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社区探索

未来社区：浙江版的城市更新

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时代逐步过渡到“存量”时代，发展重点由新城建设逐步向旧城功能完善、城市健康运行、人居水平改善等方向转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来社区应运而生，并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迅速展开。

2019年3月，《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提出了未来社区的“139”顶层设计，即一个中心——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三个价值导向——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九个场景——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场景，见下页图。

2019年6月底，浙江省发改委公布未来社区首批24个试点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2022—2024年间完成。2020年7月，第二批36个试点项目名单公布。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一试点名单会继续增加，并拓展至更多类型。

未来社区九大场景涵盖了海量的内容，涉及各方面的生活场景。但这一政策将尺度限定在社区范围内，也使得目标愈发清晰。

从社区发力的城市政策并非浙江省首创，上海“15分钟生活圈规划”、深圳“城市更新”、雄安“数字城市”、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日本“5.0社区”等公共策略都已在先。但未来社区建设将走出一条浙江模式，也为中国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特大城市，Ⅰ型、Ⅱ型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方公共政策都在当地的城市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乃至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兴衰。

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雅典宪章》明确了城市的生产、居住、休闲、交通四大功能，但却导致城市功能严重割裂，居民的通勤时间被过度拉长；起源于大伦敦规划的城市绿环方案明确了城市的边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但这一模式对限制城市扩张毫无帮助。

因此，当某一政策大范围地影响城市的主体功能空间之时，我们必须跳脱出政策本身，从更广阔、更多元的视角来审视政策的专业性和合理性，探究政策的价值、局限和可能带来的趋势。

未来社区落脚于社区这一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的首要功能——居住——在城市中占绝对主体。如果这一政策推广开来，对城市发展、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商品房制度、开发区建设相似，未来社区也将深刻地改变浙江的城市空间。

当未来社区被提上日程，问题也随之而来。过往层出不穷的城市政策往往被冠以“智慧”“绿色”“宜居”“文化”之名。这些词都有较为清晰的指向——或着眼于技术、生态，或关注社会、历史。然而提及“未来社区”，“未来”在引发憧憬联想之余却也实在概念模糊。

政府制定的未来或许与居民期待的未来相去甚远，每个个体对于未来的想象也不尽相同。究竟什么是“未来”？再进一步来说，什么样的社区才能安放我们的“未来”？未来社区究竟是属于谁的？这些都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因而，开展有关未来社区的讨论变得非常必要。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九个具体的场景如何设计、实践。这其中显然包含了政府管理、技术硬件、横向协调、金融支持等各种领域的具体事务。除此以外，来自学界、业界等各方的观点将有利于我们提出和厘清相关问题，观点的碰撞、案例的探讨将激发我们对于未来的多元想象，启迪我们在多样性与共识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从而在持续的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不同社区的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摆脱城市发展旧模式

将“未来”与“社区”相加之后，“未来社区”就将两个不同领域的议题容纳其中。

建设未来社区，必然需要对应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于是人们就面临一个抉择：未来社区是从空白的新城中拔地而起，还是在旧城的瓦砾夹缝中生长？

在经历了将近40年的快速城镇化之后，中国已经经历了多轮大拆大建。这种方式耗费大量成本，在城市中留下了一批批存在各种问题的住宅小区。如果选择再一次大规模新建住区无异于重蹈覆辙。初衷向好的政策，最终沦为又一轮的土地经济狂欢，其中受益的恐怕只有地产开发商。如果选择在旧城中建设未来社区，所有的举措又受制于既有的框架——在《城市的胜利》中被比作限制城市发展的紧身衣。

未来社区的建设应该使新旧城区共同迈向未来。

可以肯定的是，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式造城”模式，即划定新城、开发区——在平地上快速起新城——任由老城衰退，已经不可重复。当下的许多中国大城市已经无地可批，今天的我们需要解决这种模式遗留下来的问题：土地经济不可持续、城市“摊大饼”式发展造成功能失衡、新旧城区二元对立、历史文化保护不力……这正是“未来社区”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

