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人亡
开宝七年（974年），李煜上表求放李从善归国，宋太祖不许。秋，宋太祖先后派梁迥、李穆出使南唐，以祭天为由，诏李煜入京，李煜托病不从，回复“臣侍奉大朝，希望得以保全宗庙，想不到竟会这样，事情既然已经走到如此地步，只有一死了”。
宋太祖闻信，即遣颖州团练使曹翰兵出江陵，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等随后出师，水陆并进；李煜亦筑城聚粮，大举备战。闰十月，宋军攻下池州，李煜下令全城戒严，并停止沿用北宋年号，改为干支纪年。这时吴越乘机进犯常州、润州，李煜遣使质问，说以唇亡齿寒之理，吴越王钱俶不答，转送李煜书信至宋廷。
北宋攻陷芜湖和雄远军，沿采石矶搭建浮桥，渡江南进。李煜招募兵卒，委任皇甫继勋统领兵马，全力御敌，因强弱悬殊，兵败如山，内殿传诏徐元瑀、刁衎阻隔战败消息，宋屯兵金陵城南十里，李煜尚不知情。
开宝八年（975年）二月，宋师攻克金陵关城。三月，吴越进逼常州，诛杀皇甫继勋，权知州事禹万诚献城投降。
六月，宋与吴越会师，进发润州，留后刘澄投降。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兵十五万前往救援，行至皖口，遭遇宋军。朱令赟下令焚烧宋船，不料北风大作，反而烧至自身，朱令赟与战櫂都虞候王晖皆被擒（皖口之战）。外援既灭，北宋尽围金陵，昼夜攻城，金陵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李煜两次派遣徐铉出使北宋，进奉大批钱物，求宋缓兵，宋太祖答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二月，金陵失守，守将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力战而死，右内史侍郎陈乔自缢，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开宝九年（976年）正月，李煜被俘送到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拜左（一说右）千牛卫将军。
同年，宋太宗即位，改封李煜为陇西公。
太平兴国三年七夕（978年8月13日），李煜死于北宋汴京，时年四十二岁整，宋太宗追赠其为太师，追封吴王，葬洛阳北邙山。
为政举措
政治
加强中央集权
李煜即位后，虽然宋齐丘、钟谟、张峦等人已死，但朋党之争并未消除，朋党势力仍然存在，面对败坏的政治军事局面，如何稳定朝政，加强中央权力乃是首要任务。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防止政权为少数权臣把持，李煜设立“澄心堂制度”，柔和平缓，釜底抽薪似的改革了中枢制度。南唐原有“澄心堂承旨”一职，类似应诏供奉，李煜将其改变为决策机构，除王室内成员外，多选取低级官员参与，有力分散了相权，使得“中书、密院皆同散地”。
李煜此举，汲取了汉武帝中朝制度、唐初政事堂会议的实践经验，对明朝内阁制度、清初军机处的设置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李璟时期朋党干政，权臣把持朝政的现象得以彻底解决，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自此以后，南唐没有再出现激烈的党争，吏治也开始好转。
亲理冤狱，减免刑罚
李璟后期，吏治腐败，冤狱盛行，其状惨烈。针对这一情况，李煜一面要求减轻刑罚，一面亲自复核，检查狱政。因为对刑罚的减宥，还引起大臣的非议。
善待勋旧，安定人心针对李璟时期割土裂疆、人心惶惶、党争激烈、赏罚不明、叛逃日甚的情况，李煜一面努力消弥皇室内部矛盾，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封诸弟为王，百官皆加职。一面善待老臣勋旧，李璟时曾被后周俘虏的冯延鲁，李煜重新给予礼遇。老将何敬洙功勋卓著，被授予“右卫上将军”之衔，封芮国公，致仕后依然给全俸，第门列戟。及其去世，李煜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重视人才李煜即位后确立了“多难当先才”的用人观，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先后提拔了徐锴、徐铉兄弟、张佖、潘佑、陈乔等人。
宫廷值宿制度
