呢？

稿子写完，我们也不知天高地厚，就投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负责社会学这一块的编辑名叫沈熙。198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在日坛宾馆举办第二期讲习班的时候，她也来旁听，那时我就见过她。她一再说，《中国社会科学》欢迎大家投稿，而且不论资排辈，只看文章有没有真知灼见。她最自豪的就是，他们曾经拒过费先生的投稿。没想到沈熙老师看了我们的文章竟说可用。最终，这篇文章刊登于1987年第3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虽然我排名第三，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作为作者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张杰对“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这个课题开始感兴趣，认为世俗化的标志就是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兴起。功利主义文化的特点就是崇尚“有用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价值观。如果了解一点西方社会学理论，就会知道世俗化其实就相当于韦伯眼里的“除魅”。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读到韦伯，于晓、陈维纲等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所以张杰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就很有启发性。可惜张杰主持的这个课题随着1987年我们毕业，他和钱江洪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最后没有做完，只是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这两个课题大概就是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做的社会学研究，但还没有进到经验层面。不过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学术积累的开始。

1987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也面临一个去留的问题，最终我选择了考雷先生的博士。我跟雷先生在1983年连云港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课题讨论会上见过面，而且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老师薛素珍是当年雷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所以她也帮忙推荐了我。记得那次为报考的事情去雷先生家里，雷先生对我说：“你考上了我就收你。”这样就成全了我跟雷先生之间的师生缘。

我读博士的三年，正好赶上雷先生接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个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她提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这样的假设。这个假设被课题组所接受，成为贯穿整个课题研究的一根主线，主导了问卷的设计。所以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做雷先生的学术助手，协助雷先生完成从调查到研究报告和论文的写作这样的研究过程。

虽然是做问卷，但是这个项目还是给了我一个了解处于社会分化中的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的机会。1987年夏天，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农村调查。1988年1月，我们到了四川，我在成都郊区的金牛乡和圣灯乡调查，然后去了当时川东的黔江。不说当时还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黔江，单是成都郊区的圣灯和金牛这两个乡，因为离成都市区的距离不同，在发展上也有着明显差异。1988年春，我们到了位于上海郊区的上海县、青浦县和南汇县，看了一下处于长三角的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家庭情况（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上海郊区的发展不如珠三角）。在1988年的暑假，我又去了广东，先到的是珠三角的番禺县，随后又到了地处粤北的英德，从仿佛是天堂的珠三角来到处于丘陵地区的英德，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这还是在同一个省。

除了完成问卷，我认为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所得到的主要收获就在于有了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认识。一方面，我看到了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城—乡镇—农村这样一个行政等级金字塔，看到了资源按照行政等级金字塔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国城乡社会出现的分化和农村通过城镇化向城镇的过渡。这一点，在1988年1月从重庆出发去黔江调查的时候我的体会最深。从重庆出来，我们在朝天门码头上船，首先到的是盛产榨菜的、当时归属四川的涪陵（因为船要停靠比较长时间，我们还特意上岸看了看；当时的涪陵比照重庆这样的特大城市，相差绝对不止一个数量级）。过了涪陵，船就驶入乌江。我们的船是逆流而上，只见天空湛蓝，江水碧绿，两边陡峭的青山相对而出，空中翱翔着苍鹰，真的是景色如画。可是船行了好久，也没见对面有船驶过，两岸也是一片静谧。我当时就想，这里环境那么好的原因就是没有工业。到下午4点左右，我们的船才到彭水县城的码头，我们必须从这里上岸，再沿着陡峭的山区公路向东行驶135公里才能到黔江县城。因为事先打过招呼，所以黔江县政府办公室的黄副主任带了车在码头等我们。一直到晚上8点后，我们才到了黔江。在黔江的调查就都在农村了，我看县城里的干部，和涪陵的政府干部一样，都穿着蓝色海军呢的大衣，我知道这就等于是他们表示身份的制服。但是到了乡镇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在县坝乡调查，见到了乡党委书记，他脸色黝黑，穿的衣服上满是尘土，和农民不同的是他穿的棉衣的左上衣袋插着一支钢笔。这不就是行政等级金字塔的现实生活版吗？最终，在我写博士论文《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时，将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农村向城镇过渡的想法发展成关于城乡社会变迁的“续谱”假设；而行政等级金字塔的构想，则作为影响变迁的社会背景体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刊于《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的分析框架中。通过自己的学术积累过程，我真切地体会到“实践出真知”：要想做好社会学的研究，就必须投身社会实践。当然，我也衷心地感谢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的恩师雷先生。

学好社会学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开放意味着必须拓宽眼界，借鉴国外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我很幸运的是，在北大社会学系读博三年间，雷先生为我创造了这样的机会。198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和人口研究中心获悉我们在做这样的调查，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让我们这边派人去密歇根大学学习，他们可以提供经费，当然前提是我们与他们共享部分数据资料。雷先生认为这样的条件可以接受。这样，我在1988年10月中旬来到了安阿伯（Ann Arbor），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半月的访问学者的生活。我的任务主要是学习数据处理，我很清楚这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直接的关系。1988年，设在27楼的北大社会学系的机房设备还很简陋，只有一台IBM微机，还有一台杂牌机。最初的统计分析我们是请冯方回老师做的，他是北大前副校长冯定先生的小儿子，在美国学过数据处理。记得那时出一张双变量交互分类表需要20分钟，冯方回老师经常是写好一个程序让计算机执行，然后过半天再来看结果。

在美国的学习让我对SPSS统计软件更加熟悉，回国后自己从录入到统计分析就都能做了。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了美国的学者，他们是怎么做学问的。我记得我问过负责接待我的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芭芭拉·安德森教授，她为什么会选择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她的回答是她纯粹是出于兴趣。因为在美国，当教授的工资待遇和律师、医生是没法比的。我跟马丁·怀特教授也有了直接的接触，他对研究中国社会有着很浓厚的兴趣，这也促成了我们社会学系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合作——完成在河北保定市的养老调查项目。

