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自唐朝设节度使以来，京城以外的国家属地上的官员都以节度使为中心进行运作，无论打仗还是经营，节度使均握有军、政、财三权，其他的监督措施基本起不到作用。这种情况确实大大地降低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且节度使常常拥兵叛乱，到五代时已是节度使掌控天下的局面了。

赵匡胤常年跟随周世宗出兵作战，对手差不多都是节度使，而他自己也做过节度使。因此，他执掌皇权后，一定会对这种外强中弱的节度使权力进行调整。他统领禁军多年，也深知朝中的权力结构存在哪些问题。因而，他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权力的方式，来巩固宋朝的江山。

幸运的是，赵匡胤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据史料记载，当太祖赵匡胤平服二李的反抗后，召来大臣赵普问计：“唐末以来的天下，为什么在几十年间就换了八代帝王，而且战斗不息，生灵涂炭，又有什么好办法能安定天下呢？”赵普很简单地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地方势力太大，君弱臣强而已，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稍微收些权回来，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回地方的军队，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真正的大国方略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那种动辄万言的国书，常常把一国之君说得晕头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

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就以酒宴邀请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边喝酒边谈天下大事，说到与战友在战争中的情谊，说到某某战场上的惨烈遭遇，说到将来的强国之志，也肯定说到了乱臣废朝纲的诸多事例，到大家痛饮了酒后，赵匡胤才说出心里话，婉言规劝他们交出兵权。这些人与赵匡胤奋战多年，也深知他的强国抱负，二话没说就答应将掌领禁军之权全部交出。

赵匡胤此举深得史家称赞。其实，他以帝王之威，可以颁诏解除这些人的兵权，也可以刀剑之下解决问题。但是他却采取这种怀柔策略，以获得民心，足见其品性过人！

然后，赵匡胤颁诏取消了禁军最高统帅头衔，实际上也就是把禁军的最高统帅权揽入自己手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明赵匡胤自己对禁军的感情和其作用的理解。同时，赵匡胤将精兵集中在中央，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实行更戍法，兵卒定期更换，往来调防，目的在于使兵将之间不熟悉，缺少建立感情的机会，避免合众反叛，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如此，将帅就很难拥兵自重。

这一招到底出自何人之议不得而知。但这种用兵方略却为后世许多兵家借鉴。

太祖赵匡胤进一步实行撤藩政策，在后苑宴请当时握有兵权的地方节度使，有王彦超、武行德、白重赞、杨廷璋等将领，给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收回了他们手中的兵权。这是赵匡胤策划的第二幕杯酒释兵权。

解决了兵权的问题，赵匡胤还不放心，接着又对国家的管治权进行重新调整，在中央分别设立三大部门，即军、政、财，各部门有其执长官，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成为平行的三大机构，都独立作业，各向皇帝负责。这样，皇帝就成了集中央权力于一身的人。对于原地方上的行政长官的处置，赵匡胤也采取了温和的手段来进行。凡遇地方长官升迁、他调或死亡或兼领别职离任，都由中央直接派文职官员去顶替。这一招有两个用意：一是把中央的势力渗透到地方，二是用文官取代武官，极大地削弱地方的军事力量。不过这一招却非常严重地削减了宋朝的军事能力，被史家诟病。

财权不用说是一定要拿回来的。赵匡胤向全国所有税务机构派监官，并规定将税收除地方官府所需的度支经费以外，全数要转运到中央，不得停留在地方。为使运输调配方便，在全国各路设“转运使”，用以主管各地政府的税收运输事宜，并颁令：凡地方各路官员，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等，都不得干预地方财政。这样一来，加上中央统一铸钱，天下的财权都集中于中央了。

如此一来，中央的权力过于强盛，就必然造成地方的自治能力大幅度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能战能御的军队只有京城里的禁军了，太宗两度北伐征辽，全靠禁军，战败之后，则全国无可用之兵，国势就此衰弱不振。遇外敌侵犯，禁军抵挡不住，地方无法御侮，故而王室只有求和为自己谋得一条出路。

赵匡胤实质上也是个武人，和历来的帝王一样，一方面怕武人的势力凌驾皇室而提倡文治，重用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帝王的权威，害怕知识分子扰乱朝纲，因为知识分子历来习惯用一分为二，二分为八，八分而天下的逻辑言论把一件简单的事弄复杂，故而对知识分子又必须严加限制与防范。

所以，后来的宋朝文治天下，实际上也没有哪个文人真正掌握了大权而施展自己的治国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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