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93]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吏治建设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李炎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841年），李炎采纳中书门下的建议，下诏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这项措施，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又据史载，李炎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这种方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唐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李炎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中说，“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65]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78]，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能。因此，李炎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而李德裕奏罢曲江宴，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64]军事处置卢龙镇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乱，牙将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派监军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李炎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军中杀陈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故意拖延。
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李炎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平定昭义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李炎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
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李炎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李炎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派李回出使，宣谕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朝廷立功，二镇节帅都到城外迎接，接待极为恭敬。
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37]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魏博何弘敬出兵迟缓，李炎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