二、教师生涯：敬业与传承

1990年8月5日，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在此之前，王思斌老师已经通知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我自己在社会学系已经泡了六年，可以说对这个系的老师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而学生呢？1983级本科和1984级本科，因为师资力量不足，我们在一起上过好几门课，所以也有些认识的人，比如1983级的杨小冬、李国庆、孙戎、沈红， 1984级的付喜国、蒋耒文等。1986级本科的同学，则因为在我之前毕业的王汉生和程为敏两位研究生时的同学已经当了老师，并且开始接触学生，所以也有些了解。而1985级本科的同学，我在1987年曾带着他们去延庆调查，至少跟我去调查的那些人，像蒋理、何建新、洪小良和杨力伟等，也是认识的。总体上说，虽然社会学系的老师在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但这毕竟是在北大，所以说人才济济也是不错的，因此，当时我考虑的，主要是自己靠什么在社会学系立足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给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其实在这些方面，老先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当时在系里，跟自己接触比较多的老先生，除了雷先生之外，就是袁先生了。我在系里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袁先生以系为家，每日早出晚归，无休无止，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上，他也因此评上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袁先生平易近人，他应北大学报之约，要写一篇《中国老年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嘱我帮他查点资料。这本来很简单，就是学生帮老师做点事情。但是做完后，有一天袁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出一张稿费单，让我到邮局取汇款，然后跟我讲：“你有家、有孩子，这笔稿费就当补贴家用吧。”我拿了这笔钱，心里很是感动，觉得老先生真是处处为学生着想。我博士毕业前，袁先生又找我，跟我说：“雷先生对社会学系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系里跟雷先生的关系疏远了。你留校了，以后就要做系里与雷先生之间的桥梁，多跟雷先生进行沟通。”袁先生的所言所行，我都牢牢记在心里。

至于雷先生，那就更不必说了。1990年5月，正是我写论文的关键时刻，自己突然流起了鼻血，而且怎么都止不住，我只好申请推迟答辩。雷先生去世后，我在怀念她的文章中写了当时雷先生的付出：我跟先生商量，希望她能一章一章地审阅，这样逐章定稿就可以省出时间了。先生当时已是85岁高龄，又政务繁忙，想到要劳累先生，增加她的负担，我心里很是不安。没想到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那年，她简朴的寓所还未装上空调。先生顶着北京的盛暑，挤出时间，逐字逐句一丝不苟认真批阅我的初稿，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画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我讨论。当她发现我在论文中使用的学术概念有些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就很认真地对我说：“写论文一定要对概念做出界定。如果没有界定，别人就看不出你的概念和你后面内容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你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在哪里，理解上就会有歧义。所以，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先生这一批评语重心长，既是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老师关爱学生的拳拳之心，令我至今不敢忘怀。在我向她表示感谢时，雷先生只有淡淡的一句话：“不就是为了你要得学位嘛。”从此之后，这句话就永远被我记在心里，我决心以雷先生为榜样，把学生的事情当作最大的事情。

我留校任教后，系里给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给1987级本科的同学开设“家庭社会学”这门课。我当时就问主管本科教学的王思斌老师：“有没有备课时间？”王老师的回答是按规定没有备课时间。所以这门课我只能一边备课一边讲课。当时的北大，虽然有新教师的培训，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第一次上讲台的新人来说，这样的培训是解决不了我们的课堂应对问题的，因为这需要长期的教学经验。更何况当时系里的老教师其实也是脱离教学岗位很久的人，所以也谈不上传帮带，全靠自己摸索。我当时想的是如何打响第一炮，所以就如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一文中的回忆，我的选择就是讲讲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体会，没想到因为出乎学生的意料，居然效果不错，这就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自己的优势是以前做调查的时候走了很多地方，同时做问卷也访问过不少人，所以上课时可以讲讲自己的所见所闻，结果发现学生都爱听这种见闻。这大概就是我“案例教学”的开始。

到了1991年秋季学期，因为华青老师退休，系里决定让我接下“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这门课在别的社会学系其实就叫“西方社会学理论”。而西方社会学理论对我来说不是强项，所以这肯定是挑战。根据自己在西方社会学理论课上听讲的体会，我觉得这门课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能听懂西方社会学理论家的观点和见解的真实意思。而要让学生听懂，那教师自己先要搞明白。所以我就找来我能找到的所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材，自己先来“啃”。我的长处是我的学术评价能力不错，这跟我以前在黑龙江下乡时当土记者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可以比较每本教材的长处和不足，最后编出自己的讲义。至于课堂教学的效果，我自认为还算可以，至少没有被学生轰下来。上这门课最大的好处是让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来龙去脉、主要人物和他们的理论体系有了相对系统的了解，这对我做经验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助益的。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能讲这门课与能做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还相差甚远（后来虽然主编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但我一直说自己没有写过一章，主要的事情都是李猛、李康他们做的）。所以我从不敢说自己的研究专长是社会学理论。

我当老师之后，一直在跑和密歇根大学合作的项目。这件事起因当然与1988年我去密大有关系，但是中间人是王丰。王丰在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后，因故未能来北大社会学系工作，但他一直很想帮系里做点事情。当时马丁·怀特教授想与我们合作，在河北保定做市民的家庭婚姻调查，但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这项合作一直未能获得批准，最后王丰自己想办法筹了一笔钱，让我们在1991年暑假去保定调查。这一年正好是1988级本科的同学上三年级，按教学要求，他们有综合实习课程，所以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就带着1988级的同学来到保定。当年保定一共有三个市区：一个是新市区，一个是南市区，还有一个北市区。1988级的同学思维敏捷，活泼可爱，做起事来非常认真，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了这一调查任务。我与同学们也在调查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我们在保定古城宾馆的合影。

