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
在汉唐时代，从百济历史中可以“发现”东亚：以百济为国号的人群共同体及其文明，活跃于与周邻世界多元而密切的联系之中，这映现出百济作为汉唐东亚枢纽而非边缘的历史内涵。而关于百济的历史书写，一类是“他者”的历史记录，包括中国、日本和新罗—高丽三个系统；一类是带有不同程度“自我作古”意味的百济人群历史遗迹，包括考古资料和金石文等，全面解读这些散布于今日东亚各地的不同史料，是深化百济与东亚研究的根本途径。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水岭，汉唐百济研究的学术史可分为两部分：1945年以前，中国学者虽最先涉入，但日本学者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唱主角；战后，半岛学者的系统考古和精细研究逐渐成为主力。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汉唐史与东亚史的交叉，细绎汉文坟典、追寻新出史料，初步确立中国风格的区域史研究新格局，将为推动欧亚史整体进展做出贡献。
作为东亚史的百济史
西嶋定生提出“东亚世界论”学说，用以描述古代东亚地区因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紧密关系而形成的单独的历史世界：以古代中原王朝、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为主的东亚区域，在政治上主要是以册封体制来结为君臣关系，文化上则以汉字、律令、佛教、儒学等共通要素构成汉字文化圈。[1]这一学说是一种几近于教科书式的理论范式，对于东亚史研究影响深远。在日本学界，洎乎堀敏一[2]、金子修一[3]、李成市[4]等学者，主要从中原王朝与北方的北亚、西方的中亚诸民族之间联系的角度，或提出“羁縻体制论”对“东亚世界论”予以完善，或转而提倡“东部欧亚世界论”对西嶋定生这一蜚声国际的学说进行多层面的反思。韩国学界和中国学界也受到东亚世界论的不同影响，韩国学界的主流长期致力于实证细化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史；中国学界在吸收东亚世界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艰难摸索，树立了有特色的东亚史研究范式。[5]
在东亚世界论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多角度的个性化研究，塑造了汉唐时代东亚历史研究的新面貌，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学术大潮之中，居于中原内地、内亚草原、日本列岛之间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总结，构成东亚史极为重要的一环。由于史料的丰寡、学者“在地化”的程度[6]，以及史观的影响等因素，学者们具体对于汉唐时代诸如高句丽、百济、新罗、加耶等政治体的细化研究着力相当不均衡。特别是百济史，无论是治汉唐史者还是治东亚史者，都关注较少，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鼎盛时期版图横跨鸭绿江两岸的高句丽，以及被誉为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最佳“典范”——新罗。
实际上，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其历史内涵丰富多彩。在汉唐时代，百济的对外关系可以视作朝鲜半岛南部与东部欧亚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的具体案例，百济的历史脉络——包括其起源（夫余人南下）和覆亡（唐朝、新罗联军攻灭）——无不与汉唐王朝海东政策息息相关。从政治势力的移动、族群的凝聚等具体问题域切入，百济史也存在跳出半岛视角迈入更广阔视野的可能。汉末至唐初，中国大陆大体处于秦汉、隋唐两次大一统时代中间的分裂期，其间天下秩序崩毁、政治中心多元并存，北方诸民族南下中原，先后建立一系列政权，异域文明和外来人群交相涌入华夏，由此唐代中国与汉代中国之间，无论国家气质、人群本体、文明形态、生活方式、社会面貌等都大为不同。中古中国史的魅力或许恰在于此，它虽然战乱频仍，但文化多元并包，民族混杂交融，社会急剧变化，外部关系多姿多彩，吸引着众多学者投身于中古史探究的名山事业之中。在中原王朝的周邻世界，东亚地区在汉唐时代也在不断摄取汉字文化而飞速发展，向中国派遣使节，吸取华夏文明，创立国家组织，完善律令制度，增强君主权力，大量使用汉字，引入佛教与儒学等。其时，朝鲜半岛南部主要是百济（公元前18—660）、新罗（前57—935）以及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加耶诸国，其北部则是自辽东一带鸭绿江流域崛起的高句丽（前37—668）。随着汉晋时代所建立的乐浪诸郡最终沦陷（313年前后），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之间因被“凿空”而接壤，“海东三国”间的“战争与和平”长篇大剧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7世纪中叶唐朝先后敉平百济和高句丽。与此同时，日本列岛上邻近大陆的西部地区兴起古代国家，它们先后通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也大力引进汉字文化，其所作所为大多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类似，但有一点却截然不同：汉唐时代海东三国与中原王朝建立了长久、紧密的册封关系，逐渐形成其君主登基之初即遣使朝贡并求取册封的惯例，中原王朝在颁赐王号的同时，也授予其爵号、官号等本朝内臣才有的头衔；而日本除极短暂的时期外，长期游离于此政治体制之外，隋代尤为明显，隋倭甚至出现“国书争端”[7]。唐朝大举进攻百济时，倭国站在唐军对立面扶助百济王室残余势力，663年白江口唐朝水军全歼百济与倭国（其后才更名为日本）联军之后，日本对外政策转入内敛收缩，不断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东亚地区尤其是在大力摄取以汉字为载体的华夏文明（其中包含取道中国而来的其他欧亚文明因素），以及与汉唐诸王朝建立紧密的政治关系这两个方面引人瞩目。
百济原为半岛西南一隅小国，通过兼并马韩诸部、蚕食带方郡故地，逐渐壮大，统治中心最初在汉水中下游的汉城（今首尔一带），在与新罗、高句丽争霸中丧失了汉水流域，先后迁都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郡）。百济后期外交转向联合高句丽、倭国合纵夹击新罗，但是悲剧的是，在唐朝对东亚的军事行动中最先被灭亡（660），其残余势力与倭国水军曾在白江（今锦江）口与唐朝大军作战，史称白江之战（663）。唐朝在其故地设置了马韩、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八年后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百济史无疑是汉唐时代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学术价值与实际受到的关注高度不符。从汉唐时代的百济历史可以“发现”东亚，同时，只有在东亚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百济历史。本书借助前辈学者强有力的肩膀，尝试从宏观视野出发，以具体实证案例作为支撑，整体把握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这一研究课题的研究内涵、历史书写以及学术谱系三个问题。
研究内涵即历史内涵，作为汉唐时代史重要内容的百济历史，其研究范畴、旨趣、路径是什么，其所应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有哪些，历史书写，一方面关乎反映600多年的百济史内容的各种文献材料，它主要包括史籍、碑志、文书等文字性材料，另一方面则关乎百济人所留存于世的物质性材料，举凡考古遗迹、文物皆包含在内，除了揭橥它们的类别，还涵盖解题性质的总结。学术谱系，则是希望能将近代学术兴起以来东亚各国学者对于百济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继往开来。这三个问题对于作为东亚史的百济史而言是基础问题，希望我们的总结和评论，能为深化东亚史和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汉唐世界的边缘抑或枢纽：百济历史的内涵
在汉唐时代，从东亚可以发现百济，从百济也可以发现东亚。这是百济政治体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面对逐步走向统一并最终统一了的中原王朝（巨型王朝隋唐帝国），东亚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诸国，表现各异，相较之下更能观察到百济的独特抉择，在军事上它不像高句丽那样穷兵黩武和桀骜不驯，在外交上它不若新罗那般贴紧中原王朝且身段柔软，在对待中华文化上它又不像倭国那样既自大又自卑，它是一个广泛联结汉字文化圈的文明使者角色；它对中原王朝相对温和但又相当倔强，它与高句丽和新罗都曾长期为敌、旷日持久地对抗，但总是旗帜鲜明地化敌为友或者出人意料地与盟友割席决裂；百济实际上是朝鲜半岛4—7世纪历史舞台的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角色，它精彩的演出不幸被两个更为吵闹而惹眼的对手成功抢镜。
