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员党性锻炼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健全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了既严肃规范又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生活，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同时，注重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了党性修养的方法，为党的政治建设奠定了良好行为基础。

1．毛泽东：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既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道：“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这就为党内政治生活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有利于保持党的创造力。

2．王稼祥批驳党内独立主义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云等15人参加。王稼祥做党性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深刻指出了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其具体表现是：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军事上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组织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以自己口味作为判断干部好坏的标准；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在纪律问题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在干部问题上，以自己为中心，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王稼祥在分析导致党内独立主义的主客观根源后，最后提出了六条措施，分别是加强教育、及时纠正、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正确地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以及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这一讲话，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种种非组织的错误行为，增强党性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有重要作用。

3.《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增强党性的六条办法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党性问题。为汲取皖南事变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一个有关增强党性的决议。王稼祥根据政治局意见，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区、各部队的报告、文电，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同王若飞合作起草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阅改后定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决定》在列举违反党性的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后，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六条办法：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决定》是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党增强党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4．刘少奇：严守政治纪律是党员和党组织党性的重要体现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党员与党组织能否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并积极主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成为党员与党组织党性意识强弱的重要体现。1941年夏天，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做了题为《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讲演，列举了华中党组织内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并一一加以分析和批评，认为这几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必须在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中来加以坚决反对。就党性与纪律性的关系，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表现在服从党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于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的尊重、执行与爱护上。”将纪律性作为党性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化了党员个体对党组织的服从，是对党性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5．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方面

为宣传解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下半年撰写《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在《报告大纲》中，任弼时对《决定》的内涵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方面：一是以无限的忠诚为党的最高利益（无产阶级利益）而努力奋斗；二是认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作坚决斗争；三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四是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五是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