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百济核心区及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

百济存续的600多年中，先后有两次规模较大的迁都。第一次是在475年，百济盖卤王在与高句丽的军事战争中被杀，慰礼城沦陷，百济国力遭到重创，文周王被迫将都城南迁至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第二次是在538年，百济圣王主动“移都于泗沘”，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郡）一名所夫里，百济由此还更改国号为南扶余。这两次迁都分别标志着新的时代之开端，学界一般据此将百济史划分为百济以汉城（慰礼城）、熊津、泗沘为都邑的三个时期，称之为汉城百济、熊津百济、泗沘百济。

表1-6 熊津的称呼流变一览

表1-7 泗沘的称呼流变一览

百济的疆域前后变化较大。初期的百济属于三韩世界的一隅小国，还常常受到马韩的支配影响。随后百济即不断拓展，特别是北进。《三国史记》记载，仅在温祚、多娄两位君主时期，百济就曾与“靺鞨”、乐浪作战十余次，在北边修筑马首、石头、高木等城，瓶山、秃山、狗川等栅。1世纪中叶以后，百济即已占领所夫里以北大片土地，雄踞半岛西南。百济将原马韩势力圈都纳入辖境，此后仍不断向四周扩展疆域。1—3世纪，百济对辰韩—新罗始终处于积极进攻的态势中。2世纪中后期攻占小白山（横跨今忠清北道丹阳郡和庆尚北道荣州市的山脉）以南广大土地，3世纪后则对小白山以东新罗国土展开攻击。百济还继续向南部发展，迄至3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弁韩故地的吞并，隔蟾津江与加耶为邻。

在313—314年西晋的乐浪、带方两郡沦陷于高句丽之后，百济国境开始与高句丽相接，百济—高句丽之间的竞逐开始。百济在371年倾举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困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中箭身亡，高句丽南下脚步受到有力阻挡。在高句丽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时期，百济北方领土不断丧失，475年百济盖卤王又在对高句丽作战中兵败身死。在不可避免的迁都熊津以后，百济丧失了居于朝鲜半岛最重要的战略要冲——汉江下游地带，由此在列国争霸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百济后期复被新罗西进所败，国土日蹙。554年对新罗的管山城战斗，百济圣王战死，全军覆没，实际已无能力东山再起。《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载，唐军渡海灭百济后，“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10]，三十七个州二百五十个县的国土规模显然仍是相当广袤的。

概言之，今天韩国国土西半部大体即为百济核心的历史空间，百济人的足迹及其遗产的分布却不限于此（例如中国出土的入唐百济人墓志、日本的百济遗迹），在百济核心历史空间分布的百济王都遗迹和贵族墓葬是百济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见表1-8）。

表1-8 韩国世界文化遗产“百济历史遗迹区”简表

百济文化遗产实际上应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内容相当丰富。其中，物质文化目前多为考古文物（参本书第二编第八部分），制度文化主要是政治制度，学者们常常是在百济政治史领域内对其探讨。这里介绍关于百济的中央、都城、地方制度基本框架，以及百济官员等级规定。在金富轼的时代，已然有“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的喟叹。^[11]幸好中国正史《百济传》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等史籍对此各有揭橥，为一目了然，整合其内容，胪列如表1-9、表1-10所示。

表1-9 百济的内外官、六佐平与五部、五方

表1-10 百济与新罗的官阶区分

百济人的思想文化也是无形的文化遗产。^[12]这指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例如一般思想、宗教信仰、祭祀礼仪等等。百济人的语言和文字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

百济人与新罗人等半岛居民的语言趋同，但存在类似方言一般的差别，百济诸国普遍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近肖古王时期，“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开始进入汉字文明时代。百济的阿直岐、王仁还前往日本传授汉字文化，反映出百济文化的兴盛。朝鲜半岛诸国也存在一种以汉字标记本国语言的吏读文。

百济人很早从中国传入阴阳、五行等思想观念，甚至精通这些思想的学者会被授予“易博士”。百济人与新罗、加耶等国人民一样，存在诸神信仰，除天神、日月神、地神之外，还有始祖神，百济供奉的东明王庙和仇台庙都属于国王先祖神。祭祀天地，同样已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事件。山川、星辰在百济人的心目中也是神圣的。

百济的宗教信仰以佛教尤为盛行。《周书》记载百济“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史载，384年（百济枕流王元年），西域僧人摩罗难陁自东晋渡海来到百济，受到国王礼遇，居住于王宫之中。第二年，他在南汉山建立寺院。圣王时期，佛教继续发展，得到普及：526年，谦益自天竺携归五部律的梵文本，他与二十八位百济名僧将之译成律部七十二卷，谦益本人也因此被视为百济律宗鼻祖。541年，百济圣王遣使入南朝梁求取《涅槃经》。圣王时期的昙旭、惠仁还撰著律疏三十六卷。日本的佛教也来自百济，552年百济西部达率怒唎斯致契等东渡，“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此后，百济经师、律师和其他佛工、画工、冶工、瓦工等技术工匠也相继赴日，为日本佛教传播做出贡献。

除律宗佛学外，百济与高句丽一样，也流行三论宗和成实宗，武王时期的惠现，精通三论，本人虽未入唐，却被唐代道宣列入《续高僧传》。同一时期的观勒，也精通三论，到日本后成为该国佛教界支柱。武王十年（609）渡日的道藏，在日本著述成实论疏十六卷，蔚然有名。百济的佛教流派众多，既有小乘佛教，也有由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成实宗，以及大乘佛教的三论宗。

百济人还创造了优美的艺术，它们或者与思想文化融合为一体，或者表现在佛教造像、建筑、墓葬等物化的载体上，今天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借助考古、文物研究的手段（物质遗存）揭示这些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