我对调查至今记忆犹新的一点是，当时的保定老城区市民中有很多跟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记得在北市区一个铁路桥下的平房小院里调查过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妇女，当时她正在吃晚饭，我特意留心了一下，看到她吃的主食是馒头，菜就是一盘素炒四季豆。所以这样的入户调查让我深切体会到，保定市民的消费跟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项调查的一个成果是，我和我的同事鄢盛明共同署名，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上的论文《经济体制改革与市民消费生活方式——保定市民消费研究》。这是问卷里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当时的一个理论假设是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分化带来的异质性，导致了城市和城市之间在消费方面的差异。论文的结论指出，保定市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市民转向多层次、多种类的消费步履是坚定的，但也是缓慢的”,“新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在80年代后五年迅速进入市民家庭。但这种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在保定市民家庭中的普及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肖振禹副主任将与密歇根大学合作的保定市民养老调查转到了他们那里，这样我们系就变成了参加者，项目可以实施了。所以我还在1994年带过1990级本科生和1991级本科生在保定的实习。实习内容就是完成这项问卷调查。当时1990级同学做的是新市区的调查，1991级同学做的是南市区和北市区的调查。我带着同学们走街串巷，进入当时保定老城区那些狭窄破旧的小胡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用自己的双脚解剖了保定这个城市的结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带这么多同学实习对我来说也是挑战。一方面，我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调查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团队的管理，保证同学的安全和健康。记得那次在老城区调查时，1991级的丁延庆同学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一开始怀疑是败血症，把我们几个带队的老师都急坏了。当然我知道自己是负责人，责任最重，所以就一直在医院陪着，随时观察丁延庆的病情变化。所幸后来丁延庆的高烧退了，医院也说他不是败血症，我们才算平安过了这一关。

1994年的保定调查完成后，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数据处理。因为当时密大方面想调查的内容很多，所以问卷有点长，问卷处理也费了不少时间。最后的结果是马丁·怀特申请到了一笔钱，于1996年3月在夏威夷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因为袁方教授曾经去过一次密歇根大学，所以我们这次也请动了袁先生，当时袁先生已经是78岁高龄，他夫人也有点不太放心。我们再三保证说一定让袁先生平安去、平安回，这样袁先生才得以成行。这次去夏威夷，袁先生挺高兴。会议间隙，我陪袁先生上街，我们在街心花园的一条长凳上坐着小憩，沐浴在夏威夷3月的阳光里。袁先生非常恳切地跟我讲：“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些教授对我们都很友好，现在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你负责外事（当时我作为副系主任分管外事），我们一定要长期和他们保持这种友谊。”这个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后来袁先生去世，系里由吴宝科老师和佟新老师负责主编怀念袁先生的文集，我在自己的怀念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一段。

199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年初，发生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件大事。小平同志一再说，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这样，一个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就掀起来了。当时在高校教师中也有不少人“下海”去经商。凭良心说，那时高校教师的待遇不算好，社会上也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当时的北大校长推倒了北大的南墙，建起一片楼房，想把房子租出去，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所以我也想过自己要不要离职“下海”这件事。但是我马上就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其一是，林南教授说过，如果离开学术三年，那就永远不可能再以学术为业。他这段话我一直牢牢记在心里。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那就要像自己在“家庭社会学”这门课的开场白中所讲的，要有献身精神，不管这个职业带给自己的是贵还是贱，是贫还是富，我都要一往无前地走下去。其二，是社会学系的小环境，当时社会学系是中青年教师占了多数，大家相处得都不错，我觉得这也很难得。再说，我刚在1992年3月被学校任命为社会学系的副系主任，成为王思斌老师的副手，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能离开的。所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我一直认为，学生培养是老师职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在1992年升了副教授，可以带硕士研究生了，但是整个90年代，由于每年系里招的硕士研究生很是有限，一般都是十几个人，系里老师多，大家分分，每个老师也就顶多带一两个，这就很难形成气候。而且，刚开始带研究生，我也没有经验，所以这一块是有明显不足的。但是好在还有本科生，他们的毕业论文是要有老师指导的，所以我觉得能把这块做好也可以。我对本科生论文的指导，除了帮助学生一步步完成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宗旨是“提携”。因为我一直想着在我读书的时候，雷先生、袁先生他们是怎么提携我，怎么奖掖后进的。雷先生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由衷的高兴，希望我能更快成长起来。她想的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成熟的学者。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把我接过来的薪火，再传给后来的学生，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传统，能够一代代传下去。提携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要怕学生超过自己，要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尽量给学生提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比如学生写出好的论文，就要尽力争取帮他们发表。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指导的第一个本科生是1987级的钱雪飞，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女同学，因为对家庭社会学有兴趣，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作为自己论文的方向。到了1988级写论文的时候，李博柏来找我，他说他想写一篇探讨婆媳冲突的论文。我觉得婆媳冲突作为家庭内部常见的社会现象一直还没有人好好研究过，所以觉得他这个题目选得不错。李博柏在文中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的“后象征文化”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媳妇当了婆婆之后会把婆媳冲突再延续下去这一现象。我看了之后，觉得他的分析很是透彻，就向《社会学研究》杂志当时主管家庭婚姻这一块的编辑谭深老师推荐，她看了也觉得不错。这样，这篇题为《试论我国传统家庭的婆媳之争》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在1992年第6期的《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出来。在我的记忆中，这应该是我们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第一次刊登在《社会学研究》这种级别的学术期刊上。这对李博柏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他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篇经我推荐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本科毕业论文是1990级本科生赵力涛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制度背景下的“农户—社区”互动结构考察》（指导教师为林彬）。他论文写完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论文，觉得不错，就跟他商量，是不是可以推荐到《社会学研究》去发表，他当然是同意。赵力涛跟我去过保定做调查，我对他有比较深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心无旁骛，除了学术没有其他的学生。我这个人爱才，觉得这样的好苗子就应该扶持。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看了文章之后的感受，就是他的文字不够流畅，希望他改进。他做了修改后交给我，但坚持要在论文发表时加上我的署名，以此表示他的感谢。最后，在他保研之后，《社会学研究》于1996年第5期刊发了此文。

