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作為「前史」的三種先驅中文報紙

《華僑日報》強調繼承《中外新報》的傳統，而《中外新報》的創辦又與《香港船頭貨價紙》有密切關係，後來《中外新報》改組為《香港華商總會報》，所以《華僑日報》的「前史」共有三種報紙。在香港以至中國報業史上，這三種報紙各具獨特的地位，不過可據的記載很少，有關說法亦存在若干分歧和疑點，而報紙原件又幾乎散失殆盡，無從作有條理的闡述。茲就僅有材料說明各報刊行概況，釐清《華僑日報》的背景。

一、《香港船頭貨價紙》

要從頭追溯《華僑日報》的歷史，就要由香港第一家英文報紙講起。這份西報就是1857年10月1日創辦的《孖剌報》，初期報頭印有中文名稱「每日雜報」。該報最初的出版人是美國商人賴德（George M. Ryder），不過從創刊時起，英國商人孖剌（Yorick Jones Murrow, 1817-1884）即為該報最主要的決策人物，他並於1858年收購了該報的全部股份，早期香港華人習慣上以辦報人的名字作為報紙名稱，所以叫它做《孖剌報》，又作《孖剌西報》²。至於《中國郵報》（The China Mail）則叫《德臣西報》³，《香港電訊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俗稱《士蔑西報》⁴。《孖剌西報》是香港第一份每天上午出版的日報（早刊）⁵，在當時頗有影響。據說該報曾印製《英華字典》，購買過一套中文活字，於是，在英文報紙刊行一個月後，1857年11月3日，就利用那批中文活字另出中文版，名為《香港船頭貨價紙》。周三次刊，逢星期二、四、六出版，單張兩面印刷，大約可容納四千多字的內容，當中只有三四百字為新聞，其餘都為商船往來消息、廣告及通告等。⁶在中國報刊史上，這是最早的經濟類報紙和最早以單頁報紙形式兩面印刷的中文報紙。

現時所見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右上角登有一則啟事：

啟者：此紙係在孖剌處每日所印之新聞紙同館印刷，每逢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為期，遍派香港各舖戶，每月收回銀一大員[圓]。如貴客有事要印落此紙內，務宜早一日走字通知未士孖剌，便妥印刷。唐字價錢如左：一凡每次落唐字者，五十個字已[以]下收銀一員[圓]；倘五十個字已[以]上，每字收銀一個先士。如欲再落者，每個禮拜照前一半算。如意者祈請到本館印刷便是。未士孖剌新文紙館謹啟。

另一則啟事云：

啟者：唐人如有切要時事，或得之目擊，或得之傳聞，不論何事，但取其有益於唐人，有合於同好者，均可攜至本館刻印，分文不取，特此佈聞。新聞紙館謹啟。⁷

這類刊載船期和貨品價錢的資訊報紙，頗受商界人士歡迎，在鄰近地區以至日本，亦受注意。有一說認為，《香港船頭貨價紙》其後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擴充篇幅和內容，但何時改名則無一致說法，多數都說是在1858年，這是根據該報後期的報頭資料，學界殆成定論。另有新說認為，日本於1861年起翻印《香港船頭貨價紙》，改名《官版香港新聞》，除記載船期、貨價外，還有新聞，並加日文註解；還出版日文版，稱為《香港新聞紙》⁸。若以日本翻印《香港船頭貨價紙》一事為佐證，結合其他推斷，則改組為《香港中外新報》是在1864年至1865年間，但此說目前仍欠確鑿憑據。

學者卓南生認為，繼《香港船頭貨價紙》之後，《孖剌報》創辦了一份名為《香港中外新報》的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應該就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他強調以當時香港的情況，《孖剌報》同時印行兩種中文報紙是不可能的，因此兩者應是接續的關係。他又指出，改名《香港中外新報》大概是在1864年9月至1865年4月間。⁹《香港中外新報》起初也是周三次刊，不久改為日刊，白報紙鉛印，出紙一張，除新聞外，還刊載船期、貨價、行情和廣告。據現時所見報紙得知，早期《香港中外新報》，報頭有「並附船頭貨價行情」字樣，且註明「一三五行情紙，二四六新聞紙」。《香港船頭貨價紙》則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出版，當時商戶店舖都很注重「行情紙」，兩報配合起來，由星期一至星期六都可以提供最新資訊，所以有一段時間，兩報同時出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不必要由於《香港船頭貨價紙》仍在印行，而要將《香港中外新報》創刊的年份推遲。換言之，《香港船頭貨價紙》創於1857年；大多數記載都說《香港中外新報》創於1858年，學界至今沒有足夠證據推翻此說。