百济既居于朝鲜半岛的中间衔接部位，也是周邻东亚世界的某种地理枢纽：从百济出发，跨汉江往北是高句丽，越加耶向东是新罗，南渡海抵倭国，西涉洋至中原。不仅如此，倭国接受汉唐文化主要的中介渠道就是百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新罗接受的华夏文明也有相当多来自百济。百济自身的文化要素也是多元文明的产物，例如卢重国等人揭示出来的内亚文化要素。[8]然而隋唐时代，百济既不是新兴统一帝国东方政策中摆在首位的打击和清除对象，也不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而是实施此政策可能牺牲的对象。似乎隋唐帝国的措置体现出百济在东亚的某些边缘特征，并且历史本身即战争的结局使百济以历史诉说的失语者/沉默者形象示人，更加剧了这一错误印象。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包括为失语者发声。实际上，新罗的统一，首先要抹杀的是近在咫尺的百济土地上的记忆。显然，百济自身的历史书写，经过后期新罗近三百年的侵蚀，已然散失殆尽，但正是因为百济是一个被多方关注的“中心性”角色而非边缘，它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和日本史书——甚至在新罗的历史书写中也无法磨灭而顽强存活，学者们仍将充分地利用这些史料，更多地重现百济与东亚历史的原貌和细节。
既然百济并非汉唐世界的边缘，相反，具有地理中间区位和文化中介作用，那么百济史究竟蕴含着哪些可以映照出东亚史的重要内容？换言之，当谈论“百济史”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那一定不是抄袭金富轼的编年史，按时序叙述从温祚王到义慈王、扶余隆的陈年旧事，而是以采撷的问题为中心，探究在600余年的时间里以百济为国号的人群及其创建和发展的政体与文明，特别是勾连的内外联系、产生的历史意义。
下面所列举的问题是百济史的代表性课题，既关乎其历史建构的根基，又深具接连东亚史的延展特性。前贤的辛勤耕耘，业已各显神通地揭示出百济史的不同面相，但是国际学界至今为止却只有一部出版于近30年前的《百济史》。[9]这和新罗史、高丽史等领域反差悬殊，[10]百济史固然存在史料稀缺的根本原因，但掩饰不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百济之于汉唐时代的东亚区域是某种枢纽，百济研究在汉唐史和东亚史研究中却都属边缘领域。
百济历史空间与核心区问题。百济存续的六个多世纪中，先后有两次规模较大的迁都：第一次在475年，百济盖卤王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被杀，王都沦陷，国力受重创，文周王被迫南迁熊津；第二次在538年，百济圣王主动“移都于泗沘”，泗沘又名所夫里，百济由此还改国号为“南扶余”。[11]两次迁都分别标志着新的时代开端，学界一般据此将百济史划分为以汉城、熊津、泗沘为都邑的三个时期，称为汉城百济、熊津百济、泗沘百济。百济的疆域历时性变化较大。
百济最初属于“三韩世界”的一隅小国，常受马韩的支配性影响。随后百济不断拓展，仅在温祚、多娄二王时期，就与“靺鞨”、乐浪作战十余次，在北边修筑城、栅。1世纪中叶后，百济已占领所夫里以北大片土地，雄踞半岛西南。百济将原马韩势力圈都纳入辖境后仍不断向四周扩展疆域。1—3世纪，百济对辰韩—新罗始终处于积极进攻的态势中。2世纪中后期攻占小白山（横跨今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和庆尚北道荣州市的山脉）以南广大土地，3世纪后则对小白山以东新罗国土展开攻击。向南，迄至3世纪末基本完成对弁韩故地的吞并，隔蟾津江与加耶为邻。
313—314年西晋乐浪、带方两郡沦陷后，百济国境始与高句丽相接，二者间的竞逐开始。百济在371年倾举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困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中箭身亡，高句丽南下受到有力阻挡。但在高句丽好太王（又称广开土王）时期，百济北方疆土不断丧失，475年百济盖卤王又在与之作战中亡故。在不可避免的迁都熊津的同时，百济丢失居于朝鲜半岛最重要的战略要冲——汉江下游地带，由此在列国争霸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百济后期复被新罗西进所败，国土日蹙。554年对新罗的管山城战斗，百济圣王战死，全军覆没，实际再无能力东山再起。《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载，唐军660年渡海灭百济后，“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12]，三十七个州二百五十个县的辖境显然仍是相当广袤的。
概言之，今天韩国国土西半部大体即为百济核心历史空间，在公州及其毗邻的扶余郡分布有百济王都遗迹和贵族墓葬便是其代表。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三十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韩国的百济历史遗迹区（Baekje Historic Areas）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区包括公州、扶余、益山的八处百济遗迹：公州公山城、松山里古坟群和武宁王陵、扶余的官北里遗址和扶苏山城、定林寺址五层石塔、陵山里古坟群、扶余罗城、益山王宫里遗址、弥勒寺址。这样一种长时段范围内经由政治权力所凝聚而起的人群在某一地理空间移转的历史，研究者结合历史地理方法，把握其共时性的相对稳定和历时性的相对变化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譬如百济都城和地方制度、贵族与官僚体制等所昭示的）。
百济的起源与国号问题。百济的建国记事与高句丽、新罗的卵生始祖和神话色彩的创国记事大为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关于始祖王的叙事，《三国史记》表述为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之子温祚，而在中国史书中则多表述成仇台在带方一带建国，例如《周书·异域·百济传》：“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有仇台者，始国于带方。”[13]在《三国史记·百济始祖温祚王本纪》中，温祚王的建国历程始于从夫余政权的分离迁徙：“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14]对于温祚选择的“河南之地”的形胜，史书借大臣之口赞美说，“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具有“天险地利，难得之势”。温祚的身份是朱蒙的第三子，朱蒙的太子是北夫余所生子孺留，沸流、温祚同为卒本的召西奴所生。朱蒙—孺留一系在卒本脱离北夫余政权，创建高句丽；温祚则在慰礼城创建百济，二者王室都与夫余存在关联，且百济王室以“扶余”为姓。中国史书有时称其为夫余别种，有时将之与马韩对应，其间固然有北朝、南朝对百济历史与地理认识差异的客观因素，但实际上，应将夫余别种理解为其上层王族及统治者，马韩则是其原始国土圈域及其人民。立国于带方的叙事则与马韩叙事相类，同属于地理的指涉。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夫余上层贵族势力南迁至被中原目为带方故地或者马韩故地的汉江流域建政，统合了当地后马韩时代诸部落，凝聚为新的百济政治体。
同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国号问题。温祚王记事可见得名于十大辅臣襄助之意的“十济”是最初政权的名称，同书后文又记载说：“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唐代杜佑《通典》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15]这些解释都相当文雅，似乎是后来百济汉字文化较为成熟之后的附会，就如同将本为“徐那伐”转音的“斯卢”/“新罗”国号与复杂的汉文“网罗四方，德业日新”[16]相联系一样，是东亚政治体受容华夏文明之后对土著文化的改造。因此杜佑的说法可能来自百济对中原的自称。而相对的，《三国史记》的说法则可能是百济官方自我书写所传承的一种解释。在中原史书中，百济国号来源与马韩诸国中的伯济相联系，例如《三国志·东夷传》关于马韩有五十余国的记载说：“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诸国之中就包括伯济国。[17]在范晔《后汉书》中则将伯济单独抉出，列为弁辰之一[18]。与陈寿相比，范晔的历史书写应当是其时百济已经崛起并与南朝密切往来的历史投射。“伯济”的影响远及后世，直到唐开元年间，册封给内蕃百济王室后裔的爵号仍写作“伯济带方王”[19]。而在5世纪初高句丽好太王碑的书写中，百济被镌刻成带有蔑视意味的“百残”，8—9世纪回鹘可汗派往东方的使者发回的报告即《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则将称百济为“蛮子百济”（Mon-ba-beg-tse）。[20]高句丽人、回鹘人口中的“百残”或“beg-tse”大体和古代朝鲜半岛语言中“百济”读音相类，与中古汉语读音也十分接近。[21]此外，百济以泗沘为都时期，改国号“南扶余”，这又与百济早期与夫余—高句丽的紧密联系有关。由此可见百济王室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夫余意识，[22]北族文化在其政治文明中的作用显然被更多明显的南朝文化受容现象遮蔽了。百济国号问题是百济与汉唐世界广泛联系的良好例证。