李煜执政时期，还建立了“光政殿制度”，即宫廷值宿制度。“乾德五年春，命两省侍郎、谏议、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更直光政殿，召对咨访，率至夜分。”这样随时备招大臣，便于及时了解处理政务与突发事件，也便于采纳建议，这样的夜谈召对，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演变成了常设的制度。
百官表
官职
姓名宰相严续、徐游、游简言、殷崇义（汤悦）
使相林仁肇、王崇文、何洙、汤悦、朱业、景诲、黄廷谦、严绩、柴克贞、皇甫继贞、郑彦华将帅陈谦、陈德诚、孙彦祥、李彦蛇、沙万金、刘存忠、胡则、宋克明、呙彦、林益、张粲、张遇、马信仁、蔡振、穆坚、谭宗、张进勍、张仁照、李雄、吴翰、龚慎仪、罗延原、马承俊、谢彦质、谢文节枢密使严绩、朱巩、陈乔、殷崇义文臣徐铉、徐锴、韩熙载、王见贞、张洎、龚隶、张密、汤静、朱铙、乔舜、潘祐、汤滂、郭昭庆、孙举、伍乔、孟拱臣、高远、高越、冯谧、李平、张绍、贾彬、田霖、顾彝、赵宣辅
经济变更弊政、与民生息李煜继位初期，诏令减免税收、免除徭役，与民生息。
取消李璟时设置的诸路屯田使，将各郡屯田划归州县管辖，将屯田所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官员俸禄，称为“率分”，此项政策推行后，既增加了赋税，又可使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官吏的盘剥。
改革田制
李璟时期，征伐频起，经济面临严重的困境。李煜即位不久就做出了改革土地制度的决定，任用潘佑、李平，改革土地制度，希望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化解社会矛盾。然而，潘、李的改革过于急促，他们试图恢复井田制度，限制土地流通本身就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加之改革操之过急，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激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李煜试图改革土地制度，限制土地兼并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南唐史料已经大部消亡了，但可以推测，李煜在改革失败后，依然采取了一些限制兼并的政策，因为终南唐一世，在土地及经济问题上不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且社会矛盾较李璟时期大为缓和。
铸造铁钱
建隆四年（963年），韩熙载请求铸钱。乾德二年（964年），李煜同意韩熙载的建议，以韩熙载为铸钱使负责此事。规定每十钱，铁钱六枚并铜钱四枚发行。民间大量囤积铜钱，导致铜钱越来越少。商人多以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出境，朝廷不能禁止。为挽救铁钱的流通，李煜诏令铁钱以一当十使用，废除铜钱。结果导致劣币驱逐好币，物价飞涨，私铸泛滥，市场充斥着各种不足值的恶钱，最终南唐国势积弱、民穷财尽。
加征赋税，宽纵僧寺
南唐到李璟时，因为频繁用兵而导致国库虚耗。至李煜时，又因长年累月向北宋纳贡而使国库更捉襟见肘。为补国用不足，南唐朝廷改换之前轻赋减税、藏富于民的政策，向百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因为佛教势力在南唐拥有特殊的待遇，寺院田产可免于缴纳赋税，僧人不用服役。于是许多不堪重负的平民纷纷削发出家，这样一来，国家劳力和税收流失了。尽管朝廷后来因财力拮据不得已开始向部分寺院征税，但与数额庞大的国家开支相比，寺院上交的钱物数量如杯水车薪。李煜崇佛，耗资巨大，难以估算。南唐宫苑内有寺院十余所，金陵城内佛寺数不胜数，每建造佛寺，朝廷要拨给土地。僧人达万余，均由朝廷“给凛米络帛以供之。”这种过度礼佛耗费了国家巨额财力、劳力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南唐末期，民生凋敝，李煜仍为建寺筑塔、布施僧人不遗余力，这无疑让国家贫乏的财力雪上加霜。随着寺院、僧人的不断增多，日益膨胀的寺院经济反过来抢夺国家微薄的经济来源，南唐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