第三个学生是赵兰坤。他是1992级本科生，学习成绩在班里不算拔尖。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来找我，说想写一篇反映医患关系的论文。我鼓励他认真写，给自己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涯画上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论文写好后，我觉得还可以，但可能达不到《社会学研究》期待的水平，所以我就推荐到《宁夏社会科学》，结果被《宁夏社会科学》接受，发表于1998年第5期（文章题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关系的变化对医疗工作的影响》）。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发表大大增强了赵兰坤的自信，为他之后的职业生涯加了油。2022年1月，我们去梧州调查，时任国家电投广西电力公司总经理的赵兰坤还特意在百忙中抽空从南宁赶来看我。

这三篇论文，我都在受系里委托，主编《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此书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及学士学位论文选）一书时将其收入，也算是系里对他们付出的心血和劳动的一种认可。

我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2002年第1期的《社会学研究》刊发了我指导的1997级本科生许敏敏的本科毕业论文《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以及巫俏冰的本科毕业论文《社会政策研究的过程视角——以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同期还刊发了我和苏红合作的论文《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许敏敏的本科毕业论文资料来自我们在浙江慈溪的调查点Q村（也是许敏敏的老家），当时我们在那里已经跟踪调查了三年。她笔下的那些农村妇女，好几个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许敏敏的文字非常好，看完论文，我跟她说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可以推荐到《社会学研究》去试试。结果谭深老师一看，也觉得没什么可改的。

巫俏冰是从贵阳考过来的学生，我们认识比较早。1998年我们在慈溪Q村做第一次调查时她就参加了。后来她在父亲工作的工厂调查下岗工人再就业，想以此做“挑战杯”参赛作品，结果没有得奖，她有点沮丧。我鼓励她说，我们还可以把文章再改改去投稿，这样，压缩了内容之后我把论文（《面向市场，挑战风险——下岗职工成功再就业的探索》）投到《浙江学刊》，被接受了，这对巫俏冰是很大的鼓励。所以写毕业论文时她跟我商量说，我们研究决策，只关心两头——一是决策如何被制定，二是决策执行的效果——但很少去关心决策被执行的过程。我觉得她这个想法很好，等于是揭示了决策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她的论文完成后，我看了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改的，就推荐给《社会学研究》负责社工的编辑张志敏老师，结果没想到也发了出来。巫俏冰本科毕业后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最后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了社会工作的博士学位。

好的本科毕业论文，即使一次推荐不能成功，我也会再找其他学术杂志试一下。1999级本科生张婧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这个题目因为涉及劳动模范作为道德教育典范的运作过程，揭示了一个盲点，有点敏感。我觉得论文思想深刻，作者视角很具洞察力，已经超出了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水平。但大概是前边说的原因吧，投了几家都没有发，甚至计划出版由我主编的自己学生写的毕业论文集的出版社也不愿意收。但最后，在时隔四年之后，《开放时代》杂志接受了这篇论文并把它刊发出来。我记得，2008年教育部来做本科教学评估时，我们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发表的数量给评估组组长杜维明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系主任谢立中教授报告说有18篇，我很自豪的是我推荐发表的就有9篇。

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点值得说一说的是，1993级硕士研究生班对社会学系的影响。

1993年秋季，社会学系有15名硕士研究生入学，他们是：薄伟康、蔡泳、胡晓江、李红、李康、李猛、王俊敏、王荣武、王文红、王雪梅、王宗凡、谢桂华、应星、张弨、周飞舟。这就是后来在国内社会学界大名鼎鼎的北大社会学1993级硕士。他们入学后选导师，李猛选了我。我那时已经听说李猛是1989年辽宁省文科高考状元，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是第一名。但是我第一次对李猛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社会学理论课的，也是李猛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者的林克雷老师。在李猛考上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之后，林老师曾经来找过我，向我介绍李猛的情况。他说李猛在人大社会学系非常好学，成绩也是出类拔萃，希望我能给李猛更多学业上的支持。因为都是社会学这一行的，所以对人大的林老师我多少有点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为了学生能放下身段过来请求一个素未谋面而只是凭风闻有点了解的“他者”支持这个学生，可见这个学生在他心中的分量。

1993级硕士班同学入学后很是活跃。那时我们已经听说他们中以住在46楼1074室的李猛、李康、王俊敏与周飞舟四个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号称“麻雀”。我跟代理系主任王思斌老师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读书课，课程名字就叫“国外社会学学说研究”，就在本科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程名上加上“研究”两个字。书就按照社会学理论的几大流派来选，当时选了涂尔干的《自杀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默顿的《论理论社会学》、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以及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这几本。课程以每三次课为一个单元：第一次是我导读，第二次是同学们自学，第三次是讨论和点评。我就是在这样的教学中，体会到教师点评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记得当时同学们分了五个组，每个组主评一本书，其他同学补充。我还记得对《自杀论》的讨论，同学们发言完了之后我找不出他们发言的不足，只能说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同学们的发言对我也是一种“倒逼”，是在教学相长方面对我的促进。我记得李猛曾在讨论《自杀论》的课上谈到涂尔干采用的“共变法”，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读《自杀论》时居然漏掉了这一点！

