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

十年前，我把先父和我写的九篇回忆文章以及若干信件编辑成一本书——《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刊出。书出来之后，受到社会的好评。在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旨在“鼓励广大教师阅读经典教育书籍，感悟教育的核心价值和目标”的评选活动中，本书也入选，成为2012年“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的一本（《基础教育论坛》2013年第Z1期）。由那时到今天，不觉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也从花甲年代“升级”进入古稀年代了。人到了这个年纪，有时不免会回顾自己大半生走过的路，回忆过去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五代时人王定保在《唐摭言·贤仆夫》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我也不过是一个“穷措大”而已，或者说得比较客气一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除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外，我一辈子都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里，教书训徒，写一些社会大众不读的文字，因为实在太过于平凡，因此可以说一生乏善可陈。不过尽管如此，从我个人的内心体验而言，我仍然感到我这一生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一些最好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如何追求我所热爱的学问，而且也教给我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怎么做人。他们留给我的东西，不仅对于我无比珍贵，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些像我一样不谙世事的“措大”，可能也会有所启发。因此，把这些已经逝去了的经历写出来呈现给世人，应当说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虽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教诲，但是因为自幼记忆力甚差，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往事难以记住，加上文笔呆滞，因此除了本书初版所刊载的三篇文章外，一直没有能够写出更多的回忆文章。这次增订版的出版，就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个缺憾。

初版所收入的是先父回忆他的五位老师钱穆、张荫麟、吴晗、闻一多和方国瑜先生，和我回忆自己的三位老师傅衣凌、李埏和吴承明先生的九篇文字。这些文章，增订版依然保留，未作改动。增订版增加了我回忆我的老师韩国磐、傅衣凌、吴承明、何炳棣先生的六篇文章。韩先生和傅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他们手把手地把我这样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青年带入了史坛。吴先生和我的交往，我在本书初版前言里已经谈到，兹可不赘。何炳棣先生1986年到昆明故地重游时，我有幸拜识了他，此后即保持着联系，特别是1988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时，他已移居加州尔湾（Irvine），从而得以与他有密切的往来，他给了我很多指教，使我受益良多。除了这几位老师外，还有几位实实在在地给我宝贵指导的老师，其中最主要的三位是方行先生、斯波义信先生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先生。方行先生，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已学习过他的多篇著作，自1986年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拜识之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从他那里受教便更直接了。方先生对后辈的关爱，令我深为感动。我在杭州工作时，出国或者回国有时要经过北京，方先生即令我住在方府，热情款待，并谆谆赐教，使我如坐春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更经常得方先生面教，因此我确实是方先生的私淑弟子。斯波义信先生的大名，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已从傅衣凌师处闻知，1986年我在杭州工作时，斯波先生到浙江考察浙东古代水利遗迹，我有幸得以拜识，并陪同他一行到绍兴、宁波进行考察。斯波先生虽是国际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史学大师，但对待后辈谦和关爱，令我深感其人格的魅力。他回日本之后，寄了一些他在浙江水利史研究方面的论文给我，我从中获益良多。1990年，他向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了一笔奖助金，邀请我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任为期一个月的客员研究员，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到了东京后，他不仅为我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安排了专用的研究室，而且还为我预定了在白金台的公寓，非常舒适。那时他甫卸任该研究所所长之职，但依然每天到自己的研究室里进行研究工作，风雨无阻。每天午饭时，我们都见面，讨论学术问题。他还安排我到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著名汉学典籍中心，使我眼界大开，复制了大批文献，供回国后使用。此外，他还邀请我去他位于距东京30多公里的埼玉县寓所做客，盛情款待。他那时每周为研究生开宋代经济史的研讨课，专门研读《宋史·食货志》。上课的方式，是逐条研读《宋史·食货志》的原文，每个研究生讲解一条，从该条的术语到内容，都要讲到，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老师最后做总结。在东大的一个月，我参加了这门研讨课的每次课，虽然我的日语听说能力很差，但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波先生在教学中体现出的严谨学风和给学生的严格训练。虽然我旁听这门课只有一个月，但这是我在日本上的唯一课程。1996年，我被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聘为海外研究员，在那里住了半年。此间斯波先生到剑桥大学讲学，课程题目是“近代东亚经济的形成：15、16世纪东亚的货币与国家发展”（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East A-sian economy：Currenc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y），我又有幸去旁听了。我听了他的两门课，因此斯波先生确实是我的老师。此外，斯波先生还为我在中国台湾和英国出版的江南经济史研究专著惠赐序言，对我予以大力鼓励。斯波先生和我的联系，从1986年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2019年斯波先生八秩大寿，我特地到他在东洋文库的办公室去拜谒祝寿。他此时还担任东洋文库的理事长，虽已高龄，但依然每天从埼玉县家中乘坐火车到东洋文库办公，进行自己的研究。这种精神，令我深感敬佩。费维恺先生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接待教授（Host Professor），我国通常称为指导老师。我在“文革”中失学，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上研究生，因此没有上过本科课程。1991年，我申请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奖学金，当年申请者共47人，名额只有1个，而我幸运地中选了。我没有学过本科历史课，史学知识不系统，特别晚清以来的近代史，几乎是“史盲”，因此亟须补课。同时，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听说能力很差，亟须提高。于是我选了费维恺的本科课程“中国近代史”，作为旁听生，和那些年轻的美国学生坐在一起，完整地听完了这门课，这也成为我至今唯一修过的本科生课程。费先生对我这个年过四十岁、英文不好的异国学生非常关爱，特别为我在密大中国研究中心安排了一个单间办公室，让我专心工作，并经常过问我的学习，解答我的问题。他和夫人梅仪慈教授还数次请我到费府吃饭畅聊，让我感受家庭的温暖。我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一直和费先生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我于2004、2005和2006年去密大任教，又能和他见面并请教。费先生的一本重要著作是《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我在做博士后研究时认真学习了。后来我写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2000年出版。我2004年去密大教书时，带了一本敬呈费先生，他很高兴。方先生和费先生，确实都是教过我的老师，师生感情都很深，我一直把他们的殷殷教诲和音容笑貌保留在心里。但是，由于手头资料所限，回忆他们的文章，我到现在还未能写出，深感歉疚。由于希望把他们和我的交往更好地呈现出来，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以上老师，都是我遇到的命中贵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虽然我天资鲁钝，没有达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是我确实在治学上已经尽力了，由此而言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的教诲和关爱。

