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官老爷们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可是蛮横得很。为了筹集对金军的赔偿，专门成立了行政机构——收簇大金国犒军金银所来搜刮赔偿金银。
当然，为了面子，将“赔偿”对外说成了“犒军”。
775年后，这样的掩耳盗铃之事在中华大地还将发生。
当时也是打了败仗，签了议和协议，名字叫“辛丑各国和约”。
当时的王朝叫清朝，话事人叫叶赫那拉氏，世称：“慈禧太后”。
当时喊出的口号叫：“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回到1126年，此时中书侍郎王孝迪是收簇大金国犒军金银所的一把手。
王孝迪在收簇大金国犒军金银所成立工作专班，没日没夜地督促下属和属地政府——开封府抓紧时间筹集。派兵挨家挨户搜查，看到金银器皿全部没收充公。
一顿操作下来，金的数量是三十万两，银的数量是八百万两，这其中还包括了皇室、宗室、后宫、官府等特权阶层的支援（李纲《靖康传信录》：“而宰执裒聚金银，自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六宫、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复索之于臣庶之家，金仅及三十万两，银仅及八百万两”）。
就算是如此卖力工作，任务还是完成的不理想。金的数量仅仅完成了6%，银的数量也才完成16%。
显然，赵桓对此很不满意，在朝会上，宰执们纷纷作了自我批评（李纲《靖康传信录》：“翌日，对于福宁殿。宰执以金银之数少，惶恐再拜谢罪。余独不谢”）。
王孝迪是第一责任人，难逃追责，于是出了馊主意，就是在大街上发公告，要求官吏、军民在规定期限内上缴所藏金银。在限定期限内不上缴，一经查实，立马处斩。
还有更狠的：如果奴婢、亲属等告发私藏事宜，经证实，可以获得所藏金银的一半作为奖励（李纲《靖康传信录》：“孝迪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大金军所遗，多揭长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之。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诸色人告，以半赏之。都城大扰”）。
嘻，这个和我前面提到的吕惠卿的手实法有得一比。不过，吕惠卿只是图财，王孝迪既图财又要命，手段确实毒辣。
在当时的朝堂，有很多类似于王孝迪这样的官员，对外怯懦，对上迎奉，对下属狠辣，对百姓狠毒。只要能升迁，拼命压榨下属压迫百姓。
而往往就是这样的官员深得上级的赏识，这是李纲等无法比拟的。
在王孝迪的狠辣招数下，又从民间搜刮了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李纲《靖康传信录》：“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样，北宋总共搜刮了金五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金的数量完成了10%，银的数量完成了24%。
即便如此，数目和完颜宗望的要求还差很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局势也在朝着有利于北宋的方面发展。
最主要的是各地勤王的军队陆续抵达东京附近。
15日，各地勤王军队人数已达数万人（李纲《靖康传信录》：“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数万人”）。
17日，统制官马忠的勤王军队在郑州与金军发生遭遇战，杀敌人甚多，迫使金军游骑不敢擅出（李纲《靖康传信录》：“至十七八日间，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于是金人始惧，游骑不敢旁出，而自京师城以南，民始获奠居矣”）。
20日，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募集的西军抵达东京（李纲《靖康传信录》：“二十日，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
西军能快速抵达，其实还得感谢王禀在太原拖住了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完颜宗翰没有精力及时攻占洛阳，切断西军东进救援的通道，这给了种师道他们极大的便利，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东京。
此时北宋方面的军队总数达到了20万之众，是金军的2倍多，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李纲《靖康传信录》：“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
赵桓一下子感觉腰杆又硬了。
完颜宗望也谨慎起来，在牟驼冈加固堡垒，避免宋军偷袭（毕沅《续资治通鉴》：“金人惧，徙砦稍北，敛游骑，但守牟驼冈，增垒自卫”）。
此消彼长的背景下终于发生了宋军夜袭金营事件。
这一事件的主人公是姚平仲，他是姚古的养子。
姚古，熙河路经略使，相当于现在军区司令的职务了（《宋史》：“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
宋金议和后，在金营被扣押的沈琯等人被放了回来。
1月11日，沈琯与李纲、宰执们进行了第一次见面(《三朝北盟会编》：“十一日丁丑李纲沈琯与执政同议於东府”)。
见面的主题是金军到底实力如何？
对于金军的人数，沈琯认为金军骑兵5万人左右，其中精锐的骑兵1万余人(《三朝北盟会编》：“初十日琯见李右丞，言贼（改作敌）骑不过五万，能战者止万馀人，太子营不及二千，药师常胜约三千骑，诸营部兵闻止有三万馀”)。
对于金军的战斗力，沈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不是军事专业人士，不敢妄下断言(《三朝北盟会编》：“琯曰：琯忘身弃家以图南归，盖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击尔，至於战斗事非琯所敢知”)。
对于金军精锐铁浮屠，沈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铁浮屠全身重甲，刀枪不入，只有两眼露在外面。但契丹之前似乎找到了制胜的办法，就是与其交战时，用重棒击其头部，使其坠马，然后找准机会击杀(《三朝北盟会编》：“金贼（改作师）兜鍪极坚，止露两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面，多有坠马，请仿而行之”)。
