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言学(第十辑)
- 郭锡良 鲁国尧主编
- 13547字
- 2025-03-28 11:02:52
《举业童子问》:新发现的现存最早本土中文文法[1]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陈国华
提要:英文grammar的古希腊语词源意思是字母术或书写法,严格地说,其汉语对应词不是语法而是文法。20世纪早期,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提出,语言即口语,只有语音符号才是语符,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口语的,不是语符,书面语也只是对口语的纪录。受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中国大陆语言学界从20世纪中期起逐渐用语法取代文法。陈国华(2015)曾论证,王鸣昌的《辨字诀》是一部早于《马氏文通》的本土汉语文法。然而《辨字诀》仅是《石渠阁新门课幼举业童子问》(全文简称“《举业童子问》”)里的一节。作为一部八股文写作教程,《举业童子问》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本土汉语文法。本文描述笔者最近发现的该书的一个印本和一个抄本,报告笔者对其作者和出版年的考证,并介绍该书上卷的主要内容。笔者发现,以《举业童子问》为代表的传统汉语文法涵盖章法、句法和辞法,有别于以形态学和句法为主要内容、以口语为主要对象的印欧语言现代语法。该书作者阐述的文法理论及其对文言语篇的分析对于发展契合中文特点的文法和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发现 最早 本土 中文文法
一 叙
陈国华(2015)曾提出,王鸣昌的《辨字诀》是一部早于《马氏文通》的本土汉语文法。现在看来,这一论断不够准确。《辨字诀》无疑为中文虚辞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明晰而系统的范式,但它并非一部独立的文法著作。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辨字诀》附在卢以纬原著、陈雷补义、魏维新同订的《助语辞补义》之后,该补义及其附录都收录在刘长桂、郑涛点校《助语辞》和王克仲集注的《助语辞集注》里。《助语辞》《助语辞补义》和《辨字诀》虽是同一性质的三篇著作,前两篇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三篇却不是。同时,《辨字诀》也不是一部独立的文法著作。魏维新在《辨字诀》的末尾对其来历做了一个简短说明:
这样看来,《举业童子问》才是《辨字诀》的原生环境。然而直到最近发现《举业童子问》抄本和印本各一部之前,笔者一直没有见到过这本书,无从知晓《举业童子问》的具体内容,不知道《辨字诀》和《举业童子问》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 《举业童子问》的发现及其版本和作者
2017年11月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举业童子问》(卷上)的一个抄本,2018年7月14日,我的一位已毕业的学生孟瑞玲告诉我,她在网上看到中鸿信2018春季拍卖会目录里有一件拍品是《举业童子问》,并把网址和网页上提供的三张照片用微信发给了我。我按照网址打开该拍卖会的网页,发现正是我苦苦寻觅的那本书,而且是全本(一函三册)。拍卖会此时已经结束,此书似乎流拍了。于是我请孟瑞玲于7月16日去中鸿信公司询问。经过确认,她代我将此书购回。下面报告此书上卷的大致情况。
此书印本是雕版印刷,采用传统印刷术,每张纸只印正面,对折装订,有字面朝外,无字面朝内,这样有字这面遂成前后两面,等于现代书籍的两页。当时书籍印刷不按页标注页码,而是按张(又称为叶)标注,装订好的前后两面算作一叶,有叶码,无页码。此书卷上、卷中都是四十一叶,卷下是四十三叶,分别相当于现代书籍的82和86页。
此书抄本仅抄写在纸的正面,一叶对折装订,成为两页。抄本没有标注叶码或页码。整个抄本的正文共三十四叶,合68页。
《举业童子问》印本和抄本的原封面都已不复存在。印本开头有一篇王鸣昌写的叙(共三叶),抄本没有。叙中说:
从这篇叙可以看出,王鸣昌最初打算与蒋畏庵合作写这部书,但蒋无暇参与此事,王最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项工作。
叙之后,印本是目次(一叶)。
石渠阁新订课幼举业童子问 目次

