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群体概况及其儒学译述

第一节
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修会概况

一、耶稣会概况及其成员的神学训练背景

作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对抗新教势力崛起的时代产物，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it）成立于1540年。有别于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 Order）、方济各会（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等天主教老派修会，由具备戎马生涯中英勇作战经历的西班牙贵族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所创立的耶稣会堪称天主教体系内的新型修会：不仅因为每位入会的耶稣会士除了一般修会所要求的发“三愿”之外，还要发第四愿，即明确服从教宗；还因为耶稣会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组织形式，效仿军事化的管理编制打造出严密的组织结构。“服从”是耶稣会士身上最明显的特点，所有发愿的会士必须完全投入“服从的美德中，首先服从教宗，其次服从修会上司”，时刻准备着为了教会的利益奔赴世界的任何角落，以实现“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的目标，反对耶稣会的人们也因此嘲讽耶稣会士身上的这种突出特点为“僵尸般的服从”。耶稣会的另一特别之处在于其对灵修生活的重视：罗耀拉曾撰写《神操》（Spiritual Exercise）一书来描述基督宗教中灵性生活的操练过程，入会者每年都需根据该书的内容，用30天的时间独处潜修、反省祈祷（亦即耶稣会士一年一度的“避静”期），从而使得主观但同时又具有共性的神性体验、灵修经验成为凝聚整个修会的强大力量。在此基础上，耶稣会制定了“帮助灵魂”、实施“安慰的牧灵工作”的工作目标，开始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性传教工作。此外，耶稣会对于教育工作也给予极大的重视，几乎在所有力所能及的地方建立起耶稣会的学校并进行免费教学，这些学校也慢慢成为耶稣会在各地开展传教工作的重要据点。从16世纪开始，耶稣会将其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上层社会并通过天主教巴洛克虔敬形式开展牧灵工作，并将耶稣会学校几乎全部开设于欧洲的大中城市，从而在17世纪成功地赢得了许多王公、贵族以及市民的皈依。而正是由于耶稣会在灵修上的出色训练和较好的教育程度使得相当多的耶稣会士后来成为欧洲宫廷的告解神父，尤其在17世纪上半叶耶稣会对于欧洲信奉天主教国家的君王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这种过分密切的政教关系也招致了众多非议。

明清来华的耶稣会士，就其接纳中国文化的思想底色而言，皆是由耶稣会内部的高等教育所奠定的：耶稣会在16—17世纪参照晚期的经院哲学模式，借鉴当时欧洲最为著名的巴黎大学以及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学方法制定了“教学纲要”（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Iesu）来培养自己的学生以及成员。根据“教学纲要”，耶稣会在大学预备班开始开设“七艺”课程，并侧重于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包括他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等。每位耶稣会士在入会之前都必须学习神学，而在耶稣会大学的神学系，学生主要是学习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的经院神学、实证神学以及辩论神学、决疑论、教会法和圣经学。此外，入会之后，会士们也还有一系列的必修标准课程，涵盖了修辞学、物理学、哲学，乃至数学、天文学这样的附加科目。耶稣会士几乎完全继承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传统，把大量的学习精力放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尤其是像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公元65）这样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著作上。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会内的这种人文主义传统，在耶稣会士看来，古代异教思想家及其哲学著作也蕴涵了崇高的思想、道德和智慧成果，对于异教哲学的选择性学习、吸收是有益于基督宗教世界观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是由于耶稣会本身对于非基督教思想家的开放接纳，从他们对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西塞罗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会以相似的方式来对待中国独特而深厚的儒家思想。正是来华耶稣会士早年在欧洲所接受神学、哲学训练以及耶稣会内部浓厚的人文主义氛围，奠定了他们对待异教文化的开放、包容心态，这些也成为他们理解并在跨文化语境下诠释儒家思想时不可摆脱的“前见”。

根据耶稣会的规定，耶稣会士一旦受派到外方进行传教，在他们“正式进行传教以前，神父们通常要学习所在地区或者他们将要照顾的人群的语言”。除了学习当地语言之外，他们也需要深入了解传教地区的风俗文化和信仰情况，从而考虑如何将福音宣讲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更好地结合。因而耶稣会在海外传教中一直积极采取文化适应方针，尤其是针对文化较为发达、传统习俗影响较为根深蒂固的地区，而并不仅仅是在中国才采取这样的方针。此外，“耶稣会取消修会统一服装的做法对‘适应方法’也十分有利”，耶稣会士在学校中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他们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帮助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灵活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并渗透进入当地主流话语圈去开展传教工作，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所具备的天文学知识，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等所运用的数学、地理、绘画、建筑、金属制造方面的知识，使得他们在天文观测、地理勘探与地图绘制、园林建筑、解剖学与西药介绍、动植物调研与引进等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成功地帮助他们获得了中国皇帝和王公大臣们的青睐、接纳。

除了向东方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期间向欧洲寄回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罗耀拉在任时就要求耶稣会会员有义务定期撰写书信，后来制定的《耶稣会会宪》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一般会员应该与长上之间交换信件”，此举有助于会员之间相互了解以及分享来自各地的信息与情报。由于当时每年只有一趟船航行于里斯本与印度之间，而且航行事故、货物遭遇抢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在信件送出前往往会有专门的抄写员对这些信件进行抄写制作副本，甚至有时同一信件还会出现不同语种的翻译抄本。一般各个葡国商船的出发地是进行信件抄写的主要地点，比如中国的澳门、日本的九州长崎，此外，印度的果阿也是集中制作信件副本的一个地点。在里斯本还有一名专门负责收发信件的耶稣会士，他有权先行拆阅部分信件并决定是否有必要制作新的抄本。这些写给会长的报告连同他们写给亲人朋友的书信，他们带回欧洲的中国工艺品，他们翻译的中国古籍，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的著作都使来华传教士成为“中学西传”的先锋力量以及17—18世纪欧洲中国形象最重要的塑造者，后文将会述及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一书在欧洲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