未来社区的建设应该使新旧城区共同迈向未来。任何城市空间一旦建成，便已经是属于过去的、陈旧的事物，哪怕是新近建成的时尚地标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未来社区是一种更新策略：将已经建成的社区改造成更适应未来的社区。换言之，未来社区是一种建立在既有城市之上的创新，其着眼点在于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当现实的顽疾得到解决之后，社区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未来性。

来自官方的具体政策印证了这种推论。2019年年初，浙江省“两会”将建设未来社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6月和翌年7月，浙江省发改委在一系列申报、审批的基础上，分别公布了首批24个、第二批36个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覆盖全省全部11个地级市。

其中，入选社区主要分为规划新建和改造更新两大类。在首批试点项目中，除杭州市萧山亚运社区、西湖之江社区、钱塘新区云帆社区为规划新建社区外，其余21个试点社区均为改造更新类社区。

这种基调在第二批试点项目清单中得以延续，仅有杭州萧山万向社区、湖州南太湖新区长东社区，以及衢州高铁新城鹿鸣社区3个项目为新建类，此外的33个社区均为全拆重建或局部改建类项目，见下页表。

市民对各种城市病有着切身体会，学界和政府亦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关注有加。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18年，隶属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这一机构关注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程度，据此构建了健康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浙江省第一、二、三批“未来社区”试点项目名单

在专业机构之外，政府官方层面也在探索城市应该如何健康发展。2019年，住建部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体检评估试点工作。翌年6月，住建部发布《2020年城市体检工作方案》，其中浙江省杭州市、衢州市位列样本城市名单。方案明确提出了“防疫情、补短板、扩内需”的主题。其核心之一“补短板”正是解决城市病症。解决的具体领域包括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和创新活力8个方面，见下图。

将这八个城市体检指标与未来社区中的“九大场景”相对照，不难发现诸多相通之处。例如，“九大场景”中的健康、交通、创业三个场景，直接与城市体检中的健康舒适、交通便捷、创新活力三个方面强相关。此外，未来社区中的邻里、教育、建筑、能源、治理五个场景也与多元包容、风貌特色、生态宜居、安全韧性等内容有暗合之处。九大场景可以视为近未来框架下解决城市病问题的具体发力点，而住建部公布的八大体检指标则可算作是社区更新的目标。

浙江版的城市更新策略

空间上侧重于旧城社区的城市病问题，时间上关注当下及未来5至10年内的城市发展愿景，这表明未来社区政策是浙江在社区尺度上的城市更新策略。该举措与社区规划师这一小尺度的城市更新方式密切相关。

2008年深圳率先试点社区规划师制度，此后全国多地纷纷引入这一模式。北京由区政府选聘独立的责任规划师，为社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上海并无统一的社区规划师模式，而是根据辖区实际，由各个区发展各自独立的社区规划师体系。例如通过社区和规划师双向选择的方式在各街道引入社区规划师，通过双向赋能机制，规划师为居民普及规划知识，居民能够更清晰、更有效地表达自身需求。杭州则成立了规划师服务小组上门调研，根据调查的反馈意见开展对接工作。浙江以省为单位，对应的模式恰恰就是未来社区。

“城市更新”的概念源自19世纪西方的城市建设，并在二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发展。西方世界最早将城市更新表述为urban renewal，此后还有urban regeneration、urban redevelopment等表述。这些表述以re为前缀，以城区功能萎缩所引发的问题为讨论背景，以空间内部的刷新、修改和再利用为主要手段，将空间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

但近10年间，urban transformation（城市转型）逐渐成为运用更多的措辞。trans有跨、超、复合与贯通之意。这一表述强调城市的整体性，发展的连续性，城市各个地块在政治、经济、社会、空间等多个维度上的相互关联。

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未来社区，同样是一种复合的、整体的更新，应该考虑社区更新、建设过程中各个部分，特别是硬性物质环境与软性治理管理相协调的整体性，以及社区与周边肌理、与城市整体的关联性。

在中国，尽管部分学者认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拆迁等历史阶段皆属于城市更新的大范畴，但事实上，城市更新这一概念直到近几年才被重视起来。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这一概念与历史街区保护、存量规划、社会治理创新、有机更新等概念日益融合，内涵不断丰富。