到李猛这一级入学时，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加上1992年从河北大学考过来的李建立，一共是两个。慢慢地我体会到一点，就是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能力，在学习过程中会做出自己的学术判断，因而会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实践和体悟的机会。记得那时我跟李猛私下聊天的时候就坦承读书没有他多，所以能够给他的只是更多的自由和机会。那时孙立平老师的人气很高，他门下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单是1993级的就有李康和应星。他当时想开读书会，可能是他的学生们向他推荐了李猛，孙老师就来找我商量，想让李猛参加。我当时就跟孙老师说，只要对李猛有好处，就没有问题。这样，李猛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孙门的读书会。后来，赵力涛1995年入学后，我也是一样对待。除了社会调查，对于他的时间安排，我基本上不过问，所以赵力涛利用研究生学习的空余时间，参与了外国社会学家名著的翻译，提高了英语水平，也为他毕业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加强了语言方面的基础。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孔子所言的“因材施教”之深厚内涵。

90年代中期，李猛在社会学的学术圈里已经声名鹊起。他执笔撰写了《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发表在《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苏国勋老师的约稿，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回顾一下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充分展示了李猛开阔的视野以及他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深厚的学养。所以，1995年我们邀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叶启政教授来系里讲课的时候，我就让李猛去给叶老师当助教。在从机场接叶老师回北大的途中，他一路不忘向叶老师请教，从布迪厄到福柯，再到现象学社会学……这顿时让叶老师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理论水平刮目相看。叶老师见了我就说：“你们这个李猛，不得了。”这件事也让爱才的叶老师动了让李猛到台大去进修的念头。

所以，进入写硕士论文的阶段，李猛跟我说，他的毕业论文想从福柯对权力分析的传统入手，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如何从大事件因果性逐渐走向小事件因果性。对于李猛的学术能力和认识水平，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知道他的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高起点，所以他一定会写好这篇论文。我就说：“你按自己的思路去做吧。”果然，他交出了一篇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李猛在提交给我的论文的扉页上对我的宽容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看来这件事我是做对了。

从加强系里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一点来说，不仅是李猛，李康也有很高的水平。王思斌老师跟我商量，要把他们俩都留下来。但是因为他们都只是硕士毕业，留下一个有可能，留下两个有难度。所以当时想的办法是留下李猛当老师，让李康先读博士，等三年毕业后再留下。这样，做通了李康的工作，最终他们两个人都留在了社会学系（还有周飞舟，于200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完博士后也回到了系里）。

李猛留系任教后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做的一件要事就是组织《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各个章节的撰写。这本教材虽然是我主编，但是如前所述，我一章都没有写。李猛自己撰写了“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布迪厄”与“福柯”四章，是作者中工作量最大的。我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前言”中也指出，它具有兼顾教材和学术专著这样的特点，“更致力于提供自己研读得到的新见解”,“能反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台湾学界的注意，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跟我们联系，要走了在台湾出版的版权，于2003年在台湾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本。

三、以意义探究为特色的田野调查与因材施教的学生培养

我进入田野调查这个领域，其实也有点偶然。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的中国社会学，曾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前者以统计与定量分析见长，后者则以“中层理论”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对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因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大都留学美国，所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首先打开的是与美国社会学界交流的大门。所以，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样的学术机构，80年代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多以问卷调查为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系里的王汉生老师和孙立平老师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新社会学”的主要成员伊莎贝尔教授合作，开始在河北白沟做田野调查，由此，定性研究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生根发芽。我正在考虑如何在问卷调查之外也做一点定性研究之时，机会从天而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工作方面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系的阮新邦教授与他的团队，自1994年起，一直在珠三角的东莞做农村家族方面的田野调查，他们非常想在内地寻找合作者，做北方农村的家族研究，以期与东莞农村的家族进行比较。阮新邦教授后来告诉我，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他们曾经找过几个合作者，结果都不理想。他们的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建议他们到北大来找，这样他才找了我们。当时我还是系里主管外事的副系主任，这样的合作于公于私都应该重视。大概是1995年11月，我们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商讨合作。他们的条件是，北大方面找北方一个有家族的村庄开展调查，调查资料共享，调查经费由他们提供。那时我对华北农村家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多亏老朋友刘小京说他可以帮忙。刘小京老师有个发小，老家在河北平山县，他父亲是当年从平山走出去参加革命的老司局级干部，现在北京任职。刘老师跟我讲，他们的姓——郄非常罕见，全国这个姓的人合在一起也不超过一两万人，这个村里大概有一半人是姓郄的。这就把问题解决了。阮新邦他们也觉得可以，事情就定下来了。

第一次进村是1996年2月。在此之前，为了避免村里不认这样的尴尬事，我们还特意去了一次石家庄，通过刘小京老师的关系找到中共河北省委相关部门，请他们打了电话。当时张静老师刚刚来我们系，她也愿意去看看，所以首次去西水村的有程为敏老师、林彬老师、刘小京老师、张静老师，还有我。当时，后来在西水村做了20年党支书的QLP才接任书记不久，刘老师发小的父亲是他的大伯，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因为这次类似踩点，所以我们大概住了一天就走了。我记得临走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赶往平山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结果QLP特意赶来，送了我们每人一盒鹌鹑蛋。

我们走了之后，刘小京老师在西水村做调查。当时唐军考上了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为他要写论文，所以唐军也参加了这次调查。他们在西水村当时的村委会住了大概10天。

我接着去做调查已经是7月了。因为没有做过正经的访谈，说实在的，我还是有点发怵。虽然村干部招待我们很热情，但是，就如我在讲自己的田野体会时所说，当时我对提问和回答的感觉是非常迟钝的，问了也不知道问得对不对，对方回答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问什么。在我走了之后，程为敏、刘小京、唐军、李猛、侯红蕊（我指导的1994级硕士研究生）和赵力涛留在西水村接着做访谈。那个时候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因为西水村前前后后发生了不少事。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自杀了，偏偏她又是郄家核心的那一支的媳妇，所以村里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那么，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众说纷纭，正好我们可以寻根究底。

