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家谱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家谱所记载家族的历史本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而家谱、家族史所承载的伦理、道德、义务等等，亦可视为家族为中心的文化现象，甚至可以称之为家族文化。再者，家族与家族的联系，家族群与国家的联系，则是更大范围的历史文化联系，进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而家谱正是家族的存在与传承的谱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史部的“谱系篇”，正是关于谱籍的著录。

家谱、族谱有久远的渊源。中国早期的史官所记帝王世系，当是家谱、族谱的滥觞。《周礼·春官》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的记载。注家解释“奠系世”是：“帝系世本之属”，“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世本》，《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大夫。”班彪认为，司马迁著《史记》所据文献中包含《世本》一书。而司马迁本人因追寻历史源头，更强调《五帝德》、《帝系姓》对于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重要。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当是参考《帝系姓》、《世本》及其他有关资料成书。

上述帝王世系之书与后世的家族、族谱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者记君主世系，后者叙家族源流。但因家族溯源往往又与帝王世系相接，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旧唐书·刘子玄传》记史学家刘知幾曾“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愷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这是很典型地说明了帝王世系之书与后世家史、家谱的联系。尽管存在这种联系，但因时代不同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谱、族谱，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如《隋志》所指出的：“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读《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篇”小序及所著录诸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联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概括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系之书的特点是：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这一段话，把官修谱系之书与百家所撰家状，以及它们所承担的“官之选举”与“家之婚姻”的重要作用，还有据此所形成的“贵有帝尊，贱有等威”的阶层划分，都阐述得十分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的原因。然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变动，尤其是门阀地主阶层的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而本来意义上的谱系之学也就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走向衰落了。可以这样说，郑樵的这段话，是认识秦汉以下尤其是魏晋至隋唐时期谱系之学之本质的关键，当然，也是认识隋唐以上与两宋以下谱系之学有所不同的界碑。

如果说，隋唐以上的谱系之书是为社会上层所关注的话，那么，两宋以下的谱系之书更受到社会下层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谱系之书的社会功用更为广泛了。徐彬教授所著《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以徽州士绅修谱为中心》一书（以下称“本书”）所论之社会背景，当属于这一历史范围之内，其考察对象十分的明确，而所论亦甚精当。

首先，本书对研究对象把握的十分准确，一则抓“绅权”，一则抓家谱，而连接二者的纽带是修谱，即士绅通过参与或主持修谱而实现“绅权”的建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士绅阶层成了明清徽州地区基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文化、伦理、心理的视角来看，家谱、族谱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之一。联系上文所讲到谱系之书的作用，其内在联系十分了然，只是起主导作用政治力量下移了，而谱系之书的功能也从政治领域转变为社会范围了。

其次，本书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不论在历史事实方面，还是在学理方面，都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在认识途径上，作者通过对家谱编修作历史的和全面的考察，发现士绅参与的作用非常之大，进而反过来考察士绅阶层的存在及其在修谱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再考察二者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与影响，这为揭示本书主题铺平了道路。要之，本书作者对于丰富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及全面运用，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与成功之处。

再次，本书作者对修谱过程中之主体，即士绅阶层内在的诉求，揭示得合理、深刻。我们应当看到，士绅阶层之所以具有修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这都与他们的教养和社会身份相联系。为了突出皇家正宗思想，士绅们尊崇明清两代皇帝推行的《圣谕广训》，以至置其于谱首。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既是士绅阶层向族人进行教化的需要，也是出自国家对士绅阶层的要求”。家谱中还包含着古老的大宗、小宗的伦理观念，以体现同族之内的等级界限；同时倡导忠孝思想和行为，并以《朱子家礼》作为榜样，等等。处于明清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诉求都有其“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把士绅们在修谱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权力，分为社会显性权力和社会隐性权力，对此所作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显性权力”是外在的，因而易于受到外在力量的监督；而“隐性权力”是内敛的，因而不易受到外在力量的监督。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凡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是弊端产生的温床。显然，本书作者对此有所关注，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本书以士绅所修家谱的“族内认同”、“官方认可”和“社会认同”作为全书之殿，反映了作者在认识上贯彻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原则。显然，士绅所修家谱只有在得到各方面的认同、认可，才具有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士绅在修谱过程中所形成的、获得的各种权力才有实现的可能。从积极方面来看，这种修谱行为以及修成的家谱、族谱本身和绅权的获得，才能对乡村秩序建构发挥积极作用。由于两宋以后的家谱已不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时代的家谱，即无须恪守“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阀阅”的原则，故已不具有先前的那种重要性。至于社会认同，主要表现在此家谱、族谱与彼家谱、族谱的相互认同，正是在这种相互认同所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修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因此，在认同、认可中，族内认同是关键所在。这种认同不仅表现在士绅修谱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权力，还表现在完成修谱后家谱、族谱所载内容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家规、家训等有关条文是否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族内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参与尤其是主持修谱之人，对此自是了然、谨慎，以避免族内的不和与冲突。总之，本书作者提出的“认同”、“认可”问题，并对此作全面论述，可谓卓见。

综观中国古代谱系之书的产生、发展，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第一，谱系之书由记录帝王与贵族世系，到凸显门阀士族特殊地位的重要功能，再到由士绅出面修纂家谱，其发展趋势由上而下，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而社会管理功能则愈亦明显。本书以阐述明清徽州士绅修谱以建构绅权为研究对象，正是谱系之书受到基层社会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中国的谱牒学文献是中国史学遗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及其演变过程，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我们对于社会历史整体面貌及其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第三，研究谱牒文献和家谱修纂过程，梳理、总结贯穿其中的优良传统和优秀遗产，剔除其宗法观念、等级思想，汲取崇仁义、守诚信、讲和睦等传统美德，使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瞿林东

撰于2019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