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变认为，城市更新是一个螺旋渐进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即便是当下已经告一段落的更新，在三五年之后仍需要根据变化进一步改善。因此，“更新”不可能完成。只要城市存在，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更新、升级。这与西方学界的城市转型、有机更新等概念有重合之处。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未来社区，同样是一种复合的、整体的更新，应该考虑社区更新、建设过程中各个部分，特别是硬性物质环境与软性治理管理相协调的整体性，以及社区与周边肌理、与城市整体的关联性。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城市发展同样面临从增量发展向存量发展、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2020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首次被纳入中央官方文件。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领先理念和实践将不再集中于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而是将在全国展开。

但当下的各种城市更新实践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和误区：例如，只谈空间改造，不谈资本、盈利模式；绕开核心话题，不触及“核心群体”利益；聘请外来第三方机构做更新执行，不注重孵化在地组织；缺少金融、资本等多领域人才，过度依赖建筑、规划专业，过度注重空间美学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依然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政策融合创新

未来社区是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的创新

我国对社区的治理方式一直延续家长式的管理，居民自主建立的生活和关系网络被冷落甚至破坏。未来社区对于治理场景的强调是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居民自治与政府管理、服务的有效对接，以及城市空间更新过程的社区强参与。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重新梳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开放了一些原本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开发领域，解决了城市中投资大、价值低的闲散用地的开发问题。但这一模式同样给开发商之类的市场主体形成了错误的认知：大企业作为其中的一个P，具有了统御城市的能力地位。尽管一些开发商一直声称自己在“去地产化”，但依然在按照开发和销售逻辑去强硬地“设计”居民的生活。

当浙江省政府将一个未来社区项目拆分成多个部分分别进行招标时，开发商对整个项目的控制力明显降低。企业间协作不顺畅、理念不合、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凸显。这正是存量更新背景下PPP模式存在的弊端。

Sidewalk Labs（谷歌背景财团）在加拿大多伦多滨水试图建设的智慧社区，就是一种典型的PPP模式。多伦多政府与SidewalkLabs合作开发城市旧码头区。但这一项目并没有如他们起初预想的那般顺利，而是不断遭到市民的质疑。

从项目立项开始，在经历了20个月的持续讨论之后，政府、Sidewalk Labs、市民才终于达成了第一个共同愿景文件——《明日多伦多》(Toronto Tomorrow)。工期被无限延后，加之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项目最终失败了。在市民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PPP模式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已然失灵。

在未来社区的建设中，是时候由简单的PPP模式转向PPCt模式（Public-Private-Community and other third sectors，公——私——社区及三方合作）。后者在政府、企业主体之外，更加强调社区居民的意见价值，同时也肯定了第三方专业组织的作用。区别于传统上只强调单一的第三方机构（如设计院、兴趣小组等）的做法，PPCt要求多个不同专业类型的三方组织的参与，如设计方、运营方、民间协会、无政府组织等。

北京、上海等地推行的社区规划师制度正是这一模式的践行。政府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受社区邀请的规划师属于第三方机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以社区代表的角色参与其中，对规划进行反馈乃至指导。这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式社区规划，使原本局限于专业领域的规划成为公众可以参与的事务，从而为居民表达其真实的、深层的诉求提供了途径。

在表达各方立场、协调各方利益方面PPCt模式耗时长。但从长远来看，这一方式能够适应未来多元主体参与、利益博弈复杂的背景，也能够有效减少规划调整的成本，反而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治理方式。

未来社区的规划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一份面向多元化社会的复杂工作。未来终究是社区和居民共同的未来，居民与社区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的规划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是一份面向多元化社会的复杂工作。未来终究是社区和居民共同的未来，居民与社区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是布局5G时代的城市竞争战略

政府政策的优势在于明确的计划性，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推行和迭代，并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

未来社区作为浙江省级发改部门提出的全省发展战略，从开始讨论草案到最终发布，只经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2019年3月该战略正式发布以后，至今已推出两批试点名单，从老旧小区到新建区，再到乡村试点和全域试点。对政策的完善和试点领域的丰富，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

快速迭代，是战略政策的表现，而不是其目的。如果再深究一下便可非常容易地发现，未来社区战略的更大价值在于撬动实体空间投资及带动全省产业链，并且这种产业联动，是以5G通信技术为大背景的互联网智能化技术联动。

