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多为地主阶级上层所垄断，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谢灵运一生在政治风浪中颠簸，终于被杀，今天要理解他的作品，不能不首先着眼于他的政治态度。谢灵运曾经参与过反对刘裕和刘义隆的政治活动。后来形格势禁，又不得不跻身于刘氏朝臣的行列。刘裕起自下层，出身行伍，深知和门阀世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将有关于事业的成败。因此，他在诛杀谢混以后，仍然对谢灵运表示宠信。谢灵运自己说“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侍讲，接筵飡理”（《武帝诔》），可见当时情状。文帝即位之初，笼络方式也和刘裕并无二致。在表面的优礼下掩藏着的是两代统治者的深刻疑忌，他们不可能信任这个两次反对过他们的门阀世族的代表人物。

但是，反对过刘裕父子还不是造成谢灵运一生悲剧的根本原因。颜延之的经历和谢灵运大体相同，最终却得保天年。谢灵运之不能见容于刘氏王朝，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刘氏王朝始终采取不合作以至抵制的态度。这种态度又和谢灵运的出身、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南朝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具有特权，“甲族以二十登仕”（《梁书·高祖纪》），只要不是过于低能，可以平流进取而坐致公卿。作为“乌衣子弟”的谢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宋书》本传），“文藻艳逸”（《晋书·谢安传》），具有在政治上腾达的各种条件。试比较稍后于谢灵运的王僧达，“自负才地”，授尚书右仆射后，“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他的儿子王融同样是“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同上），就不难想见谢灵运的抱负。由于仕途失意，谢灵运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到那样自负的语言，但是在《述祖德》、《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登池上楼》这些诗篇中，还多少透露过类似的消息。

在政治斗争中两次失败，谢灵运不得不屈心降志，去依附于他这个阶层所一贯鄙视的武人；而且，刘裕原来就是谢氏门下的“老兵”、“劲卒”[7]，这自然更加令人难堪。谢灵运是一位放荡任性的文人，史称其“多愆礼度”（《南史》本传），谢混评论他“博而无检”（《南史·谢弘微传》），还让谢瞻加以劝告裁折（《宋书·谢瞻传》）。但这种劝告收效甚微，谢灵运狂傲的性格一仍其旧，虽经打击而不知收敛。

（灵运）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请假）。

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8]。”深恨此言。（《宋书》本传）

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一般都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退却逃遁，然而谢灵运的举动却更多地带有负隅抗拒的成分，那种骄纵恣肆，蔑视法度，可见其不平和愤懑的难于自制。他甚至敢于向宋文帝当面挑衅。被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文选·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种取决于一时的答对表明谢灵运性格的偏激而又单纯。《南史》本传评论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狂不已，自致复亡。”张溥说：“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齿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这都相当程度地说出了事情的本质。

政治上的失意造成的苦闷牢骚，以及后来由于周围环境日趋险恶引起的焦虑恐惧，是谢灵运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的脉络。

在永嘉和被召入建康的一段时期，反映在他作品中的主要是怀才不遇和年华易逝的感慨，以此来曲折地宣扬对刘宋王朝的不满。

李牧愧长袖，郤克惭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游南亭》）

其辞若有憾焉，而傲岸之气并未减杀。他联想到李牧、郤克，自己的才能不让古人，却偏偏生不逢时。不过更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情绪的，仍然是他的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以潜虬、飞鸿托物起兴，虬以深潜而自媚，鸿能奋飞而扬音，出处虽殊，都能各得其所。虬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鸿则是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健翮，以这样的形象起兴而兼自比，怀抱不言可喻，而决不只是失意颓丧。“徇禄”云云，本不是高门甲族如谢灵运的事，尽管是用典，却正在于貌似世俗以反衬自身的高华。“初景革绪风”四句写眼前实景，大地春回，也给久病的诗人带来了欣欣生意。以下又感伤于《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因而有了离群索居的烦闷。按照传统的理解，前者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苦也”（《诗》毛传），后者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桀骜不驯。