百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问题。百济与周边世界的交往多元而丰富，这一问题牵涉广泛，也是中国学者用力较多的领域。汉魏时代，百济早期与乐浪、带方等边郡交往，可视作以之为途径吸收中原先进文明。带方郡故地纳入百济，其实仅从政治文明传承的角度而言，极大地促进了百济的飞跃，这和汉唐时代中原边郡对邻近民族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百济同新罗、加耶的战争与交流，同高句丽的互竞争雄，导致列国合纵连横，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力学关系”。[23]战争、外交、交流等不同形式的互动，促使包括马韩、辰韩、弁韩在内的部落联盟体解体。百济诸国调动各种资源提升实力，不断与对手展开全面竞争，争当“三韩世界”新的主导者。例如，百济对中国将军号授予的重视，旨在对内抑制国内贵族，对外抵制外压积极争霸。[24]百济构筑的外交堡垒，同样丰富多彩。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百济—南朝之间的文化频密交流，这一方面反映在文献史料的叙事中，另一方面被南京、公州、扶余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中典型的是武宁王陵墓室的结构样式，与南朝如出一辙。政治交流的密切与文化传播的深入互为表里，这的确是值得书写的一笔。百济与东晋南朝的亲密关系及其后与隋唐关系日益趋于“实利外交”的变化，实际上应以其自身发展来思考，而非以中原王朝的立场或百济最终成为第一个被灭亡者的“后见之明”来逆推。百济后期对外策略是自立、自主的，这是一个首要前提。历史本身混沌纷繁，我们并不赞成将百济亡于唐朝的结局与其采取的外交政策简单对应（特别是后者决定前者的论调），政权覆亡事件中还有相当多军事、政治、地理等偶然因素。百济与江南政权之外的其他势力的交往同样应该得到重视，中原史籍记载盲区不少，非中原政体不易得到记录，目前有一些钩沉辑佚之作已然通过非汉语文献信息，撬开历史之门，揭示朝鲜半岛和内陆亚洲的联系，这也是东亚史应予注意的一面。
百济在东亚文化传播互动过程的中介角色是饶有趣味的问题。这又涉及百济与日本独特的交流样态。汉字无论是作为文化载体还是文化内容，百济传播的汉文典籍都是倭国受容华夏文明的重要渠道。因为百济在朝鲜半岛力学关系中的排斥力，通过海路与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有趣而又自然，是其积极外向发展的某种映射。与6世纪之前的高句丽、6世纪之后的新罗的大陆通交相比，百济同南朝的关系方面与二者不分轩轾，但百济同倭国的联系无疑却稍胜一筹。百济后期与高句丽“结盟”对抗唐与新罗，倭国加入百济一方，百济、倭国二者内在联系强韧，成为影响倭国内政以及东亚全局的重要一环：最典型的莫过于倭国将具有质子性质的百济王子护送回百济故地从事反唐运动，并以军事武装给予扶持。然而，白江口展开的决定性水战，重创百济与倭国势力，导致参与百济战事武装力量的覆灭命运以及倭国内政的大崩盘、大转向。百济复国运动的最终失败，使唐朝羁縻府州体系在半岛自南向北加速推进。
百济对外关系的特质。如果说新罗外交特点是“柔软”，高句丽则无疑是“倔强”，那么百济或许可用“坚韧”概括。百济与新罗、高句丽、加耶、耽罗等组成第一层外交圈，又与周围的中原王朝、内亚政体、日本列岛构成更大范围第二层外交圈。在两层外交圈域中，百济与新罗、高句丽互竞称雄的目标指向越来越明显，百济的最低目标与新罗一样，都是“统一三韩旧地”，[25]那么百济外交理所当然是为这一目标争取最佳外部环境。而统一三韩旧地的核心和首要步骤是争夺汉江下游和出海口。百济虽有贪安的君王，但从未有偏安锦江以南的论调，相反即使两位国王战死也未阻遏其不断北进的步伐，此即其开拓精神。为统一三韩，百济积极西通中国、东联倭国：中国的册封和倭国的援助“同盟”有利于从形式上、法统上、国际上以及军事上压制各阶段首要敌人，倭国的武力援助则已证明是强敌环伺的百济的一剂强心针。百济538年出于国防考虑第二次迁都到锦江更下游的泗沘，虽然一度“中兴”，但从国家发展来看，毕竟是遭到了围堵而削弱。然而，百济始终没有放弃恢复北方汉江流域疆土的努力，它以马韩、带方故地以及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和人口为诉求，不断地反抗高句丽和新罗。在这一过程中，目标从未改变，也没有打过折扣，但同盟者和敌对方则在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变换了不止一次，合弱制强，保持着一种坚韧不拔。百济坚持自主、自立的外交道路，始终遵循的是追求自身核心利益，即，谁占据汉江，谁就是头号死敌。百济诸多政策，从中原王朝立场绝难理解，但考虑到其核心关切，则全盘可解。
另外，这种“坚韧”在外力重压之下难免“峣峣者易折”。隋唐巨型帝国形成以后，百济等国在南北分裂时代推行“两面外交”的故技虽不能再施，但百济却从未屈服隋唐解除辽东问题过程中带来的强大压力。这多少反映出百济外交的思维定式，同时也是百济固守自身核心利益的必然要求：百济与隋唐帝国辽东之役总体战略存在结构性冲突。百济之地的掌控者，能够东联新罗、北攻高句丽、西通大陆、南渡日本——无论是百济、唐朝还是此后的新罗无不如此——百济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百济在唐高宗时期海东政策调整之后最先被确定为攻灭的第一对象。
百济的灭亡与复国浪潮。百济灭亡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国内因素。隋唐巨型帝国的创建，是欧亚史上汉末以来重要的划时代变化。中国王朝四百多年的内部分裂、对抗以及多中心格局，使得内亚边疆和周邻世界人群聚合能量，不断突进、碰撞、组合、联动。自隋朝一统南北以来，中原帝国对于周边的控驭力显著增强，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莫大影响。对于唐朝而言，辽东问题是牵动东方全局的核心关切，由此对高句丽外围的新罗、百济、靺鞨、倭国等展开多元联动。新罗成为唐朝的军事、政治紧密合作者，而与高句丽“结盟”的百济、倭国则日益成为敌对方，靺鞨则被分化为两个阵营。百济在隋朝辽东之役期间即首鼠两端，对隋阳奉阴违；在唐朝辽东之役时期则没能及时调整航向，因其直接面临中国方向的广大海域之地理特点，成为高宗时期南北双向夹攻高句丽的桥头堡，因而最先被攻灭。在军事上，相对弱势的百济未能有效地获取高句丽的南下支援，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极大削弱了抵抗能力，加之唐、新罗通力合作，百济遭遇灭顶之灾，都城泗沘被唐军攻破，全国应声瓦解。唐廷径在其地设立府州，百济遂入大唐版图。[26]百济王室贵族及百姓大量内徙中原。随之展开的百济复国浪潮，也折射出半岛内外多种力量的交错：百济残余势力在倭国支持下不断掀起反唐运动，663年震荡东亚的白江之战之结局，底定了东亚政治格局。倭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引发国内政治连环波动，对外政策上转向积极与中原王朝联系、学习先进文明。唐朝与新罗实现从南北两侧陆海同时进军高句丽的目标，加之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薨逝，引发政治局面失控，他的儿子之间兄弟嫌隙，萧墙祸起，唐朝因势利导，政治军事双管齐下，顺利攻入平壤，灭亡高句丽。吊诡的是，其后新罗与唐朝矛盾逐渐暴露并导致正面军事冲突（史称唐罗战争，670—676年），经过一番博弈，唐朝最终默认了新罗独占百济全部和高句丽南部故地的既成事实，这又与渤海国在辽东北部的崛兴有着内在的联系：国际关系的演变环环相扣，既有政体、人群在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共时性联动，也有着在时间进路中的历时性联动。
百济历史与文明的地位。在朝鲜半岛历史进程中，百济是一个特色鲜明而辨识度很高的王朝。百济起点承接的是酋邦林立的贵族联盟体时代，而百济与同时代相继崛起的新罗、加耶则在大陆文明的影响下强化王权，逐步扩充为新型国家，贵族—官僚政治体特性明显，接续百济终点的统一新罗，则跃入王权国家时代。在政治史研究中，百济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已然被充分揭示出来，而百济在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可能比目前研究所展现的更大，学界津津乐道于7—9世纪新罗、渤海在唐日文化交流中的中继站角色，实际上早在它们之前百济就已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这就是前述南朝—百济—日本文化交流路线，它也丝毫不逊色于由马具、墓葬形式等揭橥的中原—鲜卑—高句丽—日本文化传播路线。百济的汉字文化、宗教艺术、典章制度、祭祀和信仰、外交成就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半岛史和东亚史上理应占据重要一席。虽然统一半岛的主体并非百济而是其对手新罗，但毕竟百济故土遗民及其文化成为统一新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经由稳定的地域和人群，承袭给其后的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百济基因”在朝鲜半岛文明体中始终存活。