后来，我们团队在11月又去了一次。那段时间对西水村访问很密集是因为除了唐军之外，侯红蕊和赵力涛都准备用西水村的资料来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条件简陋，录音器材都是磁带式的，所以我们整理录音时还得写上“磁带翻面”。在这样的调查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一些判断和概念。比如说，对于北方是否存在家族和家族活动这一问题，我们都很赞同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的观点：“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北方宗族并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用赵力涛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的话来说，就是“村里还是有家族”。

西水村调查的第一批成果是唐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变革中的家族生长——从事件入手对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群体的一项实地研究》（1997）。唐军的文字好，访谈材料的使用既充分又得当，分析也很到位。一篇论文写得文采飞扬，所以当时参加答辩的老师都同意给予“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最后，这篇论文在1998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因为唐军是雷先生的学生，所以雷先生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很高兴。赵力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家族与村庄政治》是在1998年答辩的，参与答辩的老师们都很吃惊，因为论文文字之老辣与眼光之锐利，完全不像是一个25岁的青年学生所写。记得王汉生老师就说：“这篇论文我很喜欢，‘事件中的家族’这个概念很有理论潜力。”方文老师看了论文，在答辩时就问：“赵力涛今年多大年纪？家是不是农村的？”因为他觉得赵力涛对农民心态的把握太准确了。参加这样的答辩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看看别的老师如何评价论文，对于我来说，也是提升与完善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的机会。

相比之下，侯红蕊的硕士论文就没有这么亮眼。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如果让我现在来指导，我一定会跟她说这样的题目太大了。这说明当时自己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方面确实还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侯红蕊的论文聚焦于西水村草根工业能生存与发展的原因，提出家族概念的外延中对姻亲的包容，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所以我跟她说，虽然没有评上优秀论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改一改，找一个学术杂志去发表。后来我就做了这件事，将论文压缩修改后定名为《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那时我还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完成一篇比较全面地记录西水村变迁的长文。我们在西水村第一年调查结束后，把访谈录音整理出来寄给了阮新邦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当时看了资料很兴奋，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就提出由我和他们团队的罗沛霖教授共同主编，将西水村的田野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我们这里也做了分工：程为敏写妇女，刘小京写调解，唐军写家族。香港理工大学那边还有三个人各写一篇。

现在来看，我觉得写这一篇东西自己主要的收获有两个。一个与村干部的角色特征有关。当时王思斌老师的学生宿胜军提出“保护人”和“承包人”两个概念，以此来刻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村干部角色特征的变化。早期还有杜赞奇所做的“经纪人”的概括。但我们团队在讨论时，刘小京老师认为，村干部处在国家与社区交界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者与家庭代表人三重角色于一身。我们在村庄访谈时听村里老人说起，这个村因为修建黄壁庄水库从原村址迁到这里时，已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老孙却迟迟不能到职。其实是因为迁村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老孙为了社员少挨饿，就将两缸粮食埋在地里藏起来，没有交到公社。不知是谁向公社告发了这件事，公社就把老孙扣押起来，逼他交代粮食的去向。老孙不说，就一直被扣着，直到他交出这两缸粮食才把他放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使我觉得以刘小京的概括来刻画1949年之后农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相对来说更为全面和准确。这样，我就提出了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这个概念，指出事实上国家对农村基层的控制不可能达到在公私两个领域均实现对农民（包括村干部）行为的全面管束。村干部会采取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和抓而不紧三种策略，为自己创造出自主的行动空间，表达自己的意志。

另一个则来自我阅读文本时的发现。我在看录音整理的文字稿时觉得郄家三叔的叙事特别有意思。比如，他在谈到自己的入党问题时这样说：“我是1945年2月入党的，先没有入党，当了青救会主任一年后才入党。（入党时党组织）还算是……半保密吧，保密不公开，不公开吧。19个人到地区开会，在那一年就公开了。有个王永顺，我记不太清楚了，当年比我还早点（入党）。他年岁比我大个三四岁。”

但是，他自述的入党时间和登记表上他的入党时间不符（党员名册上登记的是1946年2月）。我的分析是：1945年2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那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干革命就意味着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活下来的就是人民的功臣，是英雄。虽说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也是功臣，但是跨越两个战争年代就意味着更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更多的考验，这显然是一种对自己更有利的政治资本，有助于加强自己在村里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他一再强调当年艰苦生活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革命经历对个人成长为精英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体会到了如何去把握文本背后的言外之意。

通过这样的阅读与分析我形成了文章的分析框架，并进而完成了论文《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因为西水村的研究，阮新邦教授约我们去香港做一次交流，但先约我们去他们在东莞的田野点看看。这样，我们在1999年2月到了东莞。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罗沛霖老师带我们去看了那里一个姓谭的单姓村的祠堂。因为这个村子出国的华侨很多，所以每房都修了一个祠堂，整个家族还修了个金碧辉煌的大祠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因此非常具体地感受到了南方家族和北方家族的差别。恰逢那个时候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农村家族活动的项目，看了一些文献，也比较深入地思考了农村家族研究中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因而觉得可以动笔撰写《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初稿。最后，此文由我与刘小京老师共同署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花了三年多时间才写出一篇论文，这一事实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一定是厚积薄发的。

