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明清徽州士绅与家谱

第一章 明清徽州士绅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士绅概念及其在徽州家谱中的运用

“士绅”“乡绅”“缙绅”“绅士”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有着类似含义的历史概念，其中，作为词汇的“士绅”虽出现相对较晚，但因其含义宽泛，成为学者研究地方社会的切入点之一。有关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有着多种认识。^[1]在此，将较有影响力的几个观点开列如下。专门研究这一群体的学者张仲礼将取得最低级功名及以上的人，统称为绅士^[2]，其中包括获得学品和学衔的“正途”绅士，和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异途”绅士，这在其《中国绅士》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3]。瞿同祖继承了这个概念并将之视为：来源不限的各类官员和具备各类功名（或学衔）者，这两个集团构成士绅阶级，通常称为“绅士”或“绅缙”^[4]。费正清则是把士绅的概念扩大化了，认为其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者为是通过考试和捐纳取得功名的个人；而广义的士绅则是“一群家族”，即将前者的亲戚也包含进来。^[5]对此名词，吴晗和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吴晗认为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时候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的离职、退休、居乡（当然居城也可以），以至可以是未任官以前的称呼。^[6]费孝通则认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戚。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士绅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概念内涵上出现了新的变化，马敏、王先明等以近代士绅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士绅的在野性特征^[7]。近年来，有关士绅概念内涵的成果中，徐茂明的论述较为恰当，他认为，“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8]。就本书的讨论重心而言，这种通过知识占有来判定士绅身份的视角，本研究认为是相对贴切的。

从明代以来徽州家谱来看，当时的民间社会已经在实践上认识到这一点。以祁门《方氏宗谱》为例：谱中有“国朝选举方氏支宗文武贡监封赠绅衿”一目，其中“绅衿”所指的即是“士绅”群体，包含：雍正癸卯年（1723）恩赐修职郎方本教，乾隆壬申（1752）科邑庠生方起鸿，嘉庆丙辰（1796）钦授登仕郎方起泮、方起湧，道光辛巳（1821）钦授修职郎方维楹、方维权，道光辛巳（1821）钦授登仕郎方维本、方维栋、方维枡、方维柄、方士谦，同治壬戌（1862）钦授登仕郎方士詓，同治乙丑年（1865）由国学生加捐例贡生方士誐，道光辛丑（1841）科邑武生方士详，同治己巳（1869）准授九品方国逑，咸丰戊午（1859）军功六品方国运，咸丰己未（1859）国学生方国进、方正嵩，咸丰乙卯（1855）加捐从九品方国迓，同治丙寅（1866）国学生方正岳，同治壬戌（1862）科武生方正崧，乾隆丁酉（1877）邑庠生方庆稷，道光辛巳（1821）钦授登仕郎方允福、方兆燐，道光庚寅（1830）科邑武生方麒亨，道光辛巳（1821）敕补参将方麒全，道光乙未（1835）任山东泰安守备府方世爵，共27人。^[9]从中不难看出，在方氏族人看来，现职官员、国学生、邑庠生、邑武生、捐纳及恩荫人员，共同组成了该族的“绅衿”群体。该谱中还有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编修者特别强调了该谱是宗族士绅集团共同的成果，称为“阖宗绅士校阅”，同时也表明了“绅士”是一个通用的称呼。而从这部族谱中大量篇目作者来看，也正是上述“绅士”群体所为，特别是例贡生方士誐、准授九品方国逑和国学生方国进出力最多，用力最勤。

同时，在当时的徽人来看，士绅已然有意地将这一群体与其他人区分开，这一点在徽州家族祭祀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绩溪仁里《程敬爱堂世守谱》“祠规”中，多次将绅士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了规定：“习仪定于祭前一日，与祭绅士诣祠讲习来日祭时各人职事仪文，庶行礼时不致陨越，习仪毕饮羊血酒”，“祭定寅时，绅士各整衣冠齐集祠内，质明行事。过时到者罚周箔百张。对祖焚化失仪，不穿公服者罚仝，惟守制者免穿公服”，“填写绅士谱，生员则写庠名并字，若干岁、某人第几子，某宗师入泮第几名，补廪出贡中式于前必履历内加写，贡生监生及捐职衔则照部照填写，监生加捐职衔亦于前履历内加写，凡捐功名者，初来祠与祭须于祭前一日先将部照诣祠验明，然后与祭给胙，若无部照不准给胙”，“每年桌席坐钱四两，配享坐钱十六两，交查察存公匣以备公用。倘或不敷或停胙或门丁或捐输，邀集合族绅耆裁酌”，“逢祠事停胙惟停绅士”。^[10]这些规定清晰显示出：一是绩溪仁里程氏宗族将绅士作为该族一个重要的群体来对待；二是这个群体在祭祀过程中起到模范主导作用，在祭祀礼仪准备与遵守中均是核心群体，承担着更多的义务；三是该族对绅士身份的核对十分严格，表明绅士身份的严肃性；四是绅士对祠祭中重要事项的变更具有讨论决定权，从而表明该群体对宗族的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由于本研究重点不是讨论“士绅”阶层，而是探讨以“士绅”为核心的群体如何利用编修“家谱”这一形式构建“乡村权力”这一过程，故而本研究所阐述的士绅可以概括为出身徽州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功名身份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判定的硬性条件。因此本研究对“士绅”的使用，有时会扩大到虽无功名，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以及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群。通过对徽州这一特殊区域的研究，从徽州士绅修谱的角度，来论述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