一言以蔽之，百济是中古东亚政治文化格局无可代替的重要一员，百济历史的内涵使其成为汉唐世界的枢纽而非边缘，其关联问题对于拓展和深化东部欧亚史具有独特价值，学界十分有必要加强研究。
“他者书写”与“自我作古”：百济历史的载体
百济在朝鲜半岛政治一元化的白热化斗争中最终国灭，和高句丽一样，它的历史一方面成为胜利者新罗王朝的历史编纂中必然挤压和抹杀的对象，经过“处理”后留存在《三国史记》等本土纪传体史撰中；另一方面在其存续期间即被作为四夷之一，长期被选取性地记录在中国正史及其他史籍中；因其与日本密切的关联和对后者的强烈影响，日本史籍对于百济的历史也给出另一视角的不少记载。这些构成三种主要的“他者”视角的历史书写。
中国官修史书从《宋书》到《新唐书》大多为百济立传。总体上，汉唐前期主要记载百济与中原王朝交往方面的史事，以“朝贡”与册封为主，多附录表文与诏书原文；后期随着对百济内政了解加深，开始增添百济本国地理、典章、风俗、文化等情况的介绍，本质上仍属于他者视域中的历史书写。
《宋书·百济传》叙事上将百济和高句丽并列，认为二者分别攻占了辽西、辽东两郡。除介绍百济的地理方位外，还以东晋义熙年间与百济的政治册封关系为起点，追述晋宋两代与百济主要政治交往事迹，多为百济朝贡和宋朝册封记录，特地保留元嘉二年赐百济诏书、大明二年百济上表。《南齐书·百济传》卷首散佚，现本保存百济东城王给南齐皇帝的三篇完整表文和半篇残卷。在两篇上表文里胪列不少百济受封将军号及对应的具体人名、官名，弥足珍贵，还记录了北魏十万大军征伐百济而百济反击“大破之”的史事。《梁书·百济传》是现存最早记载百济国内地方制度“檐鲁”以及百济城池、社会风俗、服饰特点、民众语言的文献。该传追述了百济与古三韩的渊源关系、百济与东晋南朝的交往，特别是记录了百济使臣在南朝梁武帝时期侯景之乱中的表现，生动反映出百济与南朝梁密切的友好关系。《南史》是唐代李延寿所撰具有通史性质的纪传体史书，与北朝通史《北史》相比，对于百济历史的记述集中于百济与南朝的交往，这一部分基于南朝视角的互动记录是删改《宋书》《南齐书》《梁书》相关记事而成。这篇长时段的《百济传》开头对百济前身始源、与辽西郡所谓关联的记载，结尾对百济檐鲁制度、社会风俗民情的记载则基本照抄《梁书·百济传》。
《魏书》将东北方的高句丽、百济、勿吉、契丹等合为一卷，这是北朝系统史书第一次专门为百济立传。史臣在卷末宣示了其四夷观念：“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并凸显高句丽的地位，“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其他碌碌，咸知款贡”[27]，百济似乎仅次于高句丽。《百济传》涉及百济族源、地理位置、居住特点、饮食衣服等情况，重点仍放在百济与北魏之间的政治联系。传文主体是延兴二年百济遣使北魏上表投诉高句丽梗阻朝贡海道，北魏随之回复诏书安抚调停，并交代了北魏送百济但未获高句丽积极配合一事，显然高句丽是《百济传》“不在场的主角”。《周书·异域传》中包含《百济传》，是中国史书第一次详细介绍百济疆域范围、都城所在、官品体系、衣服制式、社会风俗、信仰情况，以及经济、法律、物产、祭祀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同时也记载了百济与北周之间的迟晚而有限的联系。《隋书》对百济族源的记载异于他书，明确宣称高句丽是百济王室的出身地。第一次引入高句丽东明卵生神话及其从高句丽南奔到夫余人居地，并作为百济始祖仇台在带方立国的先祖记事；仇台娶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女而使百济成为“东夷强国”。该传重点记述从隋代开皇年间大业年间百济与隋朝之间关系的完整记事。其中还插入一段包括百济国境面积和地理方位、都城名称并详载其官品、五方、民俗等记载，对《周书》有增补。百济与隋关系史事除了隋初受册封外，是从隋平陈战争、开皇辽东之役、大业东征中百济的不同表现来凸显对隋朝的态度，较前代史书显然对百济的内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传末附有
牟罗国（耽罗，今济州岛）记载，也是新增史料。《北史》是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接力编撰的史学巨著，统一是其主题思想，将淝水之战至隋末动乱之间出现的各政权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揭示中华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体现唐初结束战乱的政治目标。[28]《北史·百济传》并非完全抄掇前史，例如关于百济起源，《北史》即与《隋书》高句丽说不同，并兼顾夫余说（《魏书》）、“马韩属国，夫余别种”说（《周书》），如果说马韩说主要集中在南朝系统史书书写，那么夫余说则始于北朝系统书写，《周书》开启的兼容模式在《北史》得到承袭。
唐代史书情形又有变化。《旧唐书·百济传》是历代百济知识最详尽可靠的一种。关于百济族源，兼采众说而有定谳：“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29]关于百济地理的描述相当准确，是以京师为基准，以其四至邻国为坐标，将百济精确定位。王都内部分东西两城详情有交代，对百济官制、地方制度有新的说法。关于百济律法、衣服、时节、文化都有涉及，文字内容完全不同于前朝史籍，反映出唐代切实的百济知识内核。唐朝海东战事频仍，最终取百济、高句丽地设置羁縻府州，迁徙其民众入内地，对于百济的记载充实度、全面性非前代可比，应予重视。唐代百济关系史事记载详细，所附诏书、盟书相对完整。《新唐书》关于百济并无太多新增材料，反倒是由于简省文字而造成信息丢失。与《旧唐书》相比，本传逻辑不变，个别字句可以作为校勘依据。例如，《旧唐书》所说“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令人困惑，《新唐书》则谓“有六方，方统十郡”[30]显然更为合理。唐朝方面的百济史料还散见于如下典籍。在《文馆词林》中有一份唐太宗答复百济王上表的诏书，主要阐释亲征辽东的目标与进军部署，称赞百济请兵助攻，还透露了百济遣使、学问僧，请遣智照归国等细节，太宗还要求百济保护唐朝赴新罗使臣的安全等。此诏书不见于其他史典，颇具价值。[31]在《唐律疏议》中有关于百济人法律地位的内容。唐初，百济尚在域外，化外人的法律规定中举高句丽、百济相犯之例作为适用法律范畴的解释。[32]唐代杜佑《通典》之《边防典》中对于百济有专门介绍，略有新知识填入旧史料，例如关于百济始祖是以“汉末夫余王尉仇台”来叙述，族源归于夫余。对于百济据有辽西郡还以唐代地理对应，并接受了《梁书》和《南史》的百济“自晋代受蕃爵，自置百济郡”作为史实。[33]其余记事分为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南朝关系、官品王号、社会习俗等，多为承袭前代记载，并未记载唐与百济关系。《资治通鉴》百济记事二十余则，起于北魏出兵百济，终于唐高宗时期扶余隆与金法敏盟誓、高宗封禅大典百济与新罗等国使臣来朝，是《三国史记》部分记述的直接来源。
日本史籍《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是另一系统百济历史记录的渊薮。学界对于这一资料已有注意，但这一工作还应细化和优化。[34]《日本书纪》记录的百济史事，自近肖古王延续到百济末年，虽然谈不上完整系统，但总量可观，从倭国立场出发，视角与中原史书和《三国史记》有所不同，又是以编年形式出现，也是难能可贵的历史书写。这一史料丛的内容特点是偏重倭国与百济及新罗、高句丽等国关系的叙述，同时兼有倭国关心的中原局势动态的记录。学界对《日本书纪》“真实性”（即其史料来源、史书编纂之中尤为后人关注的伪造史料等）存在诸多疑虑。[35]实际上，《日本书纪》的编修的确反映了日本民族意识的高举，在日本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凝聚的种种措施里就包含着历史建构这一必备措置。[36]推而广之，中古时代的东亚史籍多少都难以排除这种倾向，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使用这些具体的史料时应仔细甄别，而不是弃之不用，因为具体到百济相关的记载，即便是造伪的记录，那么它也反映了成书时代对于相关史事的一种态度——造伪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真实。
在中国、日本两个系统的史书之外，《三国史记》作为新罗—高丽官修史书代表，则又从统一国家和正统王朝建构的立场对百济完成了较为体系化的历史书写。这部由金富轼领衔编纂的纪传体史书，彰显的是他所投身的高丽朝廷对于继承统一新罗正统的合法性。高丽（原名摩震、泰封）起于新罗北部，而重新统一了后百济（甄萱政权）、新罗（庆州周边残存势力），具有一种强烈的“一统三韩”理念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统一新罗也是“一统三韩”，因此《三国史记》强调的是百济、高句丽归于新罗的统一，同时抹杀加耶与耽罗等小国与新罗曾经的对等性。《三国史记》的《百济本纪》虽然存在不少疑问，但仍然是建构百济史框架最基本的史料丛，它一方面可以与中国史籍记事对照比勘，另一方面保存大量很可能是承袭自百济旧有的档案史料的内容，在其他史典荡然无存的当代，《三国史记》的百济记载无疑价值非凡。在这一意义上，它与《高句丽本纪》极为类似，并不能无端抹杀。现存《百济本纪》内容是数量最大宗和链条最完整的百济文献史料，虽然最终成书于高丽时代，但其地位不可替代。同样，高丽时代释门一然所著的《三国遗事》，原本并非严谨史著，但因高丽以前文献遗存本就不多这一客观原因，而成为珍贵史料。即使正如前辈学者们指出的，《三国遗事》舛谬疏漏、前后抵牾者众多，但因其年代最早，参考价值仍相当高，只是需要逐一考辨使用。