在2020年9月召开的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省发改委通报称，未来社区首批24个试点项目已完成投资336.6亿元。可以预测，随着第二批及之后项目的逐步推进，实际上就是全省统筹，系统性地推进了各个城市的老城改造投资进程。这本身就是城市更新对城市的主要价值之一——城市空间资本的再注入。这种资本的注入过程需要标准化的模式护航，如此一来才可能将推进速度加快，使推进的进程更加顺畅。

在试点方案提出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铺垫。方案中明确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要“加强与关联龙头企业的合作，组建未来社区产业联盟”。于是，2019年8月，时任浙江省长的袁家军为“未来社区产业联盟”授牌，志在整合与未来社区的建设相关的产业类型、供应链，使相关企业以一个整体投入到建设运营中。到2020年1月，“未来社区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名单正式公布。

作为传统上“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资源小省，浙江却拥有大量与社区、家居相关的龙头产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更是涌现出诸多独角兽企业。

例如阿里云推出了ET城市大脑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已成功在杭州、上海、雄安等城市和地区落地；网易云在智慧教育和智慧医疗领域已形成了场景化方案；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两家企业占据全国安防领域将近60%的市场。另外，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智慧物业等各色产业都在全国拥有领先品牌。

可以设想，仅仅一个未来社区的战略政策，就将给整个浙江产业实现内循环注入强劲动力。

这并非浙江省首次提出产业融汇整合的策略。2014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特色小镇战略，迅速被推广至全国。杭州云栖小镇、乌镇物联网小镇等特点鲜明的小镇，或依托独特的历史人文情怀，或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产业成功转型，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范例。

这些举措除了让浙江在全国特色小镇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先机优势以外，还使大量的本土产业走出了浙江，随着特色小镇的推广，辐射到了全国市场。如此导向清晰的政府政策，将会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不容小觑。

相比特色小镇，未来社区建设周期更短，融合的产业更多元，它带来的效果会更加立竿见影，但在此之前也需要协调更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未来社区能像特色小镇那样大获成功，其在全国范围内拉动的投资规模，以及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和持续性将是不可估量的。

相比特色小镇，未来社区建设周期更短，融合的产业更多元，它带来的效果会更加立竿见影，但在此之前也需要协调更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未来社区能像特色小镇那样大获成功，其在全国范围内拉动的投资规模，以及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和持续性将是不可估量的。

这种具有明确拉动意图的政府战略，还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未来竞争格局考虑。2020年是5G商用元年，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在这一领域抢占先机。华为自2019年就在全球开始5G商用部署，2020年4月又发布《2020年智慧园区白皮书》。这一系列举措都对老牌互联网独角兽企业阿里巴巴构成威胁。

从这一角度来看，5G商用时代，阿里巴巴与华为、浙江与广东总有一场竞争。不夸张地说，未来社区正是阿里巴巴与华为在这一板块上的竞争，浙江也努力支撑阿里巴巴这一龙头。

九大场景之外：恰当的城市升级

九大场景构筑了未来社区的美好愿景。但在这些场景之外，更为根本的技术、制度和理念框架同样值得讨论。在合理的框架之下建设未来社区，才有可能走向共享、开放的未来，而不至于使政策的结果和最初的良好期许背道而驰。

技术、标准与法律

在前几年，当特色小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无特色、质量低、审美俗的项目。在解读和实施未来社区政策之时，同样需要警惕新一轮的“千城一面”和跟风建设。

当近年来的老城区改造使街区沦为网红化、士绅化之地；当未来社区的设计方案中出现大量不考虑建设成本和居民需求的垂直绿化；当“无病呻吟”式的智慧插件成为社区标配……这种种迹象都是社区建设同质化的苗头。

我们需要审慎地思考技术在未来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在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公正目标的前提下，技术为未来社区九大场景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未来社区建设中提出了基础物业收费趋零的目标。在现有管理状态下，这一目标几乎无解。但技术的运用能够减少人力投入，从而降低物业成本和提高效率。技术的加入也使社区公共用房、广告空间、小区车位等的共享使用有了可能，从而实现了物业管理自我造血。降本增收双向用力，使物业费趋零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得可以达到。