早在1853年至1856年間，香港已有過一種叫做《遐邇貫珍》的中文月刊，但它採取的是小冊子的形式，因此《香港船頭貨價紙》，作為中文商報的濫觴；尤其是《香港中外新報》，更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近代意義上的中文報紙。該報重視商業消息，受到粵港商人的歡迎，行銷不限於香港一地，可能由於這個緣故，後來報名刪去「香港」二字，而稱《中外新報》。晚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香港中外新報》兩次增加篇幅，可能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刪除了報名「香港」二字。

二、《香港中外新報》/《中外新報》

《華僑日報》視《中外新報》為「史前的光榮」，曾在早期報史論述中隆重其事。吳灞陵於介紹《華僑日報》創辦經過時，就這樣說：

《華僑日報》創刊於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五日（一九二五年），直至現在，已經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在目前的香港新聞界裏，他是一張最老的報紙，因為戰前那幾個老報，像《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大光報》等，都不復存在了，縱使那幾個老報現在依然存在，回溯往史，《華僑日報》也要比《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的歷史為長遠，因為《華僑日報》前身是《華商總會報》，而《華商總會報》的前身是《中外新報》，「一脈相承」，屈指計算起來，《華僑日報》應該有了九十二年的歷史，無論在過去或現在，《華僑日報》都配得上稱為香港最老的一張報紙，甚至是我國最先的一張日報，現在讓我們回溯一下《華僑日報》史前的光榮。

接着吳灞陵根據以前在《中外新報》及《香港華商總會報》工作、當時仍在《華僑日報》服務的老職員梁君談述，交代了《中外新報》創立的經過：

最初，《孖剌報》要印刷一本中文的商業人名錄（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是印刷中英合璧字典），叫首飾店雕刻了一批中文活字，字體像今天的四號活字一樣大小，這種活字一天一天的多起來，而在商業人名錄出版之後，便毫無用途。當時，我國有名的外交家伍廷芳先生還在《孖剌報》服務，因而建議利用這副活字，出版一張中文報，報方認為可行，於是就聘請伍氏主持這一事業，因為西人對於經營中文報紙，完全沒有辦法，而且，在當時，香港還沒有任何中文日報，辦起了更不容易，所以，名義上是《孖剌報》所有，實際上是中國人主辦，所有一切營業權利，都屬於中國人，《孖剌報》每年只享有若干權利以為報酬而已。¹⁰

文中有幾處內容需要澄清，首先，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創辦年份，此處作1858年，學者卓南生則認為是在1864年至1865年間，待考。其次，《孖剌報》要印一本中文的商業人名錄，此說較戈公振謂該報要印刷中英合璧字典為可信，因為香港印行中英雙語辭典是1860年代中的事。具體地說，羅布存德（William Lobscheid）編印的《英華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於1866年至1869年分四冊出齊；他另編有《漢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則於1871年出版。¹¹無論《香港中外新報》是在1858年抑或1864至1865年間創辦，都是在雙語辭典出版之前，報館製成的活字「毫無用途」之說，是不存在的。再者，伍廷芳確曾參與《中外新報》的出版工作，不過是在1860年代，因為1858年《香港中外新報》創刊時，伍廷芳只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仍在聖保羅書院讀書，至1861年才畢業。《孖剌報》請伍廷芳主持《香港中外新報》，應在1861年以後；該報另外一個重要的主持人是黃勝（1828-1902），他曾留學美國，但一年後因病返港，先後在《德臣西報》和《孖剌西報》工作，從事編輯和翻譯，精通印刷技術，《香港中外新報》創辦時，黃勝無論在年齡上，還是在個人經歷上，都要比伍廷芳佔優勢。¹²

上面提到這位縷述《中外新報》歷史的梁君，叫做梁德同，曾在《中外新報》服務，其後又在《香港華商總會報》工作，《華僑日報》創刊時起，即任體育記者等職，至1966年4月去世，享年七十三歲。¹³據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份應為1893年；他從事新聞工作凡四十餘年，大概是在《中外新報》停刊前兩三年服務於該報。

二十世紀初年，《中外新報》以勇言著稱。據載：

《中外新報》之在當時，便具有大無畏精神，積極發揮言論的力量，著名的主筆有陸伯洲（文昌舊侶）、林孝充、林燦如、潘惠儔、譚荔垣等，他們都有一枝犀利的筆，不畏強權，痛加攻擊。陸伯洲擅長駢體文章，不論小說社論，都寫駢文，一度和《有所謂報》的名記者鄭貫公筆戰。當時因華僑抵制日貨，民眾放火焚燒日本商店，香港當局認他有煽動行為，勒令出境，但因讀者都愛讀他的文章，因此他仍然從廣州寄文章來登。潘惠儔的文章也極犀利，有一次痛論段祺瑞當國的不是，題目是：〈誅段祺瑞之首懸於都門〉，十分激烈，極得讀者同情，可是後來為香港當局控告，罰了報館一百元。¹⁴