“石渠阁”是出版商的商号;“新订”表明是新修订的一个版本;“课幼”即课蒙,意思是教授幼童;“举业”即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准备的学业,“问”通闻,有“告诉”的意思;“童子问”用今天的话说即童子须知。《举业童子问》有可能不是这部书的唯一书名。清初金华名宿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阐述文中用字法时特别说明:“后诸虚字用法,载在梁素冶《学文第一传》中者,或出于素冶所自撰,或出于古人所撰,未及详考。”
“东吴”是历史地理名词,指今天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地区。蒋守诚,字正先,应该就是王鸣昌在叙中提到的“蒋子畏庵”。作为山当地人,蒋守诚很可能是该山讲堂堂长。笔者在网上查到的有关他的信息是,《新镌算法全书》(乾隆庚辰年好友堂版)里有他写的序和签章,他应该是这本算术书的作者。梁镜,字素冶,笔者除了发现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提到他之外,未能检索到任何其他信息。蒋先庚,字震青,古华阳县[15]人,曾在龙门书院任教,纂辑过历史书《龙门纲鉴正编》二十卷[16]和《龙门纲鉴会纂》。关于王鸣昌,除了其叙中落款说明他是句容人之外,笔者未能发现任何其他信息。据王鸣昌在此书叙中所引蒋守诚的说法,“此皆四人训导子弟之书”。既然如此,四位同仁自然少不了彼此沟通,一同讨论,所谓“同论”,应当就是这个意思。王鸣昌应该是全书的执笔者。
卷上“诀法心印三十九条”中的“诀法”,意思是秘诀、要法,“心印”本是佛教禅宗术语,指不用语言文字,而直接以心相印证,理学家借以指对圣人学说在心性上的领会,亦泛指内心有所领会,意思近似于今天的心得。现存印本卷上仅阐述了作文的22个诀(详见本文三、四、五节),不知目次里说的“三十九条”指什么。
卷中“破题心印六十五条”“承题心印三十五条”“起讲心印六十条”中的“破题”“承题”“起讲”即八股中的破题、承题、起讲这三股。书中“破题心印”部分的标题实际是“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破题集”,该集对“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等六十五个题目做了破题示范和点评。“承题心印”部分的标题实际是“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承题集”,该集对包括“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在内的三十五个题目做了承题示范和点评。“起讲心印”部分的标题实际是“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起讲集”,该集对包括“有朋自远方来”“君子务本”在内的六十个题目做了起讲示范和点评。
卷下“八比心印四十题”里的“八比”是八股的别称。该卷首页的标题实际是“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全文集”,内容是针对四十个题目所写的示范论文和点评。
卷上的首页上印着:

令人不解的是,此处用“四先生著”字代替了全书首页上的“同论”,而且蒋守诚和梁镜的署名顺序发生了颠倒。作者一般不会自称“先生”,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将此书付梓的很可能不是这四位先生。
从内容上看,《举业童子问》是当时学塾里用来教初学者八股文写作的教材,其上卷是总论,中卷和下卷是作文示范和解说。
抄本的首页上写着:

1 原文此处二字字迹不清。
2 原文误作“治”。
抄本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壬戌”二字。“壬戌”应当是康熙壬戌年,即公历1682年。这应该是该书的抄写或出版年。“虞习训记”标记的应当是该书的持有者。
抄本虽然首页上的标题是“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卷上”,实际上也抄了卷中的部分内容。其第25页另立标题“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破题式”,该部分对应印本卷中的破题集,但内容大为缩水;抄本第31页又另立标题“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承题式”,该部分对应印本卷中的承题集,内容也大为缩水;第47页再次另立标题“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起[17]讲式”,该部分对应印本卷中的起讲集,内容同样也大为缩水。抄本不含与印本下卷对应的内容。
三 八股作文十二诀
《举业童子问》卷上实际上共阐述了作文的22个诀,其中前12个诀,即破题诀(一至六叶)、承题诀(六至八叶)、起讲诀(八至十一叶)、入题诀(十一叶)、提股诀(十一至十二叶)、虚股诀(十三叶);出题诀(十三至十四叶)[18]、中股诀(十四至十五叶)、后股诀(十五至十六叶)、束股诀(十六叶)、小结诀(十六至十七叶)、大结诀(十七叶),直接针对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提股[19]、中股、后股、束股、大结而言。
