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百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百济与外部交往史

百济与周边世界的交往多元而丰富。汉魏时代，百济早期与乐浪、带方等边郡交往时，其实是以之为途径吸收中原文明。带方郡故地纳入百济，其实从政治文明传承的角度，极大地促进了百济的飞跃，这和汉唐时代进占中原边郡的东亚诸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百济与新罗、加耶的早期战争与交流，及其随后与高句丽的争雄消长，逐渐使得朝鲜半岛人群之间构成一种秩序圈层，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或者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的合纵连横。因此，百济史学者将其归纳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的力学关系，具有互相牵动的巧妙关系。^[13]包括战争、外交、交流在内的交错互动关系，促使马韩、辰韩、弁韩构成的部落联盟体“三韩世界”经由多极化进入二元化乃至最终的一元化。但是在这一进程完成前，百济等各国都在调动各种资源，提升国力不断与对手竞争。例如，百济对中国将军号的重视，旨在对内将国内贵族纳入王权之下，对外与高句丽、新罗竞雄并反抗倭国对南朝的军政要求。

百济在中国大陆构筑的外交堡垒，同样丰富多彩。最为研究者关注的是百济—南朝之间的文化频密交流，这一方面反映在文献史料的叙事中，另一方面被南京、公州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中典型的是武宁王陵墓室的结构样式，与南朝如出一辙。政治交流的密切与文化传播的深入互为表里，这的确是值得书写的一笔。学者们也从百济在朝鲜半岛争霸出发，提出高句丽、百济大陆外交竞逐的观察视角，为理解百济外部世界联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百济与东晋南朝的亲密关系及其后与隋唐关系日益趋于“实利外交”的变化评判，实际上应以其自身发展来思考，而非中原王朝的立场或百济最终成为第一个被灭亡者的“后见之明”来逆推。百济后期对外策略是自主的，这是一个首要前提。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我并不赞成将其亡于唐朝同其外交政策直接联系对应，毕竟灭亡这一偶然事件中还有军事、政治、地理等变动因素。百济在同一时期与南朝之外的北方政权与民族的交往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因为北方民族并不总是在中原王朝的史籍记载范畴之内，特别是他们与非中原政体的联系就更不易得到记录，因此现代历史研究对此历史实貌缺乏认知是无可厚非的，而目前有一些钩沉辑佚之作已然撬开历史之门，成为先驱研究，这是我们应注意的一面。^[14]

百济在东亚文化传播互动过程的中介角色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这又涉及百济与日本独特的交流样态。无论是在佛教文化还是汉字文化本身，百济成为日本受容中国文化的多种渠道之一。因为百济与半岛内部力学关系中的排斥力，通过海路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有趣而又自然，是积极外向发展的某种折射反映。虽然百济与6世纪之前的高句丽、6世纪之后的新罗相比似乎在对大陆外交上只在南朝交往方面堪称伯仲，但对日本的联系则无疑稍胜一筹。百济后期与高句丽“结盟”，对抗唐朝与新罗，其中倭国也羼入百济一方，二者的政治内在联系强韧，成为影响日本内政以及东亚局势的重要一环：最典型的莫过于倭国将具有质子性质的百济王子护送回百济故地从事反唐运动，并以军事力量协助百济复兴势力，白江口展开的具有决定性的水战，重创百济与倭国势力，导致百济参与力量的覆灭命运以及倭国内政的大崩盘、大转向。百济的最终灭亡，又进一步促使外部力量进入朝鲜半岛的进程加速，具体就是唐朝羁縻府州体系开始直接从半岛自南向北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