到了1999年，我已经差不多做了三年田野调查，自认已经脱离了“菜鸟”水平，稍微有点评判能力了。然后就看了看当时的定性研究，觉得田野调查做得有点“八股”式，都是框架—资料—分析—结论，比较沉闷。由此我开始思考自己的田野调查应该做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形成什么样的风格。那个时候，适逢我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版，其中李猛撰写的四章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首先是开篇的“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因为主讲“国外社会学学说”，我对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解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定义很是中意，觉得定性研究做访谈，核心任务不就是理解被访人、赋予他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吗？这应该就是访谈的方法论进路。但是在看了舒茨对韦伯的批评之后，我觉得舒茨对“意义”的理解远比韦伯深刻。表面上，舒茨提出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是在讲人际互动，讲社会关系，实际上他是在讨论一个人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看他人和自己，因而隐含着对“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在将这一章看了好几遍之后，我觉得舒茨实际上是将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舒茨的理论称为现象学社会学绝对不过分。

我对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有了兴趣，但是自己的看法到底准不准一时还没有把握，所以就想跟人探讨一下。这时我想起了张祥龙教授，他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专攻现象学，所以我就去他家里，讲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没想到他很高兴，给了我很多鼓励。他说：“以往对现象学的探讨都是在思想和认识层面的，还没有进到像田野调查这样的实践层面，你能在这个实践层面进行探索，这很好。”2003年，他的著述《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出版，也送了我一本。这本书的好处是，因为它是课堂教学的记录，所以写得深入浅出，相对好理解。书中几句话我印象很深。其一，是谈到意义，张祥龙教授说，“意义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盲点，它提出自己的那些古典问题的时候，总是漏掉了意义问题，这就是胡塞尔在《小观念》一开始讲到的，为什么传统西方哲学包括科学都解决不了认识论问题的原因”。其二，张祥龙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康德认为，在他之前，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可谓认识论最基础的问题。与此相连的，是两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个别何以到一般，现象何以到本质。按照张祥龙的介绍，这正是胡塞尔想要通过现象学来回答和解释的。早些年，张祥龙老师的儿子泰苏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有一年回北京，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泰苏说了一句：“我觉得现象学强调的就是一种积极认知的态度。”我内心很是赞同他这一见解，因为我自己在实践中也体会到，田野调查就是要强调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积极感知和理解与各种现象在一起的现象的意义。

这样，到了2004年，我觉得可以对自己这些年的田野调查这种方法做一小结了，就和孙飞宇商量（他那时在读研，还没有出国留学），我们一起来完成这篇总结，这就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上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由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入手，我觉得对自己退休之前要做的事情逐渐明确了，那就是：完成一个教学实验（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教学目标），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将以意义探究为认知目标的田野调查作为切入点的社会学研究），带出一支研究队伍（重点是研究生培养）。

说到带研究队伍，也有契机，那就是2000年开始的研究生扩招。在扩招之后，每年我名下的硕士研究生平均3—4人，博士研究生1—2人，一下子学生就多起来了。于我而言，20世纪90年代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教训是，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优秀的学生当然只需要给他们实践的机会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本科期间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生，必须要进行具体指导，甚至是“手把手”教才能让他们逐渐进入社会学之门。

我记得在2001级硕士研究生入校后，我门下的博士生加硕士生有十多人。我原本想学孙立平老师，组织读书会，也安排了社会学系1996级本科生、2000级硕士生姚映然来组织。姚映然是各方面能力都超强的学生，当初是李猛向我推荐的，因为李猛是她的本科班主任。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李猛指导的，我就找她要来看看，想增加一点对她的了解。论文到手，我一看，她写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而且是一个纯理论的研究！文章写得大气、厚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读书会开始后我就发现，参会的有些同学对阅读社会学理论的经典作品没有兴趣，姚映然对此也很无奈。所以后来我也就同意他们可以另外选择经验研究的经典作品来阅读。前边这个读书会，除了姚映然，还有王利平、孙飞宇和田耕愿意坚持读下去，他们形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过去了差不多20年，孙飞宇和田耕现在在北大社会学系从事社会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王利平虽然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任教，但是研究仍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姚映然则在毕业后去了上海出版集团，现在是世纪文景在北京的老总。这也是很让我自豪的一点：为社会学的发展留下了几个理论的火种。

根据自己从事社会学理论教学的经验体会，我知道我指导的大多数同学是做不了理论研究的，那么，他们要想入社会学之门及实现入门之后能力的提升就只有一条路：田野调查。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一文中说过，老师的基本责任是两条：第一条是激发学生兴趣，告诉他学社会学很有意思，这样他才会投入，而只有投入了才能有能力的提升；第二条是指点方向，告诉他哪条路走下去可能成功，但是走哪条路一定是死路一条。当然对我来讲还有一条，那就是提供机会——像这种田野调查的机会，也包括其他的实践（机会），只要我认为对学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带着学生到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去调查，那就是提供机会。所以下一步就是如何建立和经营自己的田野调查点这个问题。

我在《矢志田野，传承薪火》中也讲到布点的情况。其实最早只是考虑让学生有调查实践的机会，所以平山的西水村与浙江慈溪的Q村成为首选。Q村在200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每年一定会去。但与此同时，因为想找个南方可以做家族调查的村落，刘小京老师就推荐了他们湖南宁乡老家的N村。后来我觉得西部农村也应该考虑，就通过我的朋友、时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陈通明先生找了银川市北郊的巴村，另外跟我的朋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东山老师一起找了当时归属四川的宜宾县的S乡。21世纪初的田野调查基本是在这些点上开展的。

我们团队也是在实践中体会到了田野调查期间每天晚上“消化”白天的访谈对象的重要性。而老师必须亲自参与访谈，晚上才能对学生的发言做出中肯的点评。这项工作属于我上面讲的教师责任的第二条——指点方向。从实践看，学生在教师这样的点评中也是收获良多。我们的讨论会与总结会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健全的。