关于现代学术的理念和追求，陈寅恪先生的阐发至今引以为学人共勉的箴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37]所谓新史料，一方面是传统文献典籍的再发现，另一方面则是新见的金石碑志。尤其碑志，乃是百济史一项重要史料资源。
譬如《大唐平百济国碑铭》，镌刻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定林寺五层石塔底层四面立石上，又被称为“苏定方碑”等，是唐与新罗灭亡百济最直接、最珍贵的史料。作为一通纪功碑性质的碑刻，碑铭主要集中彰显唐朝平定百济的武功，交代战争的起因、战后百济旧地的措置等内容。再如，《刘仁愿纪功碑》原立于扶苏山城，现存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也是解读唐代百济之役相关细节的独特文献。碑石残泐，所幸碑文却在《金石续编》《全唐文》有著录。又如，西安、洛阳等地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出土的入唐百济人墓志，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细节补苴工作，这其中的代表有百济王室重要成员扶余隆、百济名将黑齿常之、百济末期重要人物祢军的墓志等，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研究热情。综合来看，作为百济与东亚历史载体的另一形式，这些碑志文献不同于官修史书的后来记录和编纂，具有产生自历史现场、即时书写等特点，既有文本性的一面，又兼具物质性的一面。[38]由此，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史料一经重见天日，就带来了一种更迫近百济人个体生命史的视角。其中蕴含着相对的“自我书写”特性，尽管这些直接来自历史现场的金石碑志因孱入政治话语而并非纯粹追求据实书写。
百济政治体及其人群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所遗留下的历史遗迹、遗物成为今天的考古资料，这是比金石文献更具有“自我作古”特性的历史载体。因为百济历史空间所限，其遗迹主要在韩国西部，但百济人群的遗物却未必限囿于此，入唐百济人墓志出土地点的墓葬与相关圈域，以及诸如日本境内百济来使和移民相关遗迹遗物等，也都是百济考古资料分布范围。可以将之视作百济历史载体中除新罗—高丽、中国、日本三大系统文献的“他者”历史书写之外的一种“自我”历史留存，这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自我，虽然历史遗迹、遗物产生之初自有其本意，但以历经劫难残存后世的部分示人，甚至以之作为构建其历史的建筑材料则非其本意。
韩国境内百济故地所在地区所设立的各种百济研究机构，以百济考古遗迹的调查、发掘、出版、展览为己任，编辑发行了一系列种类繁多、视角各异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史料相当丰富，有待开掘。例如，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出版的考古文物类资料，相对集中在熊津—泗沘时代；圆光大学马韩·百济文化研究所出版的资料，则偏重全罗北道特别是益山地区的马韩—百济遗迹方面。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是扶余郡地区集考古与文物展示、资料编辑与出版的重要学术机构，主要出版考古文物展示图录和发掘报告两大类资料，集中在百济后期特别是泗沘时代。韩国汉城百济博物馆编辑出版有多种百济史相关的考古文物类资料图书，这与该馆同时具有展示和研究两大功能有关，出版相关图书集中在汉城百济时代。韩国国立公州博物馆编辑出版有多种百济史相关的考古文物类资料图书，该馆是百济熊津都城所在地的公州市最主要的韩国国立博物馆，该馆出版相关图书集中在熊津百济时代。
学者以《三国史记》百济纪传志相关内容为纲，对其批判性地诠释和考证，结合中日两种系统史书相关百济记载系统梳理考辨，并全面地整理金石文献以及百济遗迹遗物，将是在百济史和相关东亚史研究领域寻求创新突破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历史本体，即历史事实是不以任何历史记录的主观倾向性和片面取舍性而转移的，它独立于史料之外。历史资料，包括史传典籍与金石文献、考古遗迹遗物等，不可能全面保存历史记忆——历史不仅是关于记忆的学问，如果从未被记录的历史而言，它也是关于遗忘的学问——那么，全面利用历史资料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历史资料就是历史学人一种必备技艺，特别是在面对诸如百济六百余年漫长而复杂的变迁却遗留下来如此稀少的史料，而且这些仅有的史料还星散于东亚的许多角落时，这种技艺就更显不可或缺。个体的学者，其生也有涯，面对史料种类繁杂、史料总量匮乏、史料分布零散的困局，绝不能望洋兴叹，充分的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应是破解汉唐时代东亚史料共同难题的重要步骤。古代历史上，百济人及其文化足迹广布东亚，近代以来，来自不同国度、抱持不同立场、怀揣不同目标的研究者，又相继展开百济研究的实践；在文化葛藤纠缠的当代东亚，在学者们薪火传递下，百济史业已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些将是我们继续探索的深厚基础。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百济研究史的谱系
中国的金石学者很早就已经留意并著录百济人墓志与相关碑铭。在日本吞并朝鲜以前，日本学者即最先对百济古迹文物进行发掘调查，结合多种史料展开研究，既重视文献史料的实证分析，也重视考古文物的细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南北政权建立，朝韩学界对其“国史”重要组成部分之百济史极为重视，历史与文化研究蓬勃而起，兼以地方区域史方兴未艾，百济研究不断迈入新阶段，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同样，在中国学界的中古史研究中，学者们擅长中韩关系史、东亚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但中国学界的百济史研究作为东亚史的一环不断深入展开，深具异军突起的潜能。
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分别对韩国学界的百济研究[39]、中国学者三十多年来的百济研究[40]进行总结，给予了相对充分的检视和反思。日本学界的百济研究则几乎是一片未知之地，亟须予以回顾介绍，以提供镜鉴。因此本节简要说明韩、中学界百济研究总体特点，较为偏重分析日本学界百济史代表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三国的学术特点加以比较。
韩国的百济史因其在本国古代史上的地位而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坚实的研究业绩：一是百济研究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者、大学、政府多方参与遗迹调查、学术研究，形成集群性研究实力；二是创办多种百济专业学术刊物，积极发表学术论文，组织学术研讨；三是百济研究著作出版多、水准高，积淀深厚，针对民众的知识传播也颇具成效。目前韩国百济史研究论文累计有约八十篇；百济史学术专著，在百济史概论、分期史、专题史、考古学等领域也都成果丰硕。韩国的百济史研究特点是论题细化趋势，21世纪以来从政治史不断向断代研究、专题研究转变，考古、文化研究比例增大。韩国百济研究精细、深入，文献与考古紧密结合，前辈宿学和年轻新锐搭配，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百济研究业已发力。中国史研究论著中涉及百济与东亚关系，更多的是从东亚大局对各国的相互关系进行宏观把握，对百济史尚未形成系统、细化的成果。如果说韩国学者的百济与东亚研究，主体是百济，那么中国学者的东亚研究，百济则属于东亚全局一员，往往并非主体。历史学专业重分割不重整合，学者们鲜少以朝鲜半岛史为主体研究者，百济史更是薄弱环节，百济研究专著付之阙如，但是围绕百济对外关系有较多探讨。目前，中文学界以百济为题的论文有百余篇，主要关注汉唐与百济关系、入唐百济人群、高句丽与百济关系、百济族源等，具有“中国风格”。[41]
关于日本学界的百济研究情况，限于篇幅，这里撷取今西龙（1875—1932年）、轻部慈恩（1897—1970年）、坂元义种（1937—）三代学人为代表，蠡测日本学界的百济史研究传统。
今西龙，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并在同校大学院专攻朝鲜史。1906年考古踏查庆州等地。1913年与关野贞在平安南道发现秥蝉县神祠碑。1926年出任京城帝大教授，兼任京都帝大教授。今西龙除关于百济史专著外，还有《新罗史研究》《增补朝鲜古史研究》《朝鲜史刊》《高丽史研究》等著作[42]，是罕见的对于朝鲜古代中世纪史进行全面研究并都有研究成果产出的学者。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在《百济史研究》的序言里提到今西龙对朝鲜古墓的调查活动和日本考古遗迹的发掘调查，赞誉他振兴了自坪井九马三、那珂通世、白鸟库吉之后一度衰落的局面，其综合古代中国、日本、朝鲜史籍进行研究，使研究方法为之一变，称今西龙是短期内不会再出现的朝鲜古史研究大家。