最后，增订版和初版有两点差别，在此说明一下：

一、增订版中新增的几篇文章都已发表，收入本书时也未作大的改动。现将其出处列出如下：

《永久的思念——追忆韩国磐恩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

《哲人虽去，教泽长存——深切缅怀衣凌恩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良师难遇——回忆吴承明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吴承明先生学术上的大智大勇》，《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

《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

《“做第一流的学问”——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文汇报·学人》2017年12月8日。

二、本书增订版所收回忆文章所涉及的史家，因为增加了韩国磐先生和何炳棣先生两位，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也相应更改为“学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此外，各篇文章的排列顺序，也根据这些老师出现在学生生活中的先后，进行了调整，并将先父的五篇文章和我的五篇文章，分别编为上编和下编，以方便读者阅读。

三、我的几位老师均和我有书信往来。其中韩国磐、傅衣凌两位恩师，因为我在厦大求学时可以常见，毋庸通信；我毕业离开厦大后，衣凌师不久即仙逝，国磐师处，则因后来有电话可资通话，因此通信也渐稀。和何炳棣先生的联系，也多依靠电话，信件不多。唯与先父和吴承明先生的通信，长期不断，即使我在海外时，也时有书信往来，因此我保留的先父与吴先生的来信最多。先父手书，在本书初版中已有一封，现补上吴先生的手教一通，以资纪念（见《良师难遇——回忆吴承明先生》）。

李伯重
2021年9月1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