但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风险。未来社区常与信息技术赋能、智慧场景应用等特征相联系。从指纹支付到监控摄像头，再到人脸识别，智能技术被广泛植入社区。居民即便不知道这些技术如何运行，也不会对这些名词感到陌生。监控、人脸识别等设备常常被用来维护社区秩序、保障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当个人信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甚至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采集，数据被泄露和滥用的风险就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对此，于2020年10月被提请至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中，有关企业义务的条款中新增了信息安全规定：“不得强制业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保障业主对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权。”法律的完善是保障居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一条底线。但对于智慧技术运用下的信息安全问题，现有的法律框架仍需要不断完善。

除了法律支持之外，行政管理方式、流程的改变也需要严格遵守法律。例如：当一个既有的行政管理流程需要被改变，需要遵循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或者原行政管理方式由线下转到线上，则需遵循法律依据。

可见，即便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改变，也并非一句“改革”了事，皆需依法改革，需经过正当的程序方能执行。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将涉及大量的开发、治理、服务方式的变革，这些变革过程都需要法律相关方坚持依法创新。

技术本身也需要变革。例如非侵入性技术就是针对数字场景中的隐私保护而提出的。非侵入性技术区别于以视频监控为主要类型的侵入性技术。它们以红外、行为算法等为依托，既保证数字化场景的实现，又保证个人隐私不被侵犯，关注使用者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例如，加拿大智慧城市挑战赛（Smart City Challenge）中，科特迪瓦圣吕克市（CôteSaint-Luc）采用了室内地板被动传感器技术，一旦有人摔倒，地板就会感应到人体面积、冲击力、停留时间长度，据此判断是否有独居老人意外摔倒，进而展开快速响应救治。

技术的研发还应该关注普惠性，使尽可能多的人群都能掌握技术。在当下，智能设备对于老年人来说非但不能带来便利，反而增加了障碍。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因无法起床而被家人抬着去“刷脸”；或因没有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不得不放弃公共交通，徒步几百公里寻亲等事件频发。老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权利被严重侵夺。

智慧技术飞速发展，但一部分人群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技术抛弃，这并不是一个公正的未来图景。如何让技术以共享、普惠的方式为居民的生活赋能，这是技术领域需要面对的话题。

此外，在未来社区的建设中，不同项目使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和硬件，今后如何实现协同，将是不得不面临的技术壁垒之一。而在社区的内部管理方面，街道、居委会、业委会、业主和物业公司等主体间关系、角色，以及机构、流程的顺畅协作，也将考验着政府、开发者和社区居民的智慧。

更广阔的制度图景

技术运用的背后是更广阔的制度图景。政府决定采用何种技术和管理架构，其背后是复杂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考量。但这些考量最后都应该落脚于社区中多样的、具体的人。在大城市高速的人口流动趋势下，社区中涌入外来移民，居民构成不再是均质的。

新居民与老居民之间该如何相处？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社区又该为老人们做出何种调整，以使他们更好地生活，而不至于被科技排斥？面对高昂的房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超一线城市中更多的年轻一代选择租房居住。租客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当下催生的众多亚文化群体、互联网原住民，在硬件设施之外，他们对于社区有更多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现有的社区样貌又该如何回应？种种问题都需要被不断提出、讨论。

在未来社区的建设中，比硬件和技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在未来社区的建设中，比硬件和技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制度为技术的展开提供框架，制度必须服务于人，而不是限制人、使人服从于技术。

尤瓦尔·赫拉利在讨论社区、城市等概念时便疾呼：“社区、城市，一如公司、国家这些概念……都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虚构’的概念，它们本身就是被人类设计出来，好让这些概念为人类服务。”社区、城市等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其中的人则是鲜活的、具体的。倘若我们忘却了这一点，最终会落入“人为这些概念服务”而非“概念服务于人”的境地。

且看“奉献集体”“为了所有人”之类的短语，在“所有人”“集体”等名词之中，空洞的群体被强化，而构成群体的一个个个体被忽略。无论是适老化还是“适未来化”，如果社区不关注多样化人群的极富变化的需求，又何以谈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