《举业童子问》的抄本在内容和文字上与印本差别较大。下面我们以“破题诀”的开头两段为例,将这两个版本的文字并列排出。抄本中与印本相同或相似之处,用单下划线标出;用字相同但语序错乱之处,用双下划线标出。


1 此页码为笔者所加。
这一节印本共502字,抄本仅390字,其与印本相同处仅150余字,语序多处错乱,用字也多有错误。鉴于抄本删减、妄改、讹误之处过多,以下关于印本卷上其他部分的介绍,一般不再与抄本比较。
作者阐述八股文的破题法时用了“歇语辞”这一文法术语,并给出了不少例字。这大概是作文之法第一次和虚辞用法结合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多个诀里,这一做法一再出现。
“承题诀”里首先说:“承题者,承破题未尽之意而发明之者也。其格以三、四句为正,至五、六句则长矣。甚有长至七、八句者,则变格,殊不可训也。盖承题欲留起讲地步,只取简明,大长则文势不劲而起讲无余味矣。其接破题处,定用字或
字,间有用
字者,亦正格也。大约承题与破题相为关应,破详则承略,破略则承详;正破则反承,反破则正承;顺破则逆承,逆破则顺承;分破则合承,合破则分成。须要相题措语,未可以一格拘也。”(六至七叶)
说到与承题相关的虚辞,作者提醒读者:“承题住脚处多用字,以其调高而字响也。其余
等字亦皆用之。亦有用
字、
字、
字住者,皆正格也。又有不用歇语而径住者,变格也。”(七至八叶)
“起讲诀”中说:“起讲者,扼一篇之纲领而发其大旨者也。盖破、承,字少幅隘,仅可解题,其精思妙义首于起讲发之。”(八叶)
关于提股的写法,作者就入题、提股、虚股、出题这四方面加以阐述。“入题诀”里说:“起讲之后即领上文一、二句,接入提股,谓之‘入题’。”(十一叶)“提股诀”里说:“一题之大意于起讲发之,一篇之大势于提股发之。盖起讲自成一局,提股则合中股、后股共成一局者也。”(十一叶)“虚股诀”里说:“提股之后,接以虚股处者,活也;又曰流水股,宜虚而不宜实,宜流动而不宜板滞;此虚股命名之意也。”(十三叶);不过这一诀的结尾处补充说:“虚股近多不用。”(十三叶)“出题诀”里说:“作文有出题,犹画龙之欲点睛也。自破、承以后,必用出题,以醒观者之目。”(十三叶)作者接着给出了出题的各种方式。
作者将中股视为八股中最重要的一股,因为“一篇之大局、一题之大义,全于此发之,最不可一笔简略者也”。(十四叶)作者说:“凡文皆有起、承、转、合,而中股更宜留心。其一股中几句起,几句承,几句转,几句合,务使格调森然不乱;斯为有制之师。大约起处宜松,承处宜畅,转处宜捷,合处宜稳。虽文之变换不同,而其步趋不可不晓也。”(十四叶)
作者还说:“中股煞尾,最要稳贴,宜用字、
等字。余字随其文势而用之。惟
字中股最忌,以其轻佻,非中股之体也。”(十五叶)“后股诀”里说:“后股乃承接中股而发其余意者也。”还说:“后股煞尾,宜用
等字。”(十六叶)
“束股诀”里对束股的定义是“总一篇之局而收束之者也”(十六叶)。“束股诀”之后是“小结诀”和“大结诀”。“小结诀”里说:“束股之后单结一句或二句或至数句,谓之小结。”(十六叶)“大结诀”里说:“文至小结已毕;一篇小结之后,又托说书口气,杂引古今事实,为本题证据,谓之大结,乃文之施逞才识处也。场屋旧多用之,今不复尚矣。”(十七叶)
四 看书作文十诀
诀法心印的后10个诀,即看书诀(十七至二十叶)、审题诀(二十至二十三叶)、扼要诀(二十三至二十五叶)、辨字诀(二十五至三十二叶)、分股诀(三十二至三十三叶)、布势诀(三十三叶)、遣辞诀(三十四叶)、协调诀(三十四至三十五叶)、取程诀(三十五至三十六叶)、脱套诀(三十六至三十七叶),针对一般读书作文而言。
“看书诀”里开篇便说:“作文必先看书,书旨明透,下笔始得了然。”(十七叶)作者建议:“先明一章之大旨,次看一章之节次,次看何处重,何处轻,何处虚,何处实,何处为引证,何处为推原,何处为联络照应。”(十七叶)作者传授的经验体会是:“看书乃作文先着。先辈云:‘文之精意不在时文而在传注,不在传注而在本题,不在本题实字而在本题虚字,不在有字句处而在无字句处。’”(十八叶)接下来作者对《大学》《中庸》这两部书的篇章结构进行了分析,然后点出《论语》《孟子》各自的风格特征,最后总结说:“《孟子》七篇,其文法极妙。凡章法、句法、字法,无不备具,秦汉以下不能及也。苏老泉为一代文宗,其得力全在于此。”(十九叶)
“审题诀”里说:“审题与看书同,然看书只就白文顺序忝详,而题目则有长短、分截、剪头、去尾种种不同。如单句之外则有两句、三句、以及全节、全章、长搭、短搭、三搭、连章搭、虚缩[20]、过脉[21]、枯寂、鄙俚、人名、典故等题,书理不变而题则至变。”(二十叶)
作者提醒读者:“每拈一题,先相其精神结聚处,用意写之。有题神在上文者,有在下文者,有在实字者,有在虚字者,有在首尾或在中段者,有数句而专注一句者,有数字而专注一字者。审觑既明,然后闭目静思此题当如何安顿,如何出落,如何方不粘上,如何方不犯下,如何是宽松,何处是钓两[22],如何是正旨,何处是客意。”(二十至二十一叶)