1930年代出版的今西龙遗著《百济史研究》[43]是一部开创之作。全书分为百济略史、百济讲话、百济国都汉山考、百济五方五部考、周留城考、白江考、百济旧都扶余及其地方等内容，是一部百济史基本内容的实证性考释力作。《百济略史》将百济定位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中始终与日本相援护的国家，它阻止了夫余种族的高句丽的南下企图，百济遗民具有斗争精神、独立精神。将百济史分为百济的起源与兴起、近肖古·近仇首时代、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日本的百济援护、日本势力的衰退与百济的圣明王、后期的百济（泗沘时代）、百济灭亡、百济复兴的义军与日本的援助七章。《百济史讲话》为1930年在朝鲜教育会总会（大田）讲演的详本，今西龙向授业恩师坪井九马三及其名文《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考》给予自己的启发致敬。这篇讲演稿包括百济的起源与兴起、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时代、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百济与新罗及其和亲、百济与任那及其问题、圣明王的败死与任那的灭亡、泗沘时代、百济王都陷落等章。虽与《百济略史》有所重复，但更为重视百济后期历史的阐发，也凸显了新罗的历史作用。《百济史讲话》实际为未完成的《百济通史》底本，作者原意对高句丽、新罗、任那等各史一并予以研究，完成朝鲜古代史。《百济国都汉山考》一文结合中朝两国史籍细密考证了温祚王十四年移都之地汉山的位置问题，揭示《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史源优势，以及百济近肖古王与高句丽发生战争后迁都等历史细节。《百济五方五部考》认为武宁王时代在百济地方设置二十三“檐鲁”并以其子弟分据各地，圣明王时代将都城分为上、中、下、前、后五部，在地方则分五方，方的中心为方城，设置方领，虽形成道、郡、县，但根本上仍是城主制。百济五部可能模仿的是高句丽五部，但两国内情不同，这一制度关乎国家对贵族的组织措置。圣明王死后，氏名冠以部名，但是行政区划五部五方一直实行到义慈王时代，五方改为完全的行政区划，五部改为东、西、南、北、中。《周留城考》《白江考》两篇论文显示出作者对于唐朝东亚大作战中具体历史地理的浓厚兴趣，两地皆为百济之役中著名战地。特别是《白江考》否定白江并非今锦江一段的白马江即伎伐浦的别称，认为炭岘是沉岘的别名，而非都城附近传说的炭岘。《百济都城扶余及其地方》介绍大田、论山、平野、扶余及其附近的古迹、古城。附录《全罗北道西部地方旅行杂记》，记录了金堤郡、井邑郡、扶安郡、高敞郡、益山郡等地遗迹遗物。后记由藤田光亮、末松保和、田川孝三合撰，揭橥作者全盘考察百济遗迹并能撰写通俗的百济史记述的方法和能力，以“详密正确”褒赞作者的研究。
轻部慈恩，早稻田大学毕业后，1925年首次来到朝鲜，在公州任日语教师，趁机发掘宋山里古坟等百济遗迹。战后回国，在日本大学三岛分校执教鞭。[44]轻部慈恩《百济遗迹的研究》[45]是其在朝鲜二十余年百济研究的结晶（作者此前还曾出版过《百济美术》一书）。[46]作者自陈该书是一部在百济故地公州、扶余一带实地调查研究百济遗迹遗物，检讨百济相关史料，纠弹既往学界错误论点的论考总集。全书主体是第一篇《百济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百济都城及百济末期战迹相关历史地理的检讨”，下设熊津城考、白江考、泗沘城考、炭岘考、周留城考、就利山考。这些地名一部分关涉百济后期都城，一部分关涉唐朝东征百济战争期间的关键节点城镇。显然，他与今西龙的关注范围颇有重叠。第二篇分别是《百济国号考》和《百济王姓考》，可以说是百济史最为根本的一些问题：国号牵出与周边世界政治关系问题，王姓则关乎民族的由来问题。本书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于附录了大部分战前考察时拍摄的百济遗迹遗物照片，以及在付梓前访问韩国时所拍摄照片（共70页），有些遗物历经战乱兵燹，现在已不知去向。特别是当时百济古墓发掘时绘制的实测图，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石田幹之助、八幡一郎的序言特地褒赞他在战后对于日本考古学的贡献。
坂元义种，先在新潟大学、大阪大学求学，后在京都大学等校任教。他的《百济史的研究》[47]是一部基于文献学分析的著作，全书基于对百济的两大系统史料《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和中国史书进行文本细读和详解。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的史料批判，研究对象是以百济与中国交往关系为中心的记事。总述《百济本纪》中百济与中国交往的记事，列长表详细对照《百济本纪》中的向中国遣使记事与中国正史及《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相关记载进行，并对这些遣使的性质进行分类细化。对于《百济本纪》拾掇中国史料者予以文本细绎和揭示，其中以百济灭亡记事为例细致剖析《百济本纪》和两唐书、《通鉴》相关记事四十九条，条分缕析，一目了然。最后对《百济本纪》未采纳的中国交往记事予以探讨，这一层次采取了逐条论议的方式，讨论篇幅相当大，显然其意义也更不寻常。作者花费了不少气力在搜罗、对勘、比较上，这本身虽是文献功夫，但对于理解《百济本纪》的编纂及其叙述内容的来源、取舍、意义具有重要价值。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史书中的百济王系谱，副题为“中国正史外国传的史料批判”，通过百济王系的案例，结合其他外国传，探究中国正史外国传的记述特点，回过头来再细读百济王及其系谱记事。揭示《晋书》至《新唐书》等十三种正史出现的百济王名及其在百济王系中的位置关系，作为对照，继而专节讨论《宋书》对于扶南王、林邑王的系谱记事。在此基础上专门讨论中国正史的特征，区分了记录同代百济王的史书和同时记录前代王的史书，揭示诸史书在王系记录细节上的异同。以之为据，作者回归到对于百济王系记事的解析上来，核心认识在于，中国史书的外国传特别是关于该国王系传承的记录，往往反映对该国内部政情的了解程度和双边关系。这再次提示研究者：使用史料即甄别史料。第三部分通检中国史书百济王关系记事，为全书核心部分。总结前两部分主要观点，强调利用多元史料来弥补《三国史记》构建的百济史框架的不足，中国和日本史料、金石文资料都在此列。以中国史书关于百济国王的记事为中心，特别是外交史的记载，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文献史料，逐一对于外交当事者即余句至余璋十三位百济国王身份和谱系予以分析，包含了对诸王记事的文献学解读成果。
今西龙、轻部慈恩、坂元义种三代学人的著作可以视作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战前、过渡期、战后）的代表作，今西龙、轻部慈恩借助赴韩良机，充分调研甚至发掘百济遗迹遗物，在良好的汉文功底基础上，做出各自的贡献。今西龙偏重百济史的整体性叙述和复原，显示出“讲史”“写史”的传统旨趣，而且没有局限于百济，兼顾新罗、高丽等，雄心勃勃地意欲撰成一部完整的朝鲜古史。轻部慈恩虽是考古学家，立论却兼具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和技艺，对百济各种考古文化都有涉猎，作品瞄准的是基础问题、关键问题，纯熟运用考古资料，兼有严谨的文献学支撑。今西龙、轻部慈恩的研究迄今仍有影响力。坂元义种的文献学研究，与前两代大相径庭，着眼于百济文献丛的内在考辨和文献生成等相关实证问题，虽无意于构建百济史体系化论著，但对于这项工作却有奠基作用。三位学者的著作以百济为题，都或多或少地关注百济的对外关系，除日本学者对于百济与倭国关系的自然关注外，还尤为注意百济与中国关系，这显示出日本近代以来东亚史研究的“关心中国”的倾向（所谓“东洋史”实际以中国史为主）。
二战结束迄今为止，日本学界以百济为主题的单行本作品约超过四十种、论文约四百篇，总体上承袭了这种实证性、微观化实证研究的传统学风。[48]
日本、韩国、中国三国的百济史研究比较而言，虽然三者之间风格迥异，各国内部也千差万别，但是百济研究史的学术谱系仍然清晰可见。近代以来，日本学者承袭中国乾嘉学术的考证传统，并利用与政治势力结合的“优势”，率先在百济考古遗迹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上取得坚实成绩，进而凭借资料优势涵育了一大批成果。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和今西龙的理念一致，即百济史常常是与东亚史等缠绕在一起，因此将之一体研究，这些成果与其称为百济史研究，不如称为朝鲜史或东亚史研究更妥帖。韩国历史学因其与日本学术天然的渊源和关系，对于这种实证微观研究的继承或曰借鉴是相当多的，特别是早期朴素的政治史研究、考古学研究的作品，体现的较为明显。随着韩国学术的成长与西方史学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的引入，也能看到一些风格迥异的论著，但主流并没有根本改变。在韩国古代史体系中，百济史与新罗史双雄并峙，长期以来较高句丽史等所谓“北方史”获得更多重视。中国学界起步相对较晚，因其与汉唐史存在密切联系，百济史更多是作为中原周边史来对待，这使其相当多地吸收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方法理念，自有其中国学术风格和中国学术气派，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对域外史料的利用上还略显薄弱，与国际学术的对话也存在不足。