《中外新報》的全盛時期是在民國初年。廣東軍閥龍濟光（1867-1925）倒行逆施，大失民心，該報對龍濟光的施政大加抨擊，深受廣東人民歡迎，銷量大增，超過一萬份，最風行的時候出紙二萬數千份，搭廣州《世界公益報》印刷。¹⁵但因經營無方，以致經濟拮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報社在參戰問題上持反對意見，被香港政府罰款，股東紛紛退出，財政更為困難。當時龍濟光已退守海南島，但仍力圖恢復其勢力，遂出資收買該報，為他製造輿論。《中外新報》接受津貼後，由反龍變為擁龍，讀者越來越少。其後龍濟光被逐出海南島，該報經濟告絕，只得停刊，而由香港華商總會接辦。¹⁶

1919年初，香港華商總會舉行同人聚會時，主席劉鑄伯（1866-1922）指出會中各項消息的傳遞，殊有不便之處，提倡創辦報紙，以廣宣傳。稍後召開的額外敘會，正式通過此案，並建議承頂《中外新報》，試辦一年，如有成績，再行續辦。起初撥出一萬元為開辦費，後因不敷應用，而要增撥五千元。印刷方面，由華商總會與《孖剌西報》簽訂合同，附於該西報館之內。報紙原本擬用有限公司名義出版，但經法律審查員研究結果，認為須用華商總會名義方合，因此任馮承焰（煥如）為督印人，並以華商總會司庫李葆葵、副司庫馮平山及司理葉蘭泉等人具名擔保。當時純為興辦一種通傳消息的商報，不涉黨派政治意味。¹⁷

三、《香港華商總會報》

《香港華商總會報》創辦之初，仍與《中外新報》保持合作關係，報上印有Incorporated with the Chung Ngoi Sun Po(Chinese Daily Press)字樣，意謂與《中外新報》聯合出版。《孖剌西報》的館址，最初是在鐵崗（原稱忌連拿利，現稱己連拿利），後來搬到大道中勝斯酒店和公主行之間的巷裏，再搬到德輔道中10A現在東亞銀行大廈所在的地址。由於東亞銀行收回屋址，《孖剌西報》搬往銅鑼灣，《香港華商總會報》則遷至乍畏街，自己設置印刷機器，獨立經營，從此不再加上「華商總會報中外新報聯合刊」字樣。¹⁸

根據香港華商總會的記錄，得悉《香港華商總會報》與《孖剌西報》聯合辦理達四年之久，至1923年間，聯辦之約已滿，是時適《孖剌西報》須遷址，華商總會乃集資一萬五千元，購置印刷機器，自行出版，推舉李亦梅、胡少蘧負責辦理。初時營業成績一般，後來始漸有所改善。¹⁹

《香港華商總會報》作為全港華商的喉舌，報導商務消息，意義極為重大，成績亦佳。當時中文報章所載的香港新聞，只用唯一採訪員梁晉明的通稿，沒有專訪；《香港華商總會報》因試出晚刊，特聘專員採訪，首創專訪，此後各報才陸續跟隨。直至1925年，華商總會覺得虧蝕太大，無意繼續辦報，於是把全盤生意（包括機器和鉛字）出讓，由岑維休等人集資頂受。據說該報的負責人因與岑維休相識，所以建議他把報紙買下來。²⁰但初時仍沿用《香港華商總會報》名稱繼續出版，大約兩個月後，報館始由乍畏街遷到荷李活道，改出《華僑日報》。²¹

總括來說，香港華商總會在會長劉鑄伯的提議下，接手了《中外新報》，改出《香港華商總會報》，由馮煥如任督印人，聘李大醒為總編輯。該報自此成為一份工商社團創辦的報紙，面向香港華商和海內外商人，主要刊登經濟新聞、商業消息，並延續《中外新報》的傳統，載錄貨價行情和船期信息。《香港華商總會報》曾試出版晚報，是本地日報兼出晚報的先例；該報還特聘專員採訪，首開本地中文報紙專訪的先河。²² 1925年中，《香港華商總會報》改為《華僑日報》後，得該報同意撥出篇幅，刊登華商總會各項通告，因此《華僑日報》上社團消息特多，且成為持續數十年的傳統，直至該報停刊為止。²³（表1）