记得2001年7月，我们在慈溪Q村调查，同去的我们团队的程为敏老师在听了头天晚上的讨论之后，就特意关照我，要多帮一下柳莉，因为听柳莉发言，她显然还不知道发言要讲什么。我跟她说，我已经注意到了。柳莉是2000年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本科是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读的，专业是科技英语。硕士也是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该校并入武汉大学），读的是水利社会学。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她的导师在她读研时去世了。她就这样毕了业，考到我们系。一个工科院校，其社会学专业又是刚建的，学生的专业训练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这应该是能想象得到的，更何况柳莉本科读的还不是社会学。记得第二天我就找了个时间和她谈话，她很要强，说自己也很着急，只是觉得要补的东西太多，不知该怎么办。我就跟她说，她没做过这样的调查，那就先看老师还有别的同学怎么提问、晚上讨论发言讲什么。再体会一下如何通过被访人的叙述来了解被访人为什么会这样讲。我采取的另一个办法是增加她参加调查的次数。让她通过更多的实践来积累经验。所以2002年寒假，我又让她去了银川，参加我们在巴村的调查。因为巴村当时是第一次调查，她就有一个从头开始了解一个村落社区的机会。后来，我又跟她商量，把她博士学位论文的调查点定在巴村。柳莉在这段时间的进步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她最大的进步是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知道什么样的论文才是好论文。但是，毕竟之前基础薄弱，她的痛苦也在于此——知道好文章的标准在哪里，但是自己一下子还达不到。她因此申请了延期半年毕业。最终，她以《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公共参与——对宁夏Y市郊区巴村的个案研究》为题，提交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平心而论，她的论文分析部分还是稍微弱了点，但是有几个亮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第一是对“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的区分；第二是将农村妇女对村庄公共利益的关心放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来考察（比如在聊天与打牌中讨论村庄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从而提炼出“日常生活政治化”这一概念；第三是在资料的运用上，她采取直接撷取的办法对被访人的叙述进行剪裁，既使文章更加精练，又使文章更加生动真实——我觉得这样一种引用材料的方式非常符合现象学社会学“萃取”的本意。这样，答辩后我就跟柳莉商量，将论文修改压缩后投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结果论文得到了杂志社编辑的肯定，最终以《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为题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对我来说，指导柳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认识到对于尚处于初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其入门的标志就是，在其学习与实践中形成社会学的学术评价标准。

宋婧是我们社会学系1998级本科生，因学习成绩优秀，曾在大四到日本东京大学交流一年。她在东京大学广泛涉猎了20世纪30年代“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华北所做的“惯行”调查的资料，所以最终她的毕业论文用的就是“满铁”的资料，而且，在我指导的所有本科毕业论文中，这是唯一一篇用英语完成的作品。

宋婧保研后，主要在长三角农村做调查，那时我在江苏常熟和浙江绍兴又找了两个村庄作为田野调查点。当时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苏南和浙东农村，“老板当书记”的现象很是普遍。我们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此举是为解决村庄普遍存在的公共产品提供的问题，增加村民的公共福利，因此自然也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政绩。我们调查的常熟K村就是靠当书记的老板之财力解决了全村旧民居的改造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上任的老板如何建立起他的权威？宋婧跟我说，她想用常熟的调查资料来完成她的毕业论文；我跟她说，可以看看村庄公共权威的变化。论文写完，宋婧以她出色的提炼概括得到了答辩委员的充分肯定。最后她的论文经过压缩，以《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为题，投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因为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有及时的反映，而且从内容看，对这样的变化有较为深刻的洞察，所以论文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主管社会学的编辑的高度肯定，她们认为应该及早刊发，这样就刊发在了当年的第6期上。这是2005年的另一个收获。

随着学生的增加，我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毕业后能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能迅速适应分配给自己的这份工作，熟练应对职场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有可能在职场中站住脚并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觉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培养学生方面认为只要管好学术这一块就可以了这样的想法还是片面了。所以，大约从2002年开始，凡是新进我们团队的学生，我在和他们谈话时就强调了研究生三年我定的目标是培养他们具备三种能力：第一种是学术能力，第二种是组织协调能力（或者说领导能力），第三种是操作能力（或者说办事能力）。而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我会把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分成固定的小组，指定组长负责调研中学生的分工以及录音整理的分配和回收。至于订火车票与食宿的安排等琐事，我也会指定一名行政助理来负责。2003级硕士生杨可与2004级硕士生李静在校期间，都做过这样的事。这样，他们就要学着跟各种人打交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因为承接了乒乓球比赛的任务，所以要从学生中招收志愿者来负责安检。我记得，2007级的硕士生郑晓娟带着点忐忑不安来找我，说她被选中了，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跟她说：“我坚决支持你去做，因为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你去做负责人，就是带一支队伍。你手里没什么资源，却要动员你带的这些同学跟你一起来做好安检。而且，安检只要一出事就一定是大事，所以你必须要兢兢业业，心细如发，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你还要学会处理好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会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有非常好的帮助。”郑晓娟听了我的话，高高兴兴去做了这件事，并在奥运会后得到了相关领导的表扬。我由此得到的一个启发是，必须把教学生如何做人当作学生培养的一个重点。

记得1997级本科的同学入学后，有一次约我笔谈。我就写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感想》这篇短文，开篇我就说，“随着年事的增长和研究的积累，我是越来越感到学问似海，深不可测，个人在学术的海洋面前之渺小”。其实，究我们一生，也不可能穷尽学术，不仅我们是这样，就是像韦伯这样的大家也是这样。因此，我非常赞同渠敬东老师的名言，就是在了解了自己在学术面前的渺小之后，一定要“敬畏学术”。这样，我们才能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吸收和包容各种不同的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思想见解，永远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砥砺自己不断前行。

1 钱江洪、张杰、杨善华、张伦：《我国大中城市青年结婚消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