纵观东亚学界，百济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主体还是一种研究视角，它在学术史上都始终是一项国际性研究课题，其学术谱系的绵远正与百济历史内涵的丰赡、历史载体的多元相一致。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9]这句话，原本是形容东西方文化的无界相通，这里借用以喻指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学者们仿若“海内存知己”一般，可以超越国界、畅所互通的境界。
结语
汉唐时代中国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内外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加速与加深：华夏文明既已取得辉煌成果，这一时期仍不断汲取外来文明养分，并强势向周边区域扩散。东亚地区的百济适逢这一时代，它活跃于多边关系与多元文化交流之中，其崛兴衰亡无不与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息息相关。由此，百济史的研究内涵是它兼具东亚史乃至欧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与考察视角。百济的历史载体，除了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三个系统的史籍文献，又包括百济人群遗留的遗迹、遗物以及相关的金石碑志，这些都不止存在于百济故地，更因百济人的足迹而分布在中国内地、日本列岛。正因为百济历史的超越“一国史”的内涵、百济史料的贯通东亚的分布特点，关于百济史的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从起步就是国际性的，从中国学者的墓志著录、日本学者的考古调查，到朝韩学者的“国史”探索，再到当下东亚史学界业已展开的国际学术交流，百济史研究的学术谱系一定会薪火相传、不断赓续。
历史研究对象“史”不是文本上的“史”，而是过去真实的历史，历史研究的目的因此不是为了“证”史，而是为了探索发现关于真实历史的新知。[50]历史也仅仅是往事的写照，需要人类所做万事之间建立意义关联和问题关联，由此历史学家根据各自发现的不同意义关联和问题关联叙述不同的历史故事，呈现重叠的多维时空，虽然只有一个世界，却有多种历史叙事。[51]历史研究水平的标准因此并不唯一，有学者强调以史料为依托抓取有价值议题的历史研究之道：史料与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研究水平正取决于论著者对于史料和问题的把握方式。[52]实证性研究应该是百济史研究的首选，同时也不应排斥基于史料、实证、史实之上的宏观通史和理论建设。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割裂史料、过度推测、结论预设、低水平重复等做法。百济和东亚研究，应确立阐释学的标准，既要准确地诠释历史事实及其逻辑关系，又要开放地阐述其广泛的历史影响、历史规律等。[53]这是一种结合实证性研究与理论升华的高标准学术追求。以此为准绳观察目前中国学界百济史的总体研究，前方的路还很遥远，但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学人掌握韩国语、日本语，全面使用典籍文献和石刻史料，充分吸收各国既有研究成果，中国百济史和东亚史研究必将走向国际前沿的更高水平。
期待学界同道关注汉唐时代的百济史和东亚史，继承乾嘉学派那种实证研究的精华，同时能够吸收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养分，全面整理相关史料，融会既有理论，从更广阔的视域关注朝鲜半岛，回望中国，理解东亚，努力贯通欧亚大陆。[54]
[1] 〔日〕西嶋定生：《六-八世纪の東アジア》，《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2。《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六-八世纪の東アジア》，《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3卷《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東京：岩波書店，2002；《东亚世界的形成》，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选译》第二卷，高明士译，中华书局，1993，第88—103页。
[2] 〔日〕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東京：岩波書店，1993。《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中国と周辺国家》，東京：汲古書院，2006；《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東京：講談社，2008；〔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首版）。
[3] 〔日〕金子修一：《古代東アジア研究の課題——西嶋定生·堀敏一両氏の研究に寄せて——》，（専修大学社会知性開発研究センター《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一），2008；《東アジア世界論の現在》（2015年度駒沢史学会大会記念講演），《駒沢史学》第85号，2016，第67-75頁，特别是金子先生最近在旧作《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会，2001）基础上，改定增补的厚重之作《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史論考》（東京：八木書店，2019）。
[4] 〔日〕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古代東アジアの民族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98（2014年再版）；〔日〕李成市《日本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的再探讨——兼与韩国学界的对话》，王坤译，《唐史论丛》第21辑，2015。
[5] 关于“东亚世界论”的学术谱系，参阅冯立君《东亚抑或东部欧亚？——隋唐东亚关系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成果》，《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冯立君：《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7—41页。
[6] 由于中国或东亚广大区域内部文化与社会发展相当不平衡，当研究者“生活身份”与“研究对象”之间契合时，社会学家称作“在地化”。可参阅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 〔日〕堀敏一：《日本与隋唐王朝之间的国书》，〔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69—88页。
[8] 〔韩〕노중국：《백제의 대외 교섭과 교류》，지식산업사，2012，159-161쪽；冯立君：《百济与北族关系问题》，《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
[9] 〔韩〕申滢植：《百济史》（신형식：《백제사》，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1992）是目前唯一一部《百济史》（不计在野学者）。虽然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多卷本《韩国史》有百济专卷，学者们也合撰过百济史概论，但这些论著出自众手，难以反映贯通的百济史。即便是申滢植《百济史》这部开创性作品，也是专题史，全书实由六大专题构成：百济史理解的展开；文献中出现的百济社会；百济的成长与发展；百济的统治结构；百济的对外关系；百济的文化。作者申滢植还著有《百济的对外关系》（《백제의대외관계》，주류성，2005）、《新罗通史》（《신라통사》，주류성，2004）；《高句丽史》（《고구려사》，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2003）；等等。
[10] 例如，关于近五百年高丽史（918—1392年），目前至少两种大部头的通史行世：金庠基：《高麗時代史》，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85年首版；朴龍雲：《高麗時代史》（上下册），首尔：一志社，1988—1989年首版。前者是按照王代顺序的传统方式叙述高丽时代发展史，后者则是一种笼统划分高丽前期、高丽后期的专题史。
[11]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六《百济圣王本纪》，杨军校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第314页。
[12] （唐）贺遂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全唐文》卷二〇〇，中华书局，1983，第2026页。
[13] 《周书》卷四九《异域·百济传》，中华书局，1971，第886页。
