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对象和范围

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最早践行者，伴随着近年来传教士中文文献整理及出版工作的快速推进，“西学东渐”研究领域的新作迭出，积累深厚。相比之下，学界在“中学西传”领域，尤其是针对不同天主教修会的来华传教士用外文表述其中国文化观（以儒家思想及中国礼仪的性质为核心）的文献整理分析亟待加强。本书所涉时段始于明末耶稣会士入华直至康熙朝后期禁教令的颁布，重点关注康熙朝（1662—1722）来华传教士有关儒学典籍的拉丁文译本及其评点儒家思想的著述，借助目前国内外已出版的明清天主教文献目录，完成《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外文儒学译述编目》（涵盖笔者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中、拉刊本及外文手稿，并附内容提要，详见第一章第四节），从而对当时三大来华天主教修会传教士的儒学译述进行初步的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亦试图借助代表性文献，对传教士群体儒学观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在拉丁文儒学译述中对于儒学宗教性的辨析予以总结。

在此需先行予以说明的是本书的时段选择：天主教传教士入华始于明末，其在华传教活动被明令禁止则是在雍正年间。本书选择康熙朝作为研究传教士拉丁文著述中儒学观的核心时段，一方面是因为来华耶稣会士（the Jesuits）在此期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儒家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基于修会在中国所践行的“文化适应政策”，针对如何维护中国教友自身的身份认同，避免入教后其族群身份与个人信仰形成对立（亦即信教后是否可以继续践行祭祖、祭孔等中国礼仪）以及如何维护基督信仰纯粹性等问题展开充分的思考讨论；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的主要论战对手，来华多明我会士（the 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士（the Franciscans）——随后1684年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亦积极参与其中——在此时亦大量撰述并部分出版了论述其反对观点的代表性著作，进一步激化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来华传教士这一时期的激烈论争及著述，随即在欧洲启蒙思想界产生回响，促使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等加入有关中国神学问题的讨论。因此，以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外文儒学译述作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在传教士儒学观多样性及其成因的呈现上，还是对儒家究竟隶属于无神论抑或具备宗教性的思考论争上，又或是从接受史角度考察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意义。

本书各章节内容安排的总体思路如下：

1.从传教士中外文儒学译述的编目整理及提要撰写起步，一方面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勾勒出明末清初“儒学西传”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使各个修会内部以及来华三大修会之间儒学译述的系谱传承、相互借鉴抑或回应问难等隐含的脉络获得清晰化梳理；

2.依据传教士对待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分别选取“支持文化适应政策”“反对文化适应政策”及“文化调和派”三派的代表作进行深入的研读分析，进而呈现礼仪之争时期来华传教士理解儒家经典的实际情况及其对于儒学宗教性的深入思考；

3.综合考量三种儒学观的异同，以“天”“上帝”“鬼神”“太极”等极具争议性的儒学概念理解为线索，由其立论依据（对不同儒学典籍的选择性翻译及引用）、论证手法及最终结论，总结三种儒学观的根本性分歧所在，并对其评判标准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