“扼要诀”里说:“文家有一定心诀,古今人为文,皆准于此。初学熟之,则拈题布局时,自有屈伸变化之妙。今约举之,其诀凡四十八字。”(二十三叶)这四十八字是扼、顶、领、喝、提振、生发、反正、宾主、开合、翻跌、抑扬、起伏、转折、照应、呼吸、顿宕、挑干、点缀、渡接、推掉、案断、省补、拖缴、插带、夹吊、结证。作者对这些字一一做了解说。
“辨字诀”的篇幅最长,本文将在第五节里全文照录。这一诀之后的其他六诀都比较短。在“分股诀”里,作者指出,文章写作并非只有八股这一种格式:“八股之外有全篇散行者,长篇多用之;亦有单题散行者,要有识见,有力量,方可为之。有起讲下不用提股,散行一段然后分股者,随题可用,亦变格也;有起讲下用门扇格,以两大股截然而起,截然而收者,凡一题判然两事者多用之,有三股者,三句题多用之,四股者、五股、六股以及七股、九股者,又有作无数小股者,要每股一意,愈变愈新。其格不一,须相题而用之。”(三十二至三十三叶)
“布势诀”说明作文之前谋篇布局的重要性。“遣辞诀”提出“清真”和“风华”这两种遣辞不可偏废。“协调诀”强调音韵声调在行文中的重要性。“取程诀”指出精读和熟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并且提醒要学习所读文字的章法、股法、句法、字法。
“脱套诀”里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作者先说:“文章取于入格,不取于落套。格乃先正之典型,而套则时流之习语也。盖文章原系神物,随时递变,与日俱新。如在天之云,今日之云必不同于昨日之云;如在树之花,今年之花必不同于昨年之花也。即有先辈文字,前日作之为名言硕论,今日用之便为尘饭涂羹。学者不可不知所洗涤也。”(三十六叶)
接下来作者列举了行文时常见的一些陈词旧套,最后说:“初学为文,或腹笥不克而病于寒俭[23],或笔路不熟而病于生疏;此皆可医之症。惟一入于陈腐俗恶,便是病入膏肓,莫可救药矣。”(三十七叶)
五 完整版“辨字诀”
在“辨字诀”里,王鸣昌史无前例地根据语序和句法功能,将虚辞分为七类,使之构成《举业童子问》里最精华的部分。这一完整版本的“辨字诀”与《助语辞》里附录的“辨字诀”在文字上有不少出入,故本节全文照录。
辨字诀
对比《举业童子问》中的“辨字诀”和《助语辞·助语辞补义》附录的“辨字诀”,可以发现:在所收录虚辞的总数上,前者比后者多9条(见表1),缺少的辞条基本属于摘订者魏维新的遗漏;同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后者收辞多于前者的情况;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提供了几乎每一个虚辞的释义并提供了不少例证,这些释义和例证却在后者里被大量删除了。
表1 两个版本“辨字诀”所收录的各类虚辞数

5 缺“自是”“自兹”“从此”“从兹”。
6 无“得不”“乌能”。
7 缺“讵必”“讵非”“讵不”。
8 无“傥”。
9 缺“而”。
10 缺“与”。

1 缺“已乎”“否乎”“否与”。
六 讨论
马建忠借用欧洲语言传统文法的模型和词类划分范式,写出《马氏文通》,将汉语文法研究接轨于欧洲语言文法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汉语与欧洲语言的许多异同,引领汉语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基于这种模型和范式的汉语研究也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汉语词类(尤其是名词、谓词、形容词、副词)划分的不确定性和句元(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认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显然无法在原有文法体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即使研究者们放弃传统文法理论,采用各种当代语法的理论框架,情况也未见显著改进。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中国语言学界创建自己的语法体系和语言学理论。到目前为止,有国际影响的汉语语法或语言学理论尚未出现。汉语语言学史研究者发掘出了大量语言学史料,也出版了多部专著,但由于采用的仍然基本是欧洲语言学的范畴体系,除了实字和虚字的区分外,未能发现古代的汉语研究者写出过什么原创文法或提出过什么有重大意义的语言学理论。结论只能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本土汉语语法著作。