沈琯作为北宋的被俘者，在金军中不可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但其作为一个观察者，提供的信息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比如，金军的大致人数，铁浮屠的弱点等等。
只是，既然铁浮屠是骑兵，为什么不在马腿上下功夫，而要费劲去击打骑兵头部？
委实有点舍本逐末。
岳飞后来就根据铁浮屠特点，创建了破甲专业部队，配备麻扎刀和钩镰枪，专门劈砍马腿。
当然，方法总是在战争进程中摸索改进，沈琯作为一名非专业军事人士能提出破解方法，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1月27日，赵桓在福宁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金策略（李纲《靖康传信录》：“二十七日，余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
随着各路勤王大军的到来，赵桓也开始硬气起来。
虽然前期和谈一直在谈，但赵桓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之前被完颜宗望摁在地上摩擦，现在形势逆转，想要找回尊严。
这次的军事会议主题是能否一战？有没有把握？
沈琯再次列席。
会上，大臣们分为两派：一派是李纲、种师道为首的主战派；另一派是李邦彦为首的主和派。
赵桓的内心是倾向于战的，但又怕打不过，自己丢了性命。
所以他要确认。
种师道是官场老狐狸，知道赵桓的心思，于是他问沈琯：“金军粮草如何？”
沈琯回复：“金军一路南下，只想着抢劫金银珠宝和女人，没有储备粮草的长远打算，现在积粮应该不多”(《三朝北盟会编》：“师道曰：公见得贼（改作敌）寨中有粮否？琯曰：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
种师道微微点头，说道：“你说的和我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昨天抓到了两个金兵，切开他们腹部发现肚子里只有黑豆，可见金军确实缺粮了，现在是用兵的好时机”(《三朝北盟会编》：“师道云：如公之说，昨日生擒二贼，割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
从各方面的情报来源和局势分析来看，种师道认为宋军已经掌握了一定优势，这些优势表现在：
1.宋军占据主场优势，属于被侵略方；金军远道而来，属于侵略他国领地。
2.宋军各路援军已经或者即将抵达，人数超过了金军。
3.金军已经缺粮，战斗力受到限制。
4.宋军对地形地貌比较熟悉……
有了种师道的分析和确认，赵桓决定冒一次险，他批准了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生擒完颜宗望的方案。
2月1日半夜，姚平仲率领7000西军精锐，悄无声息地杀入金军大营。
宋军连劫两寨，结果发现都是空寨。在第三个寨子时被金军包围，宋军大败，副指挥杨可胜被俘，总指挥姚平仲不知所踪(《三朝北盟会编》：“平仲可胜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铁鹞子兵以掩官军，平仲等大败，可胜被执”)。
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他被抓后将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完颜宗望从其身上搜出了写给赵桓的书信，信中表示自己准备擅自带兵袭击金军，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与朝廷无关。
这是赵桓留的后手，要撇清关系。
杨可胜被杀（《三朝北盟会编》：“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得可胜而问之曰：两国已通和，又来劫寨何也？可胜曰：可胜以勤王兵到京师，三军欲战，故可胜率之以来，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怀中奏检示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怒遂杀可胜”）。
袭营失败的消息很快传了过来，在李邦彦等人的添油加醋下，变成了宣抚司和行营司士兵的全军覆没（毕沅《续资治通鉴》：“帝满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执台谏交言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为敌所歼，无复存者”）。
这里提到了两个机构——宣抚司和行营司，有必要交代下。
这两个都是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构。
刚开始为了更好地统筹指挥东京保卫战，朝廷临时设立了行营司，李纲是总指挥长。
后来各地勤王的军队陆续抵达东京，李纲请求将这些兵马归行营司指挥（毕沅《续资治通鉴》：“李纲言于帝曰：‘勤王之师渐集，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师道、平仲两将听臣节制’”）。
赵桓没同意，另外设置了宣抚司，来管理勤王的各路军队（毕沅《续资治通鉴》：“帝不听，曰：‘师道老而知兵，且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矇可也。’于是别置宣抚使，令师道为之，以平仲为都统制。应四方勤王兵，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
于是，东京城中有了两个军事指挥系统，两套人马，慢慢的矛盾也开始产生（毕沅《续资治通鉴》：“帝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而节制既分，不相统壹，宣抚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机密，不复关报，自是权始分”）。
赵桓听了李邦彦等人的忽悠，害怕了，再也不敢主动出击进攻金军（毕沅《续资治通鉴》：“帝大惊，有诏不得进兵”）。
2日，完颜宗望的使者也到了，质问袭营兵马从何而来（《三朝北盟会编》：“二日戊戌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奉书问劫寨兵马”）？
按照既定方案，赵桓将责任全部推到了姚平仲、杨可胜等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