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与理想信念教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提高党员理论修养作为思想建设的最核心内容。

1．瓦窑堡会议提出“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的思想建党原则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提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对于敞开党的大门后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会议指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这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先锋队”的重大转变和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上的飞跃。

2．张闻天在白区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

1937年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上指出：“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对于大批新的干部的党内教育，现在也成为迫切的需要。”这就进一步强调了思想建党的极端重要性。

3．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时党的思想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员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整理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主要为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而写。《实践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论上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矛盾论》则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从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

在中共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者拘泥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的，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广大党员干部。“两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是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工作水平。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两论”时的题解中就明确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实践论》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社会实践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多种形式，其中阶级斗争给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外界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还是认识的目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实践论》的重点是批判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

《矛盾论》是毛泽东继《实践论》后为同一目的而写的阐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该书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则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实践论》《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武装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4.《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

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决定中国革命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提高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决定》特别强调，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

5．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倡导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同心同德等共产党人价值观

延安时期，着眼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培育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和《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三篇短文，新中国成立后，被合称为“老三篇”。“老三篇”提倡三种精神，一是以白求恩为代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二是以张思德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三是“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而写。1939年11月12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医生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唐县不幸逝世。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所做的讲演。张思德生前是中央警备团战士。1915年出生，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炭窑崩塌而牺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不仅仅是对革命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党员和革命工作者的要求。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的闭幕词。“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讲的是90岁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子孙相继、不畏艰难开山修路的故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从此，“愚公移山”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老三篇”为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树立和倡导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同心同德等价值观，也为后世的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工作者树立了思想和行动上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