《举业童子问》的发现颠覆了这一切。这部本土中文文法证明,中国古代文法学家有着比欧洲文法学家更广阔的文法视野,其对行文之法的研究在17世纪达到顶峰。《举业童子问》尽管是一部八股文文法,八股文的论文格式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废弃,王鸣昌在书中提出的文法理论及其对汉语一般行文之法的系统描述仍不失为传统中文文法的典范之作。即使就八股文而言,王鸣昌的看法也颇具见地。他从传统行文之法所讲究的起、承、转、合的视角来观察,将破题和承题视为一体,这相当于“起”;将起视为“扼一篇之纲领而发其大旨者”,自成一体,相当于“承”;将提股、中股、后股视为“共成一局者”,相当于“转”,又进一步从起承转合的视角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中股;最后将“总一篇之局而收束之”的束股和其后的小结视为一体,相当于“合”,摈弃所谓大结。可见他并没有将八股作文法认作僵硬的教条。他在“辨字诀”里划分虚字也同样将起承转合作为重要依据。魏维新说“辨字诀”“论虚字于起承转合,颇为得宜”,评论十分到位。
《举业童子问》对今天汉语文法研究乃至普通语言学理论有以下三点重要意蕴:
第一,汉语研究有必要区分口语之法和行文之法。所谓行文,既包括作文,也包括造句,还包括用辞,因为无辞不成句,无句不成文。印欧语言使用拼音字母作为文字,口语和笔语之间的相似度比较高,所以人们一般不区分口语之法和行文之法,将组词造句之法统称为文法。中文的情况大为不同。中文书写系统使用的是以象形符、示意符和示音符为基础的单音节字符,字符的示音能力远逊于拼音字母,因此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大,而字符的基本构件和构造方式相对稳定,结果是书面语内部的代际差异小。这使得与口语脱节的文言在20世纪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一直在书面语里占据统治地位。虽然文言在当代中文里已经风光不再,既然行文之法意义上的文法以教会学习者写文章为宗旨,就应该涵盖章法、句法和辞法,而不是像西方一般文法那样通常仅涵盖形态学(morphology,一般译作“词法”)和句法。
第二,中文的文法单位不必完全按照欧洲语言的文法单位来切分。欧洲传统文法切分出来的单位一般是词干(stem)/词根(root)和缀(affix)、词(word)、语句(clause)/句子(sentence);现代文法切分出来的单位通常是形位(morpheme,包括词干、词根和词缀)、词(word)、短语(phrase)、语句(clause)/句子(sentence)、语篇(text),不过一般文法书对语篇着墨不多。王鸣昌从八股文中切分出来的文法单位是字/辞、句、股、章、篇,《举业童子问》中对股和篇章的论述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如果我们把字认定为文字学单位,把辞认定为与形位相当的最小文法单位,加上比辞大一级的语,把只适用于八股文的股这一级单位去掉,那么古今中文的文法单位从小到大排列就是辞、语、句、章、篇;原先的词保留下来,但仅对应英文的word。如此一来,中文研究者就不必在中文文法是字本位还是词本位而争论不休了。
第三,中文的辞可以不必按照欧洲语言的词类来划分。欧洲语言的实词普遍存在名词性、数、格的形态变化和谓词人称、数、时态的形态变化,同时句中的主语和定式谓语还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体现形态变化的一致性。对于这些语言而言,文法首先必须系统地描述实词的这些形态变化,才能说清楚一句话怎样说才对,因此欧洲语言的文法研究一般都从对词的分类描述开始,将有形态变化的各类词和没有形态变化各类词区分开来。汉语的实辞,至少是文言实辞,除了重叠之外,基本没有这类形态变化,可以借助语序和虚辞在句中灵活地担任各种语义角色,很难将一个辞固化为某一类别。《举业童子问》先将字分为实字和虚字,对前者不再进一步根据文法或句法功能分类;将后者称为辞,并按照章句功能的不同而不单是句法功能的不同,将之分为七大类。这种分类法值得今天借鉴。
参考文献
陈国华(2015)《辨字诀》:一部早于《马氏文通》的本土汉语文法,《中国语言学》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梁镜、蒋守诚、蒋先庚、王鸣昌(1683)《石渠阁新订举业童子问》,虞习训抄本,陈国华藏。
刘长桂、郑涛点校(1985)《助语辞》,黄山书社。
马建忠(1983)《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唐彪(2007)读书作文谱,《历代文话》第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克仲集注(1988)《助语辞集注》,中华书局。
王鸣昌叙,蒋守诚、梁镜、蒋先庚、王鸣昌同论(1682)《石渠阁新订课幼举业童子问》,陈国华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