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 阅读心态

除客观的态度外，还应持平视的立场。

对一本书，以俯视、平视，还是仰视的立场去阅读它，读到的东西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黑格尔说过类似“婢仆眼中无英雄”这样的话。这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或曰生物性——肯定自我、不轻易臣服，与是否婢仆无关。它的另一端则是，一旦接受某人为“英雄”，又会心生崇拜，把“英雄”的一切所行所言神化。

张仲景是被神化了的。

张仲景素有医圣之称。圣者，通也。指对某门学问、技艺有特高成就之人。也就是说，圣仍然是人，不是神。但一直以来，对张仲景著作的理解，却是放其在神谕的地位，认为其著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其学术思想的体现，是他的学术主张。仰视的视角，无法看到他也有因为条件限制所致的不得已，也有想做却做不到的无奈，认识上也会有不足与局限。

张仲景是否也有不能？试举二例。

例一，矛盾的并存。

《金匮》中矛盾的并存很普遍。很难同意矛盾的双方都是张仲景学术思想的体现。

以全书的大纲结构为例，《金匮》有时是一个病独立成篇，有时又由两个病、三个病共组篇章。专病专章与多病共篇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并存。

我的观点是，只有前者是张仲景的学术主张，后者是其在不得已时的权宜变通。因为如若不是的话，为何不更多病地合共成一个篇章？或者为何不索性取消用病来做章节的划分？毕竟合并是容易的，而分开则需要条件。

《金匮》将之区分，使之独立成篇的共有疟病、奔豚气、水气（即水肿）、黄疸四病。疟病因其流行特点，早在《内经》时即已被从热性病中区别了出来。而后三者都是主症特别突出明显的病种，即都是诊断可以明确的病种。

而多病共篇的病，都是在临床表现上彼此相像类似，或者说在鉴别诊断上有一定困难者。如呕吐与下利共篇，因为时有呕吐下利共见；肺痿肺痈与咳嗽同篇，是因为肺痿、肺痈与咳嗽病主症都见咳嗽，肺痈在溃脓期前主症无特殊等。

从反面说，张仲景很可以不作区别，简单地将胸痹心痛合成一个疼痛病，将呕吐与下利合成一个吐泻病，将肺痿肺痈与咳嗽合成一个咳嗽病。但他没有，相反，他十分致力于病的区分。如肺痈也有胸膺部疼痛，但因区分得彻底，故未与胸痹共篇，霍乱就是吐泻并见，妊娠恶阻与胃反都以呕吐为主症，但分属在三个不同的病篇等。

只是主观上致力于病的区分与客观上能否成功区分，不是一回事。成功区分需要辨识的条件。即便在今天，用于鉴别诊断的技术条件不知要先进发达多少倍，也仍不是每一个病都能成功分辨的。

所以，多病共篇只是其权宜之计。

说明《金匮》中，张仲景有迫于条件限制的无奈与不得已，有他的不主张，有他的非学术思想体现。

例二，没有辛凉解表方。

辛凉解表的名方如桑菊饮、银翘散迟至清代的《温病条辨》才见载。但温病在张仲景时代是有的：“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伤寒论》6条）只是张仲景时代的中医学尚未能为温病与风温提供治方。

仲景时代没有辛凉解表方不是因其不需要。温病是严重之疾：“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伤寒论》6条）。包括张仲景在内的所有医生都会希望能有治疗它的良方，但这一心愿迟至明清才得完成。

传统的方法里，治方是在与疾病抗衡的过程中，从临床逐渐筛选固定的。治方的这一产生模式，非常依赖临床病例的数量。罕见的病，因为缺少对它的认识，诊断已经困难，筛选有效的治方更是罔谈。张仲景当时所处的社会，流行的是伤寒病：“伤寒十居其七”（《伤寒论》自序），故其治伤寒方丰富。辛凉解表方出现于明清时代，因其时温病流行。罕见之病，或病机复杂之病，则得方甚少。

张仲景也不能超越这一限制。说明张仲景也有想做却做不到的无奈与遗憾。

张仲景的伟大在于，伤寒病如此流行，全社会的医生都遭遇此危机，但仅张仲景著作了《伤寒杂病论》。即便不能排除另外有人著书的可能，但经验告诉我们，从理论到实践，如《伤寒杂病论》般突破程度的书，是不可能成批出现的。张仲景代表着当时中医学的最高峰。

但前无古人的仲景，是否已不需要后来者？医学的任务远未完成，道路尚远。金元时甚至有“古方不能治今病”的叹息。理论上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但在实际中，却鲜有人承认张仲景也有他的不足。

现实里，因为将其神化，过度膜拜，不能接受张仲景亦有力所不逮，亦有局限，医学在之后亦有所发展，于是不惜涂抹张仲景，致使解释严重偏离。

经方中有多个属“十八反”的配伍，如甘遂半夏汤的甘遂与甘草、赤丸的半夏与乌头、附子粳米汤的附子与半夏等。这本不难理解，因为十八反说是后人的认识，张仲景不可能预知预明。而且十八反是否绝对的配伍禁忌，还待证明。我即曾多次共用半夏与附子，常用剂量下，并未见不良反应。但是多本教材与参考书竞相以“相反相成”作理由为仲景“打圆场”辩护，似乎张仲景是明知十八反而故意违背之，似乎不以“曲逞其说”让张仲景先知先觉就不够显示其伟大。

张仲景是伟大的，但他仍是人，是神一样的人，而非人一样的神。承认一个人的局限，并不有损于他的形象，或者说更利于显示其伟大。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一切都理所应当。只有人，当其能人所不能时，才可称其为伟大。应该看到，一个人的杰出，不是因为他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在于他虽处在同一个专业环境里，却能从专业队伍中脱颖而出，并对这个队伍形成引领。

相反，拒绝承认《金匮》也有它的局限，则不但会使学术停滞，甚至可能招致湮灭。百合病不见于《中医内科学》中，百合地黄汤不见在《方剂学》中，其原因，与阅读者仰视的目光，一直未能从争鸣的角度，对张仲景百合病病因问题的阐述进行厘清，不能说完全无关。

张仲景是一个人，他有他的伟大，但也有他的无奈与限制。这里言说这一问题，目的并不在诟病张仲景，而是希冀在对原著的阅读中，能将张仲景放在人的位置，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思考文中哪些是张仲景所倡导坚持的，哪些是其不得已而姑且为之的，哪些是他在认识上未达到或未臻清晰的，以使我们对《金匮》的阅读更客观，能更准确地理解、继承他的著作他的思想，把他的追求变成今天的坚持，把他的无奈变成今天的任务。因引起不足的客观原因在今天或许已经不复存在，医学可以由此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