孟的诬奏谋逆，使谢灵运真正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在驰入建康辩罪以后，他变得比较敛迹。出为临川内史，这才意识到已经在走向末路。本传说他在临川游放“不异永嘉”，其实，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临川和永嘉两个时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在永嘉的“肆意游遨”具有反抗的意味，在临川的“游放”则已近于明知不起的病人在作最后的享乐。试看前往临川道中的诗：

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初发石首城》）

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

用字的沉重和气氛的凄厉，都是前一时期的作品中所看不到的。

如果谢灵运只是毫无控制的愤懑和焦虑，他就不可能生活到元嘉十年。他的思想中还有另外一面，即“达生幸可托”（《斋中读书》）、“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的自我解脱。

东晋时代，清谈玄理的风气仍然不稍衰歇。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本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玄学家。谢灵运幼承家学，通玄理，虽然很少明文记载[9]，但在他作品中俯拾即是的来自“三玄”的哲理和语言，就是有力的证据。当时，佛学已从附庸于玄学的地位而主客易处，融合了儒学和玄理，成为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大宗。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扩大，谢灵运又转而奉佛，先后和名僧慧琳、慧远、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人来往。从收录在《广弘明集》中的《佛影铭》和《辩宗论》可以看出，谢灵运对于佛学也具有相当深湛的研究。

玄学和佛学之所以能够合流，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有”、“无”这一重要命题上的某种一致。从本无、空无的本体论出发，进入到人生的领域里，便是崇尚无为和回归自然。这种理论在政治上旨在缓和矛盾，在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躁热的镇静剂。谢灵运在仕途中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学和佛学的化解，势必会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者陷于精神上的自我崩溃。

表现在谢灵运作品中的思想情绪，有竞进的热中和失志的愤慨，但更为普遍的却是对嘉隐肥遁的向往和满足。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理解这种矛盾现象。他被刘裕外放永嘉，离开建康时写了《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和《邻里相送至方山》两首诗，刚刚发完“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的牢骚，紧接着就说“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似乎真有一点得赋《遂初》的样子。这种思想，在永嘉一年和回到始宁以后，几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不厌其烦地加以阐述：“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常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诸如此类，显然是玄趣佛理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即使他曾经想到“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山居赋》），从李斯、陆机的下场中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但仍然在“柱下之经”和“濠上之篇”中找到排遣。另外，传统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原则也是借以寄托精神的避风港。他不止一处地提到鲁仲连“鲁连轻齐组”（《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入东道路诗》）。鲁仲连和他并非同一流人物而不惜牵扯比附，也正是为了解脱的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都是他所出身生活的那个甲族阶层的产物。他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牺牲者。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是从一个文学天才、一个有价值的生命遭到毁灭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被扼杀的是一个具有进步理想的诗人。第二，谢灵运的作品没有反映什么重大的时代矛盾，他的抑郁和愤激不同于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口口声声的隐逸，更不同于陶渊明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由于才士失志乃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优秀的文艺作品具有的高度概括力又使作品突破作家本人和他所属这一阶层的圈子，所以，尽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局限，谢灵运作品中这些思想感情还引起了后代读者的共鸣。第三，谢灵运是一个坦率任性的人。反映在作品中“达生知命”、“轻世肆志”的情绪，是行藏出处的矛盾在思想中得到暂时解决以后的流露。对谢灵运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仕隐之间本来不过相去一间，然而具体到谢灵运本人，他的幽栖和谢安的高卧已经有了根本不同。刘裕父子的种种措施，使谢灵运认识到自己的抱负已经很难再有机会伸展。于是，借助于玄言佛理，他找到了思想上的退路。而不论建康、永嘉还是始宁，一方面有明媚的山川可资游览，从解忧进而悟道；另一方面，仕途的挫折并没有影响经济生活，他依然可以席丰履厚，用不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在这种条件下，出现思想上一时的和谐宁静，正是人之常情而不是矫情虚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