[14] 《三国史记》卷二三《百济始祖温祚王本纪》，第274页。本书除引文外，对于汉魏时代东北的古族古国夫余一律写作“夫余”而不是“扶余”。
[15]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百济》，中华书局，1988，第4990页。
[16]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智证麻立干本纪》，第44—45页。
[17]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韩传》，中华书局，1982，第849页。
[18]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三韩传》，中华书局，1965，第2818页。
[19] 《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中华书局，1975，第907页。点校者将“伯济”改为“百济”。
[20] 王尧、陈践译注：《P.T.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解题》，《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第159-161页。
[21] 冯立君：《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冯立君：《百济与北族关系问题》，《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
[22] 〔韩〕양기석：《백제 문화의 우수성과 국제성》，《百濟文化》40，2009。노중국：《백제의 고대동아시아 세계에서의위상》，《百濟文化》40，2009。배재영：《백제의 부여인식》，《百濟文化》41，2009。
[23] 〔韩〕盧重國：《高句麗·百濟·新羅사이의力關係變化에대한一考察》，《동방학지》28，1981。
[24] 〔日〕井上直樹：《백제의왕호·후호·태수호와장군호-5세기후반 백제의 지배질서와 동아시아-》，《백제학보》25，2018。
[25] 王小甫：《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
[26]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高宗显庆五年条载：“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中华书局，1956，第6321页）。
[27] 《魏书》卷一〇〇《百济传》，中华书局，1974，第2224页。
[28] 李凭：《〈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29]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百济传》，第5328页。
[30] 《新唐书》卷二二〇《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第6198页。
[31] 《抚慰百济王诏一首》，（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第250—251页。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二《唐太宗李世民》，中华书局，2005，第21-22页。
[32]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六《名例》“化外人相犯”条，中华书局，1996，第478页。
[33] 《通典》卷一八五《东夷·百济》，第4990页。
[34] 赵智滨编著《百济历史编年》，科学出版社，2016。
[35] 〔日〕冈田英弘：《日本史的诞生》，王岚、郭颖译，海南出版社，2018，第3-8页。
[36] 〔美〕斯特凡·贝格尔：《面向民族历史编纂学的一种全球史》，《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第1—55页。
[37]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6页。
[38] 2017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中古研究新前沿国际研讨会”，涉及中古的文本性与物质性、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文本与物质制作等议题。中古东亚正处于汉字文化圈的鼎盛时代，所以这些论题对东亚史领域具有启发意义。参阅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9] 〔韩〕유원재：《백제사의 연구현황과 과제》，《백제문화》25，1996。김기섭：《백제漢城都邑期연구 동향과 과제》，《백제문화》44，2011。정재윤：《백제의 웅진도읍기연구현황과 과제》，《백제문화》44，2011。김주성：《사비시기 백제사의 전개과정과신 자료 발견》，《백제문화》44，2011。박윤선：《백제와 중국왕조와의 관계에 대한 연구 현황과 과제》，《백제문화》45，2011。
[40] 周裕兴、丁利民：《中国百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百济研究》第45辑，2007年。冯立君：《韩国与中国近30年百济史研究述要——以对外关系史研究为中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5辑，2014年。拜根兴：《中国学界百济史研究现状与课题——以中国出土百济人墓志铭为中心》，《忠清学与忠清文化》第19辑，2014年。全莹、杨璐：《中国的百济学研究相关略考》，《百济文化》第54辑，2016年。〔韩〕이동훈：《중국 학계의 백제사 연구 동향》，《초기 백제사의 제문제》，동북아역사재단，2018。冯立君：《中国学界百济史新近研究及其反思》，《当代韩国》2019年第1期。
[41] 参阅冯立君：《韩国与中国近30年百济史研究述要——以对外关系史研究为中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5辑，2014年。
[42] 〔日〕今西龍遺著：《今西龍著作集》，東京：国書刊行会，1970年。今西龍：《高麗史研究》，東京：近沢書店，1944年，系“朝鲜文化丛书”一种。
[43] 〔日〕今西龍：《百濟史研究》，東京：近沢書店，1934年。
[44] 〔韩〕윤용혁：《가루베 지온의 백제연구》，서울：서경문화사，2010。정상기：《일제강점기공주 송산리고분의 조사》，《중앙고고연구》10，2012。参阅鄉土史·三島市，https：//www.city.mishima.shizuoka.jp/mishima_info/amenity/rekishi/kyodoshi/kyodoshi.htm。
[45] 〔日〕軽部慈恩：《百済遺跡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1年。
[46] 〔日〕軽部慈恩：《百済美術》，東京：寶雲舎，1946年。
[47] 〔日〕坂元義種：《百済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78年。
[48] 这是笔者的粗略统计。197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交流频仍，互相借鉴，日本也出现了一些宏观视角的百济史研究。
[49]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序言。
[50] 朱渊清：《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7页。
[51] 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与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52]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53] 关于阐释学，近年新论可参阅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涂成林：《历史阐释中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问题——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于沛：《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54] 2019年4月6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三方合办的“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学术会议，作为中国学界第一次百济史专题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无论是就其百济史论题的广泛与深入、百济研究者的代表性、海外同行的关注度，抑或学术与出版的融合度，这次会议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和成果。这次会议预示着中国百济史研究作为东亚史的“新开地”，经过努力开拓和学术积